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要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目标。必须减少从事第一产业——农业的农民数量，提高生产率，增加农民收入。这是许多农业专业学者的共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锡文这样解释：“为什么农产品的市场饱和状况，在中国人均GDP不到900美元就出现了，而发达国家人均GDP3000美元时才出现呢？很简单，农民人口多，消费水平低。”不难想象，如果大多数农民永远停留在土地上，农业的效益就永远难有大幅增长，农民收入水平就永远难有大的跨越，农村消费市场就永远难有大的起色，中国城乡经济就永远难以迈入相辅相成、可持续发展的阶段。
因此，农村奔小康，农民要减少，必须使更多的农民离开土地。2001年，我国第一产业就业人数为3．65亿人，占全部就业人数的比重仍然高达50％，没有达到20％以下这一国际标准；而同年我国城镇人口所占比重为37．66％，也没有达到60％以上的国际标准。专家们说，未来20年，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要把2．2亿农业人口转移到第二、三产业就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卢迈研究员在日前谈到这个问题时指出，促进农民增收和农业发展的最有效途径就是城市化和产业化。简而言之，让农民富起来的最好办法就是让农民变成市民。
从以往养活农业人口，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出路有两条：进厂、进城。进厂是到乡镇企业就业。由于近年来乡企进入调整期，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呈下降趋势。和1996年相比，2001年全国乡企解决农村劳动力就业的人数减少了大约500万人。
进城打工挣钱，已成为当代农村有志青年的潮流。相对农业生产来说，城里钱好挣，而城里根难扎。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尹成杰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要大力推进城市化进程。从中国的国情来说，广大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根本出路在小城镇。因为小城镇生活、生产成本低，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强。于是，大部分农民进城淘金之后的首要选择，是回乡创业。这其中，一部分回到了乡里，一部分回到了家乡的小城镇。事实上，小城镇已成为继乡企之后，中国农村又一道亮丽的风景。1990年到2001年的11年间，全国平均每年新增小城镇800多个，每年转移农村人口约1000万人，10年超过1亿人。这里，我想就“农民变市民的步子再快些”这个问题谈点看法：
第一、农村流动人口对国民经济发展有没有好处？
大家知道，改革开放开始前，我国的产业政策就是片面强调重工业的发展，农村的任务被严格地限定在保证对城市的粮食供应上。为了保证该任务的完成和减轻城市的压力，政府采取严格的措施人为地阻断城乡人口流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开始了民流动。1992年后，随着资本和土地市场开放力度的加大，中国出现了新一轮的农村劳动力流动热潮。据统计，1993年的农村劳动力流动人口共有6200万，其中跨省流动为2200
万。到1995年，这两个数字分别猛增到7500万和2500～2800万。而现在的农村流动人口总数大约是8500万到8600万之间。
可以说，改革开放的力度越大，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农村劳动力流动的规模就越大。20年以来，流动农民对整个国民经济所做贡献的总值可能永远无法被准确地计算。农民离乡进城务工是中国城市化的独特方式，也是我国工业化进程加速的必然结果。具体来说：
一、农村流动人口所创造的价值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报告估计，这种二元结构转化给中国经济增长提供的额外动力，可以占到全部新增动力的16％，带动GDP增长1个百分点；而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教授们则把这种拉动作用归结为占GDP增长率的2到3个百分点。
二、农民进城所带来的规模庞大的廉价劳动力，为国民经济提供了重要的积累渠道。
