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找机会大展作为
如果你所遇到的上司是豪爽型性格的人，那真是值得庆幸，只要你善用自己的能力，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智，表现出过人的工作成绩，一旦时机成熟，绝对不怕没有深入发展的机会。
豪爽型性格的上司自己就长于才气，再加上心胸开阔，所以也最会爱护有才气的人，有句话叫“唯英雄能识英雄，唯英雄能用英雄”，用来形容豪爽型性格的上司很是恰当。你是英雄，不怕他不赏识你；你是英雄，也不怕他不重用你。
如果时机未到，你也要坚持愉快地工作，并且做得又快又好。这表示你的工作能力游刃有余，而他们也往往会看在眼里。同时你还要随处留心，一旦发现了可以有所作为的机会，就要筹划实现的方法。你的好的计划要相机提出，只要一经上司采用，便可以脱颖而出。
意见被采用，表明你有实力，也足以说明你的能力被肯定。你的发展如果遇到这样的上司就是好的开端，那么只要一步一步地走上去，迟早会出人头地的。
与豪爽型性格的人相处，不必如履薄冰、不必担惊受怕，有什么是什么，有什么说什么，只要注意以上几点，你就能够大展宏图了。好好把握，豪爽型性格人能让你梦想成真。
四、顺藤摸瓜——苏轼
豪爽型性格的人豪放爽朗、侠肝义胆、重情重义、一诺千金，他们背负理想，纵横在现实之中，义无反顾地履行对人生的承诺，血性、硬朗、可钦可敬。
宋代文学家苏轼，是这一性格类型的典型代表，性格直爽、绝无心计，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屠夫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是好人！这句豪气冲天的话是苏轼对他弟弟苏辙的即兴随谈，用这句话来描述苏轼的性格及其一生，实在是再恰当不过了。
苏轼性格豪爽正直，但由于不善于玩弄权术，因此一生充满坎坷。政治失意和仕途多难，使苏东坡在人格修养上达到封建士大夫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他的一生在政治的旋涡中度过，流放和贬谪跟随着他，但他的文人气质依然不改，豪爽性格的大度和宽容，在他身上得到充分的体现。
公元1036年（宋仁宗景佑二年）的四川眉州，才子苏洵家中诞生了第一个婴儿，苏洵仔细观察孩子的面部，不禁心头一沉，但见他天庭饱满，鼻如悬胆，尤其是一双眼睛，犹如两泓山泉一般，神采飞扬而又清澈见底。
苏洵好久才对夫人说：“这孩子性格豪放，锋芒毕露，不通机变，日久必定遭人口舌之诬，一生恐怕多有磨难了。”苏洵的观察力是惊人的，对自己这第一个孩子，他道出了苏轼这一生的性格特征，自古豪放之人仕途总是不够顺遂，苏轼后来的命运也正应了这句话。
苏轼长大之后，经过全国选拔进士的会考获得应试第一，在当时的主考官欧阳修的褒扬提携之下，苏轼走上仕途，从此声名鹊起。
当时的朝廷之上，有新党和旧党两个派别。在神宗的支持下，新党代表王安石准备实施变法，而极为反对新法的旧党代表人物是司马光。两党争论激烈，而苏轼这时候在朝中展示了他豪爽耿直的一面，他洞察利弊，坚持己见，结果由于直言敢进，刚正、大胆、强硬，既受到新党的排斥，也为旧党所不容。
苏轼觉得王安石不论在具体的改革措施还是在举荐人才方面，都有许多不妥之处，没有根据当时的实际出发，不利于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也不利于朝廷的团结，后来新法实施的失败也正说明了这一点。所以，他对王安石持强烈反对的观点。而当时的守旧派领袖司马光赞同苏轼的观点，对苏轼大加称赞，并想借助苏轼的声望，来阻止王安石推行新法。
一次司马光在苏轼面前谈及王安石和他的新法，苏轼说王安石变法在大局上是为国为民着想，是为公不为私，有值得称道之处。但新法确有祸国殃民之处，他才加以反对。至于那“祖宗之法不可变”的信条，比起王安石的新法，更是误国害民之根！司马光听到这里，勃然大怒，高声骂道：“好个介甫（王安石之字）之党！”拂袖而去。从此，司马光也离开了苏轼。
