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向大汉子立过的地方飞奔。我们跑过去，地上有一个陷下去的大坑。坑里的土一溜儿黑一溜儿黄，一溜儿湿一溜儿干。我发现了一只脱离了身子的手，在离坑不远的虚土上张开着，仿佛要等待着抓住什么，或者将抓住的什么东西刚刚放脱。我们找遍了坑的周围，除了那只手我们啥也没找到。
“你大哥被洋鬼子的炸弹焚尸了！”我说。
“日你一个一一日你一个——日你一个……的妈呀……”大汉子的弟弟骂道。
“我们的粮食呢？”
我们平静地看着碎了的口袋。
粮食首先是我们用一种形式从土地中得来的，还给土地得有一个合适的方式，可不是通过这种劫难方式还给土地的，这难道是老天爷的意思吗？
或许不是！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没有别的什么办法，不是找个医生治一治狗咬的伤痕，就得自己烧红了刀刃将那三个狗牙印痕中的一个剜出来，只有它还没有长出新肉。
狼抓破的地方已退了疤，竹英儿给伤口上面敷的棉花灰已长在新肉中，它们像胎记一样坐在皮肤上。好像是先生我的那个女人忘记了给我烙上这些古怪的记号，现在由另一个女人补充完整了。这对我来说空洞的太空洞密切的太密切。
狗是善良的吧？ 狼是凶恶的吧？ 为什么狼伤反倒善良了呢，而狗伤依然往出流着坏水？ 或许是皮匠只在这个眼上贴了一片花纸疏忽了往里面填白虫或许是皮匠说的狗毒更毒的那种意思或许因为是皮匠而不是竹英——面对灾难女人的境遇总比男人的境遇稍好一些，但我想不一定能好到特别好的地方去，或许还不如男人呢。这是没法说的，因为任何人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卷，只是遇到的时间有迟有早。
我寻思找医生可能比自己动手更保险。排长也因此专门为我们讲过，他花了几天的时间回想起来也只说了这样一句话：“我们的枪口是对着敌人的，我们流脓的地方是对着医生的。”我的心里怎么老有这个排长嘟嘟哝哝地给我说话的余音呢，我忙的时候他一声不吭，我闲的时候他就开始唠叨了。他说的话并不多，就那么一个味道，只是用不同的语言重复着。
什么事物是流动的，什么事物是固定的，似乎是许多事物都是流动的又都是不流动的。但水可以流而城起码不可以流。数月前去营盘就是从这座城出发的，数月后我马上要踏进这座城，城并没有变样子，只不过是人们为了换季将棉衣穿成了单衣。我在蓝源城外的过街上寻找着医生的诊所，眼皮底下全是白色的草帽，它们不知不觉地被人们戴在头上忙碌着。他们东张西望的时候它们也跟着兜圈子。不管他们想干什么我先得干我想干的事。
性急的人总是有些不合时宜的做法，他们把戴在头上的草帽卷在手中，继续为草帽设想出另一种意义，是针对眼前的阳光与空气过于温热而做出的一种相关的样子。他们把草帽当成扇子在手中来回地摇，似乎想驱散一些阳光与空气造成的不适，草帽就在他们的胸前来回扇动，但他们头上流出的汗反而比别人的要多，甚至汗流到了脖子里。
我的鼻子里出现了一股强烈的味道。我顺着味道望过去看见了一面斜角的绿旗。它在无风的阳光中斜吊着，一半在屋檐的里面一半在屋檐的外面。我低着头走进挂绿旗的屋门，我从太阳底下突然走进室内，突然间感觉到的凉爽似乎把我晒化了的大脑冻结了。我连着打喷嚏，眼前黑洞洞的，还没有亮过来。我听到了鸟儿扇动翅膀飞翔的声音。在一条小凳上坐着一个人，他手中提着一只拴住隼儿的锁脚。
隼吊在他的手下飞动。他头上戴着一顶用冰草筋编的草帽，帽顶的两侧竖着插了两根野鸡翎子，他把吊在手下的隼儿扶到手背上，隼儿就跟站在树枝上一样立在他的手背上了。
他坐在大夫对面的一条小凳上，大夫坐在他对面的另一条小凳上，他们之间隔着一张小条桌，他们分别占据着一个角的两条边。他们说过的话已听不到，未说的话还闭在嘴里想听也听不到。他们开始用眼睛向我说话，我却直截了当地用嘴说道：“有治狗疮的药么？”
大夫的眼睛看着我身上的花纹，他和它也肯定那样看着，大夫的眼睛又看我的眼睛。
“疮在什么地方？”大夫说。他侧了一下身子，背靠到墙壁上。
“是狗疮。”我说。我将左腿的狗伤亮给大夫看。
