戴高乐与丘吉尔之间，慢慢地产生了一些看不见的裂痕。有一件突如其来的事情，差点儿使戴高乐同英国政府反目。那是1940年底，戴高乐从非洲回到伦敦，非洲之行虽然谈不上一切顺利，但无论如何也为1941年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一个很不错的基础。然而就在元旦那天，新任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要求戴高乐火速到伦敦会面。艾登见到戴高乐时告诉他，自由法国驻英最高司令爱米尔·米塞利埃海军中将与贝当伪政府勾搭，并企图将英法联军的军事情报透露给贝当驻北非的司令官达尔朗。但这个军事情报被英国情报机关截留。艾登说，丘吉尔认为此事很严重，他在报请内阁批准后，下令逮捕了米塞利埃。
戴高乐听完以后，满心孤疑，他对艾登说，英方手里的情报是否确实很值得怀疑，并没有足够证据，而且英国竟然事前不打招呼就强行逮捕了一名法国的海军中将，起码是粗暴无礼的。戴高乐要求立即释放米塞利埃，他亲自到伦敦警察厅看望了被囚禁者并确信英国情报机关截留的所谓“情报”纯系捏造。
l月8日，戴高乐召见斯皮尔斯将军，强烈要求在24小时内释放米塞利埃，并给他赔礼道歉。否则，自由法国就和英国“断绝关系”。据说，斯皮尔斯承认确实搞错了，“情报”也的确是假的。第二天，丘吉尔和文登在唐宁街10号会见戴高乐时，正式表示歉意，并且保证立即释放米塞利埃。
1941年5月19日，戴高乐委派勒内·普利文作为自由法国的全权代表到达华盛顿，争取同美国建立经常性联系，要求美国总统罗斯福及时向喀麦隆、乍得和刚果派驻空军，自由法国控制下的太平洋属地也可以为美国提供便利。因为美国一旦参战，它必须以非洲为基地，才能向欧洲进攻。但是，普利文6月到达华盛顿后，却受到冷遇。罗斯福认为，贝当出任法国总理无非是政府领导人的更迭，这无碍于对希特勒的斗争。相反，对于流亡国外坚持抵抗斗争的戴高乐，却认为不可信任。在总统罗斯福、国务卿赫尔等人的眼里，戴高乐不过是一个“暴发户”，自由法国是一个没有代表性的“非法团体”，在涉及法国利益的问题上就不能同它打交道。
一次，美国国务院准备同普利文和英国驻美使节讨论美国支援英法抗德战争的问题。美国国务院提出，普利文只能以“专家”名义，而不能以自由法国代表身份参加。普利文向戴高乐报告了此事后，戴高乐当即复电普利文，指示他坚持原则，一定要以自由法国代表的资格参加会谈，否则就拒绝出席。戴高乐指出，自由法国需要的是作战物资，而不是医疗用品之类的救济品。
经过斗争，美国终于作了一些让步。9月，赫尔宣布美国和自由法国之间有共同的利益。10月，罗斯福也不得不转变对自由法国的态度，他致函斯退丁纽斯，决定把租借法案的受惠范围扩大到自由法国。
至此，美国和自由法国总算建立了某种关系，戴高乐终于可以在租借法案范围内得到一些美国提供的作战物资。
戴高乐感到，自从美国在战争舞台上正式登场以来，盟国间的关系更复杂了。每当自由法国同英国或美国发生摩擦时，英美总是站在一起。戴高乐不可能摆脱“一对二”的局面。
1942年5月21日，美国新任驻伦敦大使约翰·怀南特拜会了戴高乐。事后，艾登向戴高乐透露，美国可能正在考虑对自由法国全国委员会的态度。7月9日，美国果然发表公报，承认自由法国是法国抗战力量的象征，美英两国政府认为，法国政治前途将在自由和没有强制的条件下决定。公报虽然措辞含糊，但也能表明罗斯福不能再完全忽视戴高乐的存在了。
7月中旬，戴高乐决定把自由法国改名为“战斗法国”。这时法国国内的抵抗运动已开始承认戴高乐，愿意接受他的领导。
