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本地报纸副刊读到一则妙文，题目是《一个三十岁男子的温柔白日梦》，说某天在路上忽然拣到五十万元，又某一天忽然中了头彩得了五百万，或者某一天忽然被任命为部门经理。真是白日梦想。但我却并不觉得这位三十岁男子有什么不好，最起码他很有趣，敢于幻想，敢于做白日梦。
可能世界上还有少量人生活在玄想中，但更多的人已经被现实淹没，或淹死于官场，或沉没于股市，或沉醉于女色，总之已经没有时间来关心精神、灵魂或者人类应该朝哪里去想这些问题，整个人类正被工业化、商业化、城市化、信息化浪潮裹挟着，无法挣脱。越是这样越显得那些靠玄想过日子的人的可贵。
我无意间接触到《基督城》，但我早知道有《乌托邦》一书，而且听说过这是“空想”的代名词。另一本空想社会主义著作《太阳城》我也读过了。我敬佩于这三位空想社会主义者，并不是因为他们直接影响了后来的社会主义，而是他们超脱现实，把空想当成实现个人价值和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手段，一定意义上说，他们活着的全部就是空想，而空想成就了他们一生的事业。，相比之下，我们东方人似乎不屑于空想，即使空想也想不出什么正统的玩意儿，诞生于印度的佛教，充其量为人类设置了一个到死才能到达的理想国，而我们中国，只有吴承恩的一部《西游记》，把空想发挥到一个极致，而且不过是现实世界的翻版。归总一句话，东方的空想都不具有建设性，在我看来，东方人简直就是不会空想。
托马斯·莫尔显然是一个空想高手，但可以肯定地说，他的空想得益于他遇上了好时代——文艺复兴。如果文艺不复兴，依然是思想禁锢，神权高于一切，人类不过是上帝手上的玩意，再好的思想也难以爆发，也无处表达。在莫尔之后二百五十年，一位出使西方的中国人叫刘锡鸿，他从广州出发，一路上经过马六甲、红海、苏伊士运河（刚刚开凿）、地中海、直布罗陀海峡直到现代文明的发祥地伦敦，每到一处几乎都像发现新大陆一样新奇，直叹泱泱五千年的文明古国没有文明，缺少法制。在伦敦监狱，当他看见犯人生活井然有序，直叹：“英人育成人才，用心为良苦矣！”尤其在监狱楼道上，他看见了一件新鲜东西天平，发生了好奇之心，一打听才知道是供犯人用来秤肉的，“有以肉少为嫌者，则面衡示之，昭均平也”。这真是千古所未闻者也。这样的好事亏得谁想出来啊！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想不到怎能做得到？刘锡鸿所见当然早在“乌托邦”
时代就已经勾画出来了，只是中国既没有这样的现实，也从来没有这样的空想。
长期以来，我们已经习惯生活在不思想的状态中，拿教育来说，孩子从小学开始，就没完没了地做作业，做得眼睛近视，背驼腰弯，一个老师从星期一到星期天都在课堂上讲课，没有人问一问这是为了什么，没有人来管一管这是否合法。只有这种晨昏交替的无意识行为，只有这种只问考试成绩而不管民族未来的麻木，只有这种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现实，没有一点超脱现实的思考，没有一点浪漫情怀的空想。
空想其实是检验有无人道的一个标尺，对现实不满才会去空想，希望过得更好才会空想，坚持以人为本，相信人的力量，力求满足人的情感和兴趣，才会空想。我以为，空想着，是幸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