“多长时间了？”他说。耍隼儿的人站起来离开凳子，他的草帽上的野鸡翎子快要扫到屋顶了。隼儿突然在他的手上又飞动了，他掐住拴着隼儿双脚的细绳往手背上摔，隼儿在空里飞腾了一会儿又落到他的手背上。
“有治吗？”我说。我没有回答大夫的话我继续对大夫说，我等待着大夫回答我的话。他架着隼儿出去了，野鸡翎子被门框压弯，他走到门外翎子又绷直了。
“坐下。”大夫说。他蹲在门拐连唾带喊地给隼儿喂食吃。
我坐下去，他站起来。大夫弯下腰按我腿上流坏水的疮口。
“疼不疼？”他说。
“烧不呲呲地疼。”我说。
他从药架上拿下一把剃头刀和一块白洋布，他把我的腿架到他坐过的那条小凳上。他用白洋布蘸着药水在疮口的周围洗了好几次，然后用刀子剃去疮口周围稠密的黑毛，疮眼一转圈青光光的。他又拿来几条小一点的白洋布，撮成绳一样的布橛橛，从疮眼里塞进去。他把白洋布塞进疮眼里就像用锥子剜我的心。我的双手攥住我的大腿，让汗从头上冒出来，小腿和脚片冰凉冰凉的。他扔掉第三块脏布，疮眼麻木了，然后他取过来一帖膏药敷到疮口上。
“毒是很大的。”他说，“不过我这狗咬散不出两个时辰把毒就拔出来了。”
我站起来，腿子紧绷绷的。
“这副散剂你把它服了，不会出麻达的。”他说。
我接过药给大夫付了钱，大夫微笑着向我点头，嘴巴朝着门外喊耍隼儿的进来，门外没有回应。我出去耍隼儿的已不在了。
就因为这么一个流坏水的小眼，我的这条腿刚才还那么沉那么的不好受，现在却轻松了许多，只感觉到像增加了一片膏药的重量，膏药紧巴巴地吃在肉皮上。
现在我走到大街上觉得一切都可以忍下去了，惟独我的眼睛明确地告诉我，有件事再不能拖下去了，必须得马上去办。我在死去的大汉子的村里并没有吃到长面，从那里来到城里走了好几十里路，我的肚子里都挤干净了，要不我走路怎么会晃荡呢，要不人们怎么会像秃鹰那样盯着我呢，好像我是个要讨吃或者是个疯子。我可以不像他们那样去做，从相同的地方进去马上又从相同的地方出来，他们自觉是忙碌的实在的，但我不这样认为，随进去随出来不过是个方向的变化而已。我不会前脚进去后脚就赶着出来。我偶然抬起头看见了那个飘着白布幌子的饭馆，我浑身的每一个地方似乎都替我张开了一张饥饿的嘴巴。他从我身旁擦过，还用手掌和手背反反正正地揩着嘴角的油迹。我从他夹着草帽旋往出走旋用门帘擦嘴的那个门里进去。饭馆里盘旋着许多苍蝇。我选择了一张方桌的前面坐下来，里面墙角那个地方只坐着一个下馆子的人，他正好与我是对面相坐。他不往嘴里吃东西，一双筷子反握在手中。他的眼睛也不看我也不看碗，他的眼睛一时观察着墙角，一时又操心着店掌柜和店里的伙计，店掌柜与我搭话的时候，他的身子莫名其妙地倾向墙角，就像突然间才发现等待了很长时间的一块金子。
我与掌柜的说话的时候我并未正眼看他，我一直留心着伸到墙角的那只手又回到了桌子上。
“想吃点啥？”掌柜的对我说。我知道他的眼睛始终没有向别的地方看，他肯定觉得我的样子是很奇怪的。但我觉得那只手不奇怪才怪呢，他向墙角伸去的时候手指是分开的，放到桌子上的时候攥成了拳头。
“我、我、这样吧。”我说，我翻了一眼掌柜的，“一斤红烧葫芦头，半斤散白干。”我的眼睛又继续打量着那只攥住放在桌子上的手。他大口地往嘴里吸着面片子，似乎一直没有抬头看我们。
“……红烧葫芦头一斤……”掌柜的向灶房里喊道。墙角的人猛吃了一口，似乎是三天水米没有打牙的吃相。他的嘴里还在嚼着，他的眼睛离开碗向别的地方活动了。他的那只攥着的手松开了，他松开时五指是盖在碗口上的。他的眼睛嘀哩嘟噜地往店掌柜的后背上翻，拿筷子的手迅速地将筷子从手缝中插到碗里去，把碗上面的东西往碗底里翻或者把碗底里的东西往碗上面搅。他拿过盖在碗口上的手，很生气地将筷子横在碗口上，像是小娃娃去担水弄湿了棉裤坐到饭碗面前耍脾气的样子。他的两只手都松开了，垂在腿上，这时他才剜了一眼我。他的目光从我的目光里一掠而过，他的目光扫到他的身上就集中到店掌柜的身上了。尖锐的目光直直地照着，尖锐的目光照到掌柜没有反应的面孔上时定住了。他突然跳了起来，像突然踏到火盆上却发现火盆里是冰冷的灰。他虚惊之后又踏实了，他喊道：“掌柜的，你自已看！”