在以后的几个月里，罗斯福一直在玩着排斥戴高乐的把戏，11月8日，艾森豪威尔指挥的英美联军背着戴高乐攻入北非，在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登陆，于是卡萨布兰卡、奥兰、阿尔及尔的维希政府驻军被击溃。11月11日，正在阿尔及尔的维希政府外交部长弗朗索瓦·达尔朗与美国的克拉克将军签署了停战协定。
令人不解的是，罗斯福居然让达尔朗留下来继续担任在北非的法国代表，原来维希政府派驻的总督诺盖斯等军政人员也一概留任。同时，把来到阿尔及尔的法国五星上将吉罗安排为达尔朗的第二把手。显然，罗斯福根本不想让准备到阿尔及尔来的戴高乐插手。
圣诞节前夜，达尔朗突然被暗杀。吉罗立即接任。在罗斯福支持下，吉罗准备成为法国海外抵抗运动的总代表。
本来，罗斯福在阿尔及尔亲自导演的事件就是对戴高乐的极大冒犯。现在又想让吉罗出来取代戴高乐。这对戴高乐来说，将是更大的挑战。
戴高乐认为，战斗法国的力量已经布满赤道非洲和地中海东部地区，要打回欧洲，解放法国，就必须进入北非，而且这是他1940年6月出走伦敦以来一直为之奋斗的。为此目的，他可以和吉罗合作。吉罗到达阿尔及尔后，戴高乐多次主动写信给他，建议为建立一个统一的抗德运动进行磋商，但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把战斗法国湮没在吉罗领导的运动里。
1943年1月，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卡萨布兰卡举行会议，讨论战局，决定盟军究竟是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还是先在西西里岛登陆。
根据罗斯福和丘吉尔的安排，吉罗先到了卡萨布兰卡。丘吉尔和艾登出面邀请戴高乐也到摩洛哥来与吉罗会面。开始时，戴高乐严辞拒绝，表示他同吉罗会晤与否和在哪里会晤，是法国人之间的事，用不着“盟国高级法庭”来安排。经丘吉尔一再劝说，戴高乐于1943年1月22日来到卡萨布兰卡。他第一次见到了罗斯福，也同吉罗进行了谈判，但丝毫未改变原先的立场，不愿同吉罗平分领导权。罗斯福则固执地认为，法国抵抗运动的领导权既不能交给吉罗，也不能交给戴高乐，而是要用吉罗来平衡戴高乐。比较而言，罗斯福更喜欢吉罗一些，因为他认为戴高乐傲慢偏执，根本不把美国放在眼里。他甚至认为，想不出另外一个人比戴高乐更加靠不住的。罗斯福几乎是强制性地让两个政敌握了手。两个人握了手，也照了相，但是问题却一点儿也没有解决。
1943年4月10日，吉罗向戴高乐提出一项奇特的建议：在阿尔及尔建立法国“海外领地委员会”，吉罗和戴高乐都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但是委员会不具有实际的政治权力。对于这个毫无意义的建议，戴高乐决定不予理睬。
4月15日，战斗法国全国委员会通过决议，一致拥护戴高乐提出的成立一个拥有实权的执行委员会的主张，由戴高乐出任主席，以吉罗为总司令的那部分法国军队置于委员会的领导之下。全国委员会宣布，戴高乐将以全国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前往阿尔及尔视事。这就是说，戴高乐的总指挥部将从伦敦迁到阿尔及尔。
