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波兰，在中学时期，我就读到鲁迅有关弱小民族文学的言论，听到并且学会了波兰马佐夫舍歌舞团演唱的歌曲，如“波兰圆舞曲”、“小杜鹃”等，在世界史课上知道了哥白尼、肖邦、显克维奇、居里夫人的事迹，知道了波兰历史上曾三次被瓜分亡国、二次大战期间纳粹屠杀波兰四分之一的人口（后来知道，其中包括几乎被完全灭绝了的波兰犹太人），产生了对波兰文化的景慕和对波兰民族的同情。所以，被保送到俄语学院学习波兰语，在文化心理上有些准备，又能以半个北大学生资格告人，这也不单纯是“名校虚荣心”吧。
在高中时候读了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我当时也不太理解为什么要批判马尔的理论，只记得斯大林的一个观点，至今认为十分正确，大致是：学习语言，必须结合使用该语言的那个国家或者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才能学好。可以认为，这应该是“疯狂”时髦外语或者汉语应有的文化基础。
高中时期得知波兰语属于斯拉夫语系西斯拉夫语族，和俄语有亲缘关系。1956年9月开始学习波兰语后，我发觉这种关系十分密切，而且多数语法现象和词汇“似曾相识”，对于我来说，十分容易。那时我当班长，开始时用俄语和波兰华沙大学来的老师谈话，渐渐转为用波兰语，比同学练习口语的机会多。经过一年的学习，尤其是课外的自学，我初步具备了听说写的能力和基本阅读与笔译的能力，在那一年之内，居然尝试翻译波兰作家普鲁斯和董布罗芙斯卡的短篇小说，有人知道，但是没有人鼓励。1956年，学术刊物《西方语文》创刊，我姐姐为我订阅，我受益于不少文章，例如朱光潜先生的经验谈，谈比较历史语言学的文章，等等。现在回忆起来，仍然觉得缺少老师的指导。即使在高等学校，求师指导，也绝非易事。就这样，18岁半到19岁半，一年匆匆过去。
接着迎来了十分生硬的1957年。1957年夏天，教育部预计俄语和东欧语人才培养过多，于是下令让全国外语院系俄语（和数量很小的波兰、捷克语等等）1-2年级专业学生转学别的专业。我们波一（波兰语一年级班，一半学生来自北京，另外一半来自上海）全班20人，19人都转学进入京津沪宁的名校，只有我一人，虽然家在北京，父母年迈，却由于当年的历史原因被转入山西大学的前身山西师范学院英语专业，因为京津各高等学校不收在某种情况下卷入1957年夏天的历史中被认为是“右倾”的学生。——我是1957年10月4日乘火车（516公里走20小时）到达太原的。幸运的是，我得到了同班同学、挚友虞世华的精神上和经济上的极为难能可贵的（以后又持续数年的）支持。
就这样，在十九岁半的时候，我经历了人生的起伏骤变，心理上留下了挥之不去的深刻烙印，而在波兰语和俄语方面，有了坚实的基础，获得了基本的阅读能力。
记得马克思说过，学习外语最大的实际用途是阅读外语书籍。我国著名汉语语言学家张志公先生也说过，只要获取了基本的阅读能力，一门外语就有了实际用途，就算没有白费时间精力。当然还有斯大林的话，我都一直牢记在心，长期努力躬行。
进入山西师院开始学>；-3英语，从字母表开始，课文语句都很经典：“这是什么？这是桌子。”“他是谁？他是老师。”觉得很轻松，因为当时自己已经有初级英语阅读能力。那时有相当多的时间继续自学，阅读自己喜欢读的书，包括波兰语、俄语的图书，也超出课内作业布置，很快达到了阅读英语初、中级读物的水平。学校图书馆有大量俄文藏书，包括俄国和苏联的文学作品和译成俄语的中国文学杰作以及欧美文学名著、历史、艺术等内容的书籍。可惜当年借阅人数极少，如今更是无人问津。波兰语图书，可以预料，几近于无。我只凭一本波俄辞典和北京波兰老师和友人赠送的几本波兰中学语文课本和短篇小说集苦读，没有人可以请教，没有人答疑，没有人指导。1958年秋冬，大炼钢铁，我们学生和老师步行进入太原西山，严寒中洗脸盆里的水在帐篷里都冻冰；1959年6—8月，又去修建汾河水库，还是住帐篷，分三班倒，午夜到上午8点一班虽然凉快，但是白天在帐篷里睡觉太热，反之亦然。
