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先生把平安邮票社改成了五星文具店。
假期就要到了，学校即将开学，哲夫利用在家的最后几天决定把这几年的邮票整理一番。
一九四八年考上大学，一九四九年京津解放，一九五○年抗美援朝，今年一九五三年从朝鲜回国，只要看一看这个年表就会知道，他这几年虽然还留意于集邮，但比之中学生时代逊色多了。翻开邮集，这几年值得称道的邮品可说是寥寥无几，而够得上是上品的更是屈指可数。
一九四九年蒋家王朝崩溃的前夕，在国统区发行了两种邮票。由于当时天津、北平已相继解放，因此这两种邮票是一九四九年底上海邮友于书城老师给他寄来的。一种是五百万元的大面额邮票。天蓝的底色，中心是孙中山先生的肖像，肖像的上端是一枚青天白日的国民党党徽图案，右上角直排四个汉字“伍佰万圆”，邮票的下端靠右是横排的六个汉字“中华民国邮政”，靠左是一连串阿拉伯数字，“5”的后面连印六个“0”。于老师在信上说，还有一种一千万圆的包裹邮票同时发行，由于尚未搜集到故暂作阙如。
如此大面额的邮票世所罕见，纯系通货膨胀之下的畸形产物，从中不难看出当时的物价已成天文数字。据说，一九二三年德国曾发行五百亿马克的邮票，一九四六年匈牙利发行过一百万亿彭哥邮票，相比之下蒋记国民政府如果不是很快就垮台的话，也许还会发行更高面值的邮票。
再一种是无面值邮票，一套四枚。当时国统区货币贬值物价飞涨已达到无法控制的地步，市民寄信的邮资定多少也赶不上物价的涨幅而且一日几变没法子固定。迫于形势，邮局才不得不发行这种没有固定面值的邮票，一套四种，分国内信函费、快递信函费、挂号信函费及航空信函费，邮资不定，每日邮局挂牌公布，水涨船高。仔细比较这四种邮票的图案就会发现，设计者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他把高山、火车、摩托、飞机依次绘出，与当时物价的涨势大有同步之意，可谓也是一绝妙的讽刺。
这两种邮票是“民国邮票专集”中的最后几枚，颇有收藏价值。
新中国成立之后发行的第一套邮票和第一套纪念邮票是“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纪念邮票”。会议于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至三十日在北京召开，邮票是于同年十月八日正式发行的。这种邮票全套四枚，分普通贴用和东北贴用两组，图案的上方是高扬着有政协会徽的大红宫灯，下半部分为庆祝开国大典的游行队伍正浩浩荡荡地走过天安门。
哲夫当时正在北京，得知这套邮票发行立即去海淀邮局买到并给于书城老师寄去了两个四方连。遗憾的是这封信辗转了将近两个月又被邮局退了回来，信封儿上写着“查无此人”，令哲夫百思不得其解。他们是一对最为要好的邮友，从上海分手之后鸿雁往来书信不断，并将两地的邮票相互寄赠。于老师如果工作调动或住家移址也应来信告知，怎么就突然之间“查无此人”了呢？此后哲夫又去过两封信但都被退回，当他后来再想打听查询于老师的下落时又参军去了朝鲜。
在朝鲜三年，部队生活相当紧张，他除了随身携带的那枚“二元倒”之外，基本上没有与邮票打交道。所以说基本上而不说根本上是因为也还有一两次接触。一次战斗间歇，在一位朝鲜房东家里见到一个旧信封儿上有一枚朝鲜邮票惹人喜爱，阿妈妮见他爱不释手忙问为什么，当他如实回答之后阿妈妮哈哈大笑，又从废纸堆中给他翻出一叠旧信封儿，上面有各式各样的朝鲜邮票，全都送给了他，哲夫高兴万分。这些经过战火洗礼来自兄弟之邦的实寄封一直伴随着他回国。
一九五三年七月，祖国派出第三批赴朝慰问团，慰问团向广大志愿军将士赠送的礼品中，有一套军邮明信片共十枚。正面是祖国风光和中朝军队欢庆胜利的图案，背面印有“军邮”和“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赠”的字样。这套富有历史意义的明信片，哲夫有幸获得了两套，一套随身带在身边，另一套作为平安家信寄回了天津，如今又成了一套从朝鲜战场寄回来的实寄封，非常可贵。
挑来捡去还就是上面这些可编入邮集，原计划三天的活儿两天就干完了。剩下的一天想去找杨先生，从他那儿打听打听邮市的情况。
黄家花园一带的房舍店铺倒没有多大变化，惟独杨先生的平安邮票社改成了“五星文具店”。再往早改过没有哲夫可说不大准，反正大洋改平安，平安改五星，邮票社改成文具店这都是哲夫亲眼所见，看起来杨先生是个总想适应时代潮流的精明人。
