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实行的“大包干”，当年就收获13万多斤粮，相当于1955年到1970年的15年总和，第一次向国家交了4万多斤公粮。农民编了顺口溜颂“大包干”：“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从1980年到198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平均增长15．1％，全国农业总产值平均递增7．7％。这一时期是我国农业增产、农民增收最快的5年。1980年4月2日，邓小平说，对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穷困的地区，政策要放宽，使他们真正做到因地制宜，发展自己的特点。要使每家每户都自己想办法，多找门路，增加生产增加收入。政策为农民欢迎了，即使没有多少钱搞农业投资，只要群众的积极性发挥了，各种形式的经济、副业发展了，农业增产的潜力大得很，发展余地大得很。1981年6月12日，邓小平说，这两年我们农业情况比较好，主要是因为政策见效。农民政策的核心是，尊重和扩大生产权、农民的生产自主权，建立责任制，这就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有些过去很困难的地方，一二年内翻了身，过去依靠国家贷款，吃返销粮，现在已经能自给。1981年11月19日，邓小平说，现在我们农村的情况最好。这几年并没有增加机器，也没有增加投资，但政策对头，农民收入确实成倍增加。1985年4月15日，邓小平说，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做起的，农村改革的内容总的说就是搞责任制，抛弃吃大锅饭的办法，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为什么要从农村开始呢？因为中国人口的80％在农村，如果不解决这80％的人的生活问题，社会就不会是安定的。工业的发展，商业的和其他的经济活动不能建立在人口贫困的基础之上。农村改革经过3年的实践证明是成功的。现在农村面貌一新，90％的人生活改善了。还有10％的生活差一些，但也不难解决。
再如对待雇工问题，原来在干部群众中议论很大。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讲：“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决了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1页）过了8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又提起这件事。他说：“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100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你这一类的问题还有不少，如果处理不当，就很容易动摇我们的方针，影响改革的全局。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长期保持稳定。当然，随着实践的发展，该完善的完善，该修补的修补，但总的要坚定不移。即使没有新的主意也可以，就是不要变，不要使人们感到政策变了。有了这一条，中国就大有希望。”（《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1页）
像以上的事例很多。在短短的20多年内，我们国家发展得这么快，足以证明社会主义这条路我们走对了；足以证明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谁想变也变不了。正如邓小平指出的，“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100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1页）
人民的生活富裕了，艰苦奋斗的精神也不能丢！
《坚持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努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这是胡锦涛总书记在西柏坡学习考察时讲话的题目。他说：“越是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要弘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即使将来我们的国家发达了，人民的生活富裕了，艰苦奋斗的精神也不能丢。那种认为艰苦奋斗是老一套、已经过时了的想法是错误的，也是有害的。”
1949年3月5日至13日，在中国革命处于全国胜利的前夜这个重要历史转折关头，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语重心长地向全党特别是高级干部提出：“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当时，他讲出了那段著名的话：“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
建国之初，毛泽东提出了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以后，他在批评党内“闹地位，闹名誉，讲究吃，讲究穿，比薪水高低，争名夺利”的现象时说，“革命党嘛，以饿不死人为原则。人没有饿死，就要做革命工作，就要奋斗。一万年以后，也要奋斗。共产党就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2／3的心2／3的意为人民服务。”他讨厌那种“靠官，靠职位高，靠老资格吃饭”的风气，要求“不摆老爷架子，不摆官僚架子，把架子收起来，跟人民见面，跟下级见面”，他说“这一条，我们的干部要注意，特别是老干部要注意”。
对艰苦奋斗，邓小平也高度关注。他说：“艰苦朴素的教育今后要抓紧，一直要抓60～70年。我们的国家越发展，越要抓艰苦创业。”邓小平的突破之处还在于把艰苦奋斗的作风建设和正确处理党政关系、转变党的领导方式结合起来考虑。在邓小平看来，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不但容易造成严重官僚主义，而且容易使一些领导干部滥用职权、腐化堕落。他强调党不能成为高居于国家机关之上的超级权力组织，不能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早在1957年4月，邓小平就发表了《共产党要接受监督》的讲话。
他讲到，“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影响也最大。因此，我们党应该特别警惕。”“如果我们不受监督，不注意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就一定要脱离群众，犯大错误。”他反对“命令主义”，并且举例说，在山西，农民对我们的意见是：“你们管得太多了。”“我们到晋南，当地领导机关规定八月初五棉花打顶尖，不够尺寸不准打顶尖，干部拿上尺子到地里量着打顶尖，照办了的每亩收棉40斤，没照办的每亩收棉50斤。
这叫什么先进经验？”邓小平还讲到，“群众有气就要出，我们的办法就是使群众有出气的地方，有说话的地方，有申诉的地方。共产党有没有资格领导，这决定于我们党自己。人家承认不承认是另外一回事，不承认也不要紧。如果你合格，人家不承认也合格；如果不合格，人家承认了也还是不合格。归根到底在于我们自己。”（《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70页）
江泽民针对党的建设中发生的众多腐败现象指出，这个问题不解决好，“就会走到邪路上去，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因此，在他的讲话中，经常把艰苦奋斗和反腐败并提。1997年1月29日，他在中央纪委第八次全会上讲话的题目就是《大力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在这篇讲话中，他列举了六种情况，说明“党的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好传统、好作风，在相当一部分党员和干都中淡忘了，有的甚至已经丢得差不多了”。一是挥霍公款，吃喝玩乐。二是购买小轿车和通信器材过多过滥。三是超标准修建办公室，用巨额公款购买或装修领导干部住宅。四是名目繁多的纪念活动，滥发纪念品、礼品。五是各种各样的会议，不分必要与不必要，多得成了灾。六是违反规定，滥发各种补贴、津贴，数额之大也是惊人的。江泽民说：“我们不是反对生活水平的提高，共产党人奋斗的目的就是要使人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我们反对的是脱离当前经济发展水平过高的消费，反对的是假公济私、损公肥私和损人利己。”而且，更重要的是，考虑到中国“人口多，底子薄，人均资源少，综合国力还不强”、“全国还有5800万农村人口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大概有几百万职工不能按时足额领到工资，下岗待业的人员增多”的国情，“各级领导机关、领导同志和广大干部，更应自觉地发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精神，没有任何理由铺张浪费，挥霍国家和人民的钱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