这主要来自农民工与城市职工在收入水平上的差别。近10年来，中国的物价几乎翻了2倍，而进城农民的名义工资的增长却极为有限。根据2000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在除去农业和饮食等极个别行业之外的领域，国有企业职工的平均收入都明显高于农村转移劳动力收入。这种收入差大约占后者的32％左右。如果再把城市职工所享有的福利收入计算在内，则城市工收入比农民工收入高137％。由于大量使用农民工所节约的生产成本大约占GDP的8％到9％。这种贡献作用与过去农民通过粮食差价为国民经济积累做贡献，在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的。
三、促进地区产业结构调整。
在农村劳动力的流入地，农村劳动力和资本要素通过成功的融合，加速了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外向型经济的飞跃或发展。而在其输出地，劳动力流出已成为农民就业和增收的主要途径，并且带动了农村知识和观念的更新进步。这在很大程度上延缓了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四、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对于促进城市福利制度改革的作用也不可小视。
随着大量农村人口拥入城市。我国的劳动力市场正在向合理化的方向发展。当然，这种流动也造成了一些不稳定的现象。但我们应该意识到，如果还像过去那样堵死城乡人口流动之门，那些被体制压抑很久的不稳定因素只会以更激烈的方式表现出来。
第二，进城农民在城市中的边缘化问题怎样解决？
所谓边缘化问题，就是大批的流动农民在城市的生产和生活状况是远远不能让人满意的，诸如职业不稳定、居住无合法身份、教育权得不到保障、生活水平低下……，最集中的体现就是对进城农民的就业限制和身份约束问题。很多城市为了维护市民的利益，对农村流动人口规定了颇多的歧视性限制。例如辽宁某经济水平比较高的城市就曾经公开宣布，可以在3天内给该市所有下岗职工安排工作，主要途径就是通过清退农民工实现的。诸如此类的办法不但于理不通，而且往往是两边不讨好，农民腾出的工作岗位，市民大多不甘于从事，以高成本的劳动力取代低成本。
的同质劳动力，在经济上完全不现实；总量控制、遣返农村劳动力，根本无法阻止农民继续流动，而且白白付出了流动成本。并在社会心理上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因此，卢迈研究员呼吁。从政府部门到整个社会，都应该对流动农民的边缘化问题给予充分重视，并努力加以解决。如果任由这种边缘化趋势发展，那只会挫伤经济发展的积极性，并将付出巨大的社会成本。为此，他建议，只要进城农民有稳定的职业，有能力交纳社会保障费，他们所在的城市就理应给他们市民的相应待遇；承认他们的居住权和受教育的权利，并在收费标准上和市民统一。惟有如此。才能给农村劳动力以安全感，真正把他们吸纳成为推动城市进步的内在稳定动力。
第三，农民变市民，很大的出路是发展小城镇，那么，小城镇能否挑大粱？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段应碧认为，在中国。要转移农村劳动力，减少“农民”，发展小城镇是一条根本出路。他鼓励各地的试点小城镇，大胆试，大胆闯。他也希望各有关部门要支持小城镇的改革与创新，特别是突破现有管理体制的某些方面，要用发展的眼光，实事求是，网开一面。
当前，各级政府在推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采取了十分积极有效的措施，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绩。但是在一部分人和少数地方，对于推进城镇化的认识上有一些偏差。如错误地把城镇化单纯理解为城镇建设，不惜举债和增加摊派，不切实际地搞城镇建设；有的地方不顾当地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盲目下达指标，修广场、花园、办公楼和大马路，抬高了城镇建设的成就；有的忽视了农民进城就业、企业投资都需要较低的门槛条件。有的专家认为，如果按人头算，人均投资低于5万元以下，将难以建成真正意义上的小城镇。要建，也只能是几座小区、几处花园。没有产业、没有后劲的“四不像”。全国目前有乡镇超过4万个，即便是建制镇，也超过2万个。假如都按上述标准建设小城镇，按现有国力和农民的财力，将是空中楼阁。国务院体改办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在《人民日报》2002年12月15日撰文，题目是《发展小城镇是城镇化的重要选择》。他在文中讲了如下意见：加快城镇化进程，首先要解决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和定居的问题，使相当一部分农村劳动力从传统农业中脱离出来，逐步向城镇集中。通过减少农民，增加农村人均占有农业资源，提高劳动生产率。通过增加城镇居民，增加对农产品的商品需求和工业制成品的需求，达到农民增收的目的，并带动国内消费需求的增长。