五星文具店的牌匾换了门脸儿没变，里边的柜台也还按原先的样子摆着，只是柜台里的货物变了，摆了一些笔墨纸砚、软硬皮子的笔记本以及算盘、胶水、铅笔盒等等文具，只在一个靠边的柜台里摆放着一些中外邮票，墙上挂着个简易的小木牌，上写“收售邮票”四个字。
“哟！这不是郑同志吗！咱们可有年头没见面了，当干部了吧？”杨先生从老远就迎了过来。
“参加了几年抗美援朝，这不，刚回来。”
“好，能文能武，不愧是咱们最可爱的人。进来坐会儿，我给您沏一碗茉莉。”
“杨先生别客气，我随便看看。”
杨先生让了一下无非是客气客气，哲夫稍一推辞他当然不再勉强。
“杨先生，您这邮票社怎么改成文具店了？”
“不瞒您说郑同志，一个人哪不能总在一棵树上吊死，对不对您哪！我们生意人总得想辙儿，眼下集邮的人少了，学文化的人多了，咱把邮票社改成文具店，这不也是为人民服务嘛！”
杨先生不仅用了一些新名词，而且身上的衣着也变了，脱下了长衫换上了五个扣的中山装，左胸口袋里别着一支钢笔，钢笔旁边戴着一枚中苏友好协会的会员证章。想当初从不离手的紫砂壶被国民党伤兵摔坏之后曾经换上了宜兴壶，如今宜兴壶还在帐桌上放着，手上却换了一个绘有红色五角星的大白搪瓷缸子。
哲夫见店铺里没有别的顾客，说话就比较随便。
“您刚才说集邮的人少了？”
“少多了！您是老主顾了咱也不瞒您，您说集邮集邮集的嘛？”
杨先生的疑问句又出现了，哲夫知道不必自己回答，他肯定要继续往下说。
“不是大清就是民国呀！对不对您哪！得！一个是封建主义，一个是反动政权，都是三座大山专政的对象，谁还敢往外摆呀！您是有学问的人，是大学生，又是志愿军——最可爱的人，您说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再说变体、错倒、缺齿也挨批判了，说喜好那个就是资产阶级的思想。”
“这都是谁说的？”哲夫大惑不解，他是头一次听到这个论调。
“您这几年保家卫国竟跟美帝干，国内的事您是嘛也不知道了。我这儿有几本杂志，您回去一看就全明白了。集邮成嘛了，您知道嘛？集邮成小资产阶级的玩艺儿了。这……这……这不是打岔嘛！这些文章一登不打紧哪，把我们吃饭的饭碗给砸了。”
杨先生对这些文章显然非常反感但又无可奈何，说着他端起大白搪瓷缸子牛饮了一通，走到收集邮票的柜台前把一些解放后出版的邮学刊物拣出来一套，诸如《集邮月刊》、《近代邮刊》、《东方邮刊》、《诚记邮讯》、《天津邮学月刊》等。杨先生又从中随便翻出了几期指着目录上的标题让哲夫看：“看见了吗？您瞧这题目，《关于收集帝国主义国家和旧社会的邮票问题》、《积极清除旧的集邮观》、《如何作新邮人）……”
杨先生把“人”字读成“银”而且拖得挺长。
“既然这样，您这邮票专柜……”
“您上眼一瞧就明白了，这儿摆的除了解放区的、新中国的，再有就是苏联老大哥的跟东欧几个人民民主国家的。咱一个买卖人犯不着惹事，对不对您哪！不过，要是来了熟主顾，像您这样的知根知底，准知道您是集邮的不是捣乱打岔的，咱们可以到后边另谈。怎么样？您有兴趣没有？咱们到后边谈谈？”
“不，不必了。”
“您也别误会，我可不是拉您下水，‘三反五反’刚搞完，咱们还是基本守法户呢！从来也不干那违法的事。”
“不是那个意思，我还有点儿事，改日再来。”
“也好，这几本杂志——”
“麻烦杨先生给算算一共多少钱，我买回去仔细看看。”
“好哩！郑同志真是个爽快人。”
走出五星文具店告别了杨先生心里头有好大的不舒服，来时候的满腔热情和希望似乎遭到了不知何方打来的一记闷棍，如同戏文上所说“好一似凉水浇头怀里头抱着冰”。
新中国成立后，哲夫他兴高采烈欢呼歌唱。他追求进步，靠拢组织，热爱祖国热爱党。他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学习，积极战斗，以实际行动争取成为工人阶级先锋队中的一员。然而，他从来也没想到在业余时间搞些集邮活动会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反动政权、资产阶级拉上关系。当他抚摸着几十册邮集，翻看那一枚一枚来之不易的邮票时，无论如何也与阶级斗争和思想改造联系不到一处。
这天晚上，他感到迷惑、痛苦、疑问、不知所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