经过几年的奋斗，戴高乐的实力和影响有了突破性的发展，他已成为国内外公认的抵抗运动的领袖和旗帜。北非各地都通电支持战斗法国。战斗法国在国内的影响也迅速扩大，戴高乐派往国内的抵抗运动的代表让·穆兰到5月中旬，已组成了包括各种派别的全国性抗战运动委员会，委员会表示拥护戴高乐，要求迅速在阿尔及尔成立以戴高乐为主席的临时政府。
相形之下，吉罗显然势单力孤，在这种情况下，吉罗于5月17日邀请戴高乐前来阿尔及尔，共商成立中央权力机构的大事。5月27日，让·穆兰主持召开了全国抗战运动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以正式声明的形式宣告一个以戴高乐为主席的临时政府将在北非成立。英国和美国的广播电台转播了这项声明。
6月1日，戴高乐向法国记者公布了一项声明，宣布将尽早成立一个法国中央政权，以领导全国的反法西斯战争，这个政权将享有真正的主权。第二天，他本人、卡特鲁将军、马西格利和菲利浦就将同吉罗将军举行会谈，讨论成立法国中央政权问题。
尽管还有许多困难，但胜利已经不远了。
戴高乐把他的指挥部搬到阿尔及尔，是为了准备解放法国。为了解放法国，就必须把反抗法西斯的组织和力量统一在他的领导之下，而为了统一，首先必须战胜吉罗。
戴高乐5月30日抵达阿尔及尔机场时，吉罗已经等在那里了，前来欢迎戴高乐的还有英国和美国驻北非的代表。戴高乐和吉罗的第一次谈话是在从机场到官邸的汽车上进行的。气氛有些尴尬。戴高乐告诉吉罗，他准备派哪些人参加会谈，然后问吉罗这方有些什么人出席。戴高乐以十分坚定的口气对吉罗说，无论如何，到现在还留在吉罗身边的那些维希分子一个也不能留在未来的中央权力机构中。戴高乐指的是维希政府驻阿尔及利亚总督佩卢东、驻摩洛哥总督诺盖斯和驻西非总督布瓦松。
下午4时，戴高乐到邮政广场向死难者纪念碑献“洛林十字”，聚集在那里的数以千计的群众热情地向他欢呼。此时，戴高乐的心情是乐观而自信的，他的事业已经有了坚实的基础。吉罗能有何为？他坚信，把那些维希政府派的“总督”赶走，迫使吉罗接受他的领导，是天经地义的，能够办得到的。只是吉罗背后站着罗斯福，不会轻易就范，还需要一步一步地来。
戴高乐决心对罗斯福的干预不予理睬。31日上午，戴高乐和吉罗如约来到弗罗兰坦中学举行会谈。戴高乐提出两点建议：第一，军队必须服从政府，如果在作战中由于与外国军队共同行动而需要受外国将军的指挥，也必须由法国最高当局的命令来决定。第二，不承认维希政权，所以必须解除几位“总督”的职务。吉罗则坚持军队有独立于政府的领导权，表示绝不能解除维希分子的职务。但是，会谈的优势不在吉罗一边，让·莫内想从中调解，戴高乐一方的代表态度一致，附会吉罗的只剩下乔治一个人了。戴高乐取得了第一个回合的胜利。6月3日再次开会，吉罗接受了戴高乐的主张，正式成立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它享有最高权力，军事力量置于这个委员会的领导之下，在委员会向将来组成的正式的临时政府移交权力以前，负责制定国家法律，确立国家政体。会议还决定，三位维希政权的总督都将去职。
但是，这个机构美中不足的是戴高乐和吉罗都是委员会的主席，是一种“双头领导”的怪现象。戴高乐断定，英国和美国还会给他制造麻烦，还没有取得全胜。
丘吉尔突然在阿尔及尔露面了，艾登也来了。6月6日，丘吉尔邀请戴高乐、吉罗和委员会其他委员出席“乡村”宴会。丘吉尔警告戴高乐说，如果吉罗被“吞并”，英美就要采取“一些措施”。有罗斯福和丘吉尔的撑腰，吉罗还不想交出军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