豪爽直言的苏轼就此得罪两党，但心系百姓的他并不在意。豪爽之人的重情重义和慷慨无畏使他在艰难中昂然迈步，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和一颗为国为民的赤子之心，在短短两个月之内，他相继写了《上神宗皇帝书》、《再上皇帝书》，对王安石的新法提出了全面的批评，引起了朝廷的震惊。苏轼把这种过于冒进的新法变革，比作“盲人骑瞎马，半夜临清池”，而不少大臣却猛击马背，让它跑得更快一些。所以他希望神宗皇帝尽情解鞍下马，停止前进，王安石手下的人听到苏轼的谈话，对苏轼大为不满，决定整治苏轼，给他一个下马威。
就这样，苏轼进入了一个受人陷害的阶段，时隔不多日，王安石新党中的重要成员谢景温上书诬告苏轼，说他利用官船贩运私盐。后虽经查无此事，但苏轼已厌恶了朝廷的党争，想外放就任地方官。这时，新党正想排斥异己便趁势把他贬到杭州，任杭州通判。
元丰八年（1085年），38岁的宋神宗病逝，年仅10岁的哲宗即位，由高太后摄权听政。
高太后一贯反对王安石的新法，掌权后，第一件事就是清除那些靠结党营私而爬上高位的官员。对那帮因反对新法而遭贬斥的人物，也陆续复用。这样，苏轼先被任命为登州太守，后又被召还朝廷，并在高太后的支持下，一年之内连升了三次，职权在副宰相以上。
司马光重新被任命为宰相，他主政之后，要全盘废除王安石所行的新法。苏轼在被贬的过程中，亲眼看到了新法推行后的一些好处，觉得不应该全盘废掉新法，因此，他又开始反对司马光的主张。
在一次会上，敢为天下先的苏轼独排众议，他认为：“天下所以不能大治的原因，失误在于用人不当，而不是法本身的错误。如今司马光要全盘废除新法，实属大错！”此言一出，不禁使司马光大惊，他不解地问：“你我过去共同反对新法，况又遭新党之害，为什么还要为新党新法说话呢？”豪爽的苏轼道：“一切据实情而定，乃是为官为政之道，不应存党派门户之见，也不应有私人政见之争。过去王安石急行新法，确有不当，但如今尽废新法，亦如换石而救溺，也不妥当！”
司马光听到这里大为恼怒，断然否决了苏轼的意见，拂袖而去。由于秉性豪放不羁，加之天生的忧国忧民意识，苏轼既不能见容于新派，又无法取媚于旧党，他的正直性格让他只能独自站在真理的一边。因此，刚跳出新党围剿的苏轼，又遭到旧党的排斥，而同时仍在朝中的新党余势也极力排挤他，使得他的处境极为艰难。他接连上书，要求外任，后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出知杭州。
苏轼出知杭州以后的一年多点的时间里，曾两次被召回朝廷，又两次改换任所，在哲宗10岁时，苏轼出任他的老师。哲宗刚愎自用、好大喜功，不喜忠诚老练之人，在一些政敌的谗言之下，哲宗逐渐疏远了苏轼。哲宗亲政以后，让一些奸佞之徒重归官场，这样，苏轼的厄运又来了。新党全部还朝以后，对元祐年间的执政大臣采取了残酷的“报复”手段，苏轼当然在劫难逃，先以“讥斥先朝”的罪名贬至荧州，途中再次遭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一家老小在颠沛流离中到达惠州。
流放的生活是很艰辛的，而生性豪爽的苏轼以其豁达宽容的态度对待眼前发生的一切，他亲自动手，自耕自种，全家人一心一意过着苦中作乐的生活。后来朝廷下令贬苏轼为琼州到驾，昌化军安复，不得签署公事。琼州就是现在的海南，当时还是一片蛮荒之地。对于风烛残年的苏轼来说，这一次贬谪无异一次流放。苏轼闻之，以为抛骨琼州，不拟生还。他的这种心态，在他的许多诗文里可以看到。
但苏轼到琼州之后，却以豪爽性格中豁达爽朗的个性面对生命中的磨难，勇敢地生活了下来，并为海南岛的文化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不仅使当地出现了大批的贤士，在语言、生活习惯等方面对海南岛的居民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元符三年，新君赵佶即位，他为了调和新旧两党的冲突，诏苏轼还朝，在北归的途中，才华横溢、乐观豁达的一代文学巨人因病长辞于世。
苏轼的一生诚如其父预言，大起大落，一波三折。他不附俗媚人，坚持不变的操守，是他命运多舛的原因。但他的豁达、豪爽，在危难面前的泰然自若，让后人景仰。他以超越现实的情怀面对世事不公的生命态度，体现了人格的风范。他是豪放词派的代表人物，一生留下了很多千古不朽的名篇，豪爽旷达的苏轼，把一种性格演绎到极致，一生留下了许多佳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