加快城镇化进程特别要注重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农村迅速崛起的小城镇，成功经验的重要一条就是80年代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正是由于乡镇企业的发展，使农民增加了收入，可以有条件进城谋生。乡镇政府有了充足的公共收入，可以进行城镇基础设施建设。
加快城镇化进程，应允许农民自由地进城择业、务工经商。
近些年，有8000万到1亿左右的农民外出到各地城镇打工，现阶段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来源是外出打工工资。只有放开农民进城务工就业，取消各种不合理限制，才能使农民有稳定的收益，逐步地适应城市文明，为农民最终在城镇的沉淀，完成作为城镇居民的转化创造精神和物质的前提和条件。
加快城镇化进程要促进在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协调发展，特别是要重视小城镇的发展。从转移农村人口的目标出发，大中城市的生活成本和就业成本远远高于小城镇。从现实情况看，农民外出打工的工资很难支撑农民在各类城市的定居生活，而且城市国有企业下岗职工面临的困境、社会保障支付的压力以及现在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水准，都在不同程度上拉大了农民进城定居的门槛。而小城镇和农村具有天然的联系，小城镇是乡镇企业和民营的中小企业的载体，基础设施条件不高，对于农民进入的门槛相对于各类城市要低得多。
此外，专家们还强调，小城镇要建起来，并且能够可持续发展，必须依靠有潜力和前景的产业作为支持。小城镇经济是小城镇生存的基础，小城镇经济是小城镇发展的动力。2002年12月7日，由国务院体改办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牵头，召开的小城镇建设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系的座谈会上，与会的全国12个小城镇，无不各具特色，各有产业。竹林靠的是耐火材料和药材，布吉则是农产品市场，白沟的“法宝”是各式箱包……
奔小康首先要更健康
中国人挣钱为了啥？千百年来中国人的回答是，为了养家糊口，为了吃，为了能生存下去。而今天，中国城乡居民渐渐远离了每天为“吃饭”而辛苦劳作的生活，开始了一个多元化消费的时代。富裕起来的中国人越来越“敢”花钱了。他们说，奔小康首先要更健康。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许多人都意识到了“防病胜于治病”的道理。花钱购买一种现代化的生活方式，花钱购买健康的人越来越多。体育场馆爆满，体育用品热销，健身房越来越多，保健品的广告随处可见，这一切都说明人们越来越注重健康。北京平均每个人一年用于体育健身的消费达到800多元，不少人一年的健身费用接近5000元。这些足以说明，健康消费已经成为人们消费的新时尚。上世纪80年代人们比富态比肚子，90年代人们比房子比车子，21世纪人们比健康比身子。不少人赶健康时髦，上班下班走起来，上楼下楼爬起来，旅游徒走“甩”起来。随着人们物质生活的丰富和健康意识的不断提高，我国人口寿命也随之增长。“人生七十古来稀”，而最近统计，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已达71．4岁。比世界平均水平高5岁。如今，人们可以看到很多老人依然精神矍铄地参与各种社会活动。——这一切如实反映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客观实际。人是小康社会发展的活动主体，也是小康社会最宝贵的资源和核心动力，人的多层次需要的满足，人的整体素质的提高，人的全面发展，是小康社会发展的根本价值取向。
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目标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崇高社会理想。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社会不仅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不断发展的历史进程，也是一个从片面发展向全面发展逐步推进的过程。他俩在《共产党宣言》中把人的发展概括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所谓人的全面发展，并不是指单个人的发展，而是指全社会的每一个人的全面发展，在人与自然、社会的统一上表现为在社会实践基础上人的自然素质、社会素质和心理素质的发展。人的发展不仅应当是全面的，而且应当是自由的。马克思称之为“每一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或“自由的全面发展”。人的“自由发展”是指人作为主体的自觉、自愿、自主的发展，是为了自身人格完善和促进社会进步而发展，是把人作为目的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