“咋了，咋了，你咋了？”掌柜的说着火急火燎地走过去。
“这是让人吃的东西吗？”他指着碗里说。
掌柜的什么也没说，端起碗转身就走，脸面上挂足了火气。他把碗递给跑堂的，忙又回过身来，对下馆子的人悄声说话，口气中充满了巴结的意思。掌柜的说：“你消消气，我重赔你一碗饭怎么样？”
“恶心死了！”
“白送你一碗饭怎么样？”
“五黄六月天来解个馋气，叫人吃的是骚甲甲……”他站了起来，满面红光。
“我给你再贴一碗饭钱，你不要乱说了怎么样？”掌柜的说。他脸上的怒气已经没有了。
“不稀罕！”他说。他揭起门帘擦了一下嘴就出去了。
下馆子的人从店房门走出去，大师傅从灶房里走出来，他说话的声音似乎能震下房梁上的灰尘。他说：“刚才谁给你给的碗？ 人呢？”红红胖胖的师傅提了一把圆肚切肉刀，端着那只碗风风火火地从厨房里冲了出来。“掌柜的，人呢？ 人呢？”
“你以后操上个心嘛，这阵子问人顶屁用呢！”
“他在讹我们！”师傅说。
“他讹我们？ 从来没有人这么对待过我们。”
“掌柜的你看，骚甲甲如果是我们端出来的，那肯定是熟的，不像苍蝇有膀膀呢，飞呢，这是长腿的物儿，它能走到碗里去？ 掌柜的你看，这东西还在汤里面耍哩！”
“哎，我瞎了眼了。”掌柜的说。他在自己的脸上抽了一巴掌。
“让我把这个杂种拉回来剁死去。”
“算了算了，不要为一碗饭钱在大街上闹祸，弄得满城风雨。”
“这是故意糟踏咱们呢。”
“好了好了，堂前的事我以后多留个神，快去给这位客人上菜。”
大师傅愣着。
我说：“掌柜的说的有道理，一碗饭不是啥大不了的事。”
“这影响我们老板的名声呢。”
“十个指头伸出来都有个长短，人里头就没个馋人？”
掌柜的说。他的目光与我的目光相遇，像是我帮了他什么忙一样，充满了知己者的谢意。大师傅委屈地走进了灶房。
“嗳，掌柜的，荷兰洋人走了没有？”我说。他坐到了收钱的地方。
“你说的是往城里引水的洋人吗，他们走了。”
“水通了？”
“没有。”他说。他的眼睛往窗外扫了一下又看着我。
“那个荷兰女翻译让特务强奸了还是怎么了，荷兰人就连根拔走了。”他站直身子又往大街上张望。
“是东洋特务干的么？”
“我刚才没有给你这样说吧。”他说，“我让这个杂种骗了一碗面片子。”他不再理睬我，继续将目光投在窗外的街上，他可能是恨不得用眼睛把那个混饭吃的人夹回来，用他来堵住我的嘴。
我用手指无目的地弹着桌面，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
天上飞的我们没法治，地上跑的我们也治不了么？ 他们的飞机在野外的天空是直线飞行的，飞临县城绕一个圈儿才飞走。它绕着城转了一圈又继续往西飞。它向西去了，特务哪里去了？
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如果我有机关枪，我可以割破你的肚子。
“别看我，”我说，“再看我的鞭子会当空舞起来的。”
街上的阳光像水一样地流动着，街道就像又高又宽的河道，阳光顺着街道流动，人像飘浮在阳光中的浪沫或者是另一种既吃别人又吃自己的什么鱼……
“去你妈的，谁说我醉了……”走在阴处的人像吃人的鱼他们的肤色白白净净的浑身都显得富富态态的只是眼仁特别红，就像吃过人肉。“……如果我醉了我不成了你们火锅中的醉鱼了嘛！”在阳处行走的人像人吃的鱼他们因为想摆脱被吃掉的厄运经常躲躲闪闪地钻着空子生活，他们的身体在奔波中消瘦下去他们的眼仁是苍白的“……他妈的，谁是特务……特务特务特务……”
“满街道的阳光似水像是火化成的，”我说。火是从内心燃起的。酒在胸腔中像火一样地燃烧。酒在我的腹中由水变成了火，我用火辣辣的眼睛扫视着，想生出一场事端，那个睫毛像麦芒一样的荷兰女翻译应该让她留在蓝源城里，向我们学习说话。我们对待她应该是含蓄的优美的，不教她说粗话，最重要的是让她不要想家了，对待她应该是纯粹的，就像我们心中的山歌那么样纯粹：园子里长的绿韭菜，不要割
你叫它绿绿地长着；
阿哥是阳沟妹是水，
不要断
你叫它清清地淌着。
我们可以教会她唱我们这些不想家的花儿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