严寒和酷暑之中，我坚持阅读波兰语的波兰文学史之类的书和当时的英语课本等。值得提～句的是，1958年全国开展群众科研运动，我和另外一位同学提出翻译《苏联大百科全书》中“英国文学”和“美国文学”条目，得到批准，后来顺利完成，当时的常风教授给予我们很高的评价，因为我们当日寸是二年级英语专业学生，但却是从俄语翻译的。还有的同学设计字典，其特点是，一个生词，一翻正好就在字典的某一页上，大概应该是现今的电子辞典了。
当时，一个班的团支部书记权力很大，是校、系党委评价和毕业分配的主要决策因素，能够决定其他同学的命运去向。幸运的是我们这个班的团支部书记和党员都通情达理，没有乱插白旗，没有胡乱批斗学习好的同学“只专不红”，包括像我这样有转学背景的学生。在当时，这样的班集体是很少的。当然，现在回忆起来，我其实是下意识地尽可能保持低调，遵守一切规章制度，学习读书尽可能隐蔽些，多在图书馆，一般同学看不懂我看的书，也就不多过问。
班上有调干生和家境富裕生，谈星期天在城里吃了什么，我们困难生就当作听听新闻吧，在这方面和他们共同语言不太多。
1959年秋天从水库回来以后，我就感觉到无论在数量或是质量上，伙食水平都在下降，食品供应情况迅速变得严重起来，很快就变成了饥馑，出现了1960一1962年的“三年困难时期”。学校实行“劳逸结合”原则，日食两餐，上两节课，早睡晚起，维持体能。好在我还能读书，在精神上部分地躲藏到中文和外文书籍组成的世界里去。
1961年秋天我开始工作，留校当助教。系里老师分配一些同学去某些偏远县城，说：“那里口粮多一些，去吧。”
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我在此前发表了三篇波兰语译文：《关于异化问题》（1963年，林洪亮校对，收入《人道主义、人性论批判》，人民出版社）、《费尔巴哈的伦理学》（1966年，张振辉推荐翻译，我与高暹昭、程人乾合译，北京三联书店）、《波兰简史》（1974年，王砚翻译，程人乾和我校对，商务印书馆）。
1977、1978两年拨乱反正。1978年收到北京外国语学院校方几十个字的便条式的通知，为1957年反右扩大化平反o 19岁到40岁之间的人生最美好的22年过去，一句话的通知算是给了一个说法。1978年年底，第一次涨工资，我的月工资从1962年的54．5元涨到60．5元，上已无老，下有小，假期还要回北京，还要买书。
从1978年到现在近三十年之中，我努力教书（包括在美国讲学数年）和译书，取得一些成果，在互联网上都有记载。这是鼓励，也是督促。写到这里，猛然想到，身在“外地”，要想在京沪等地大出版社发表译文谈何容易！这是名副其实地在名校、国家级大单位的专家和名人的夹缝中“求生存”，遑论在求师、信息、资料寻求等方面的困难。请设想：京城一家国家级外国文学刊物忽然收到从某一贫困省贫困县寄来的几篇法国抒情诗的译文，大概首先感到诧异，其次就是不信任、鄙夷，甚至传为笑谈。所以，虽然身在落后闭塞的山西，但在1980年代中期以后得到刘小枫等人士的帮助，打开了局面，做了不少的学术翻译工作，我是衷心地感谢他们的。又想起我的师长和挚友高杰（即上文提及的高暹昭，1954年北京大学第一届波兰语班最优秀的学生，1957年因历史原因被分配下放到太原西山煤矿20年，在煤矿子弟学校教高小、初中课程。高老师虽然没有正式学习过英语，后来却成为山西最优秀的英语口译、笔译译员，省长出国口译；现在是纽约市立大学英语写作课终身教授和模范教师）不言退休的话：“要一直教下去，直到不能教为止。”
2002年我荣获传播波兰文化成就波兰外交部部长奖，当年12月2日在北京柏林驻华大使馆由科萨维里·布尔斯基大使颁发。
2007年10月5日是我自学波兰语50周年，而从波兰语翻译的《与魔鬼的谈话》的出版，是一个吉祥的巧合，是对我半个世纪努力的认可和鼓励。
七十岁了，忽然想起李叔同《送别》歌词中的诗句：“韶光逝，留无计”“聚虽好，别虽悲，世事堪玩味”。抱着积极态度，在健康允许的范围之内，继续做一点事情，算是玩味的结果之一吧。
感谢华夏出版社陈希米女士的大力支持，感谢责任编辑王霄翎女士的热情细致的工作。
杨德友2007年8月5日，山西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