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的这趟环球之旅，可谓志得意满，不仅打破了弱国无外交的定论，也让中国的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传播和认可。李鸿章成为清代大臣中第一个进行环球访问的人。在这次访问中，李鸿章亲自考察了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和文化，亲眼看到了西方的社会现实，打开了眼界。他曾感慨地说：“这四个月中游历于西方大国，亲身感受到这些国家的新气象，真是让人羡慕……这些国家的知识和技能，他们优选才能的方法，我都牢牢地学习了，并且掌握了。等我回到国内之后，将重整旗鼓，齐心协力；利用我所学到的，再为我们国家贡献自己的菲薄之力。”一个年过七旬的老翁经受重大挫折后犹有此雄心壮志，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敬佩的事情。
人生在世，挫折是经常有的，挫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面对挫折时丧失信心，一旦丧失了信心，也便没有了斗志，没有斗志的人通常很容易被挫折击倒。一遇挫折就用悲观自卑来对待挫折，实际上是帮助挫折打击自己，是在既成的失败中，又为自己制造新的失败；在既有的痛苦中，再为自己增加新的痛苦。
鲁迅先生说：“伟大的胸怀，应该表现出这样的气概——用笑脸来迎接悲惨的命运，用百倍的勇气来应付自己的不幸。”当遭遇人生中的挫折时，谁能以不屈的精神对待，谁就能最终克服挫折。在挫折面前愈是坚强，愈能减轻挫折的打击。
一个人能在任何情况下都勇敢地面对人生，无论遭遇到什么，依然保持生活的勇气，保持不屈的奋斗精神，他就是生活中的强者，一个真正刚强的人。相反，有些人在遭遇失恋、失学、疾病，或工作中的挫折、失败，或其他生活不幸事件的打击时，就会一蹶不振，精神崩溃，弄到十分可怜的地步，原因之一就在于缺乏敢同命运作斗争的刚毅性格。其实，刚毅的性格和懦弱的性格之间并没有千里鸿沟，刚毅的人不是没有软弱，只是他们能够战胜自己的软弱。只要加强锻炼，从多方面与软弱进行斗争，那么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坚强刚毅的人。
在生活中，倘若遭遇到挫折，就应该鼓起勇气，振作精神，不要沉陷于生活的痛苦，不要缠绕于生活的烦恼，不要投射生活的阴影，不要牵挂生活的琐碎，不要因生活的无奈绝望，不要对生活的单调感觉乏味，不要伤心生活的欺骗，只要敢于迎接生命中的潮水，定能发现生活是多么地美好！
8.纵观形势，以大局为重
智者曰：“两弊相衡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当生活强迫我们必须付出惨痛的代价以前，主动放弃局部利益而保全整体利益是最明智的选择。
一个人要想获得成功，赢得人生胜局，必须丢弃鼠目寸光，关注天下局势，把目光放在远处，从大事着手，顾全大局。顾全大局，就是以整体利益为重，凡事从大局出发。在事关大局和自身利益的问题上，能以宽广的眼界审时度势，以长远的眼光权衡利弊得失。
光绪八年（1882年），法国在越南地区挑起争端，虎视眈眈，想要取得巨大的利益。当时，法国是世界第二海军强国，在1882年，它已经拥有38艘铁甲舰，9艘岸防铁甲舰，50艘巡洋舰，炮舰和60艘鱼雷艇，总吨位达50万吨。它就是凭借这样一支强大的兵力，与另一个老牌殖民帝国英国一起在世界上耀武扬威。
法国对于越南，从来垂涎已久。1873年11月，法军百余人侵袭河内。面对法国坚船利炮的进攻，越南军队节节败退，大半国土落入敌手。法国人不断寻找着通往中国南疆的交通要道，探测到红河可以直通云南，于是派兵往越南北部进攻。越南国王见本国军队不中用，就请求驻扎在中越边境地区的中国人刘永福率领的黑旗军协助抵抗法军侵略。刘永福是广东钦州（今属广西）人，1864年组织黑旗军，三年后进入越南，驻扎在保胜，并将黑旗军扩充成一支很有实力的队伍。黑旗军在河内城郊大败法军，击毙法国首领安邺，因功被越王封为兴化保胜防御使。法军被迫退回越南南部。
1874年3月15日，越南在法国侵略者的压迫和讹诈下，在西贡签订了《越法和平同盟条约》，即第二次《西贡条约》，越南向法国开放红河，并给予法国在越南北部通商等多种权益。1875年5月25日，法国照会清政府，通告该条约内容，意在争取清政府的承认，从而排除中国在越南的影响。清政府复照，对该条约不予承认。
1880年以后，法国开始计划夺取越南的北部，这直接影响着中国西南边疆的局势。总理衙门和李鸿章商讨之后，李鸿章认为应该先派遣兵船到越南红河以壮声威，然后派出外交使者做议和的准备。清廷决定要做好备战、议和两手准备。
1882年3月﹐法国政府命交阯支那海军司令李维业率领一支600人的部队第二次侵犯越南北部，4月，李威利（又译李维业）率领法军攻陷河内。越南朝廷一再要求清政府速派军应援。清政府鉴于形势变化，命令滇桂两省边外防军陆续进驻。同年5月19日，中国黑旗军再次接受越南政府邀请，在越南军民配合下，于河内城西的纸桥伏击法军的一个分队，歼敌100余人，毙李威利等军官30多人，迫使法军残部龟缩河内。
越南局势紧张。此时李鸿章因为母亲去世，回家料理丧事，由曾纪泽处理中法交涉事宜。曾纪泽的态度很强硬，强调中国和越南的藩属国关系，强烈向法国提出抗议。而法国报以冷漠的态度，不予理睬。按照传统的惯例，李鸿章应该为母亲丁忧三年。可是清廷鉴于局势紧迫，特“夺情”要求李鸿章守满百日即回。李鸿章奉命于9月回到天津，署理北洋大臣。面对着法国侵略越南和我国西南边疆的严重局面，清朝统治阶级内部出现了主战派与主和派的分歧。主战派是顽固派官僚和清流派人物，一些则是地方疆吏，如两江总督刘坤一，驻法公使曾纪泽，筹办福州海防大臣左宗棠，两广总督张之洞等，属抗战派。而主和派以李鸿章为代表，李鸿章认为“各省海防兵单饷匮，水师又未练成，未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
法国侵略者一面向北圻进犯，一面诱使清政府与他谈判，以便使清政府承认他在越南取得的权益。1882年11月，法国驻华公使宝海提出谈判问题，清延派李鸿章与他谈判，于当年12月签订了一项备忘录，拟定越南事宜三条：①倘中国将云南、广西驻军撤出，法国则不得占土地和贬削越南国王的统治权；②开放保胜为商埠；③中法两国在云南广西之外与红江（红河）中间之地，应划定界限，北归中国巡查保护，南归法国巡查保护。这就是说，要中国以撤兵，通商作为交换条件，两国分割越南北圻。这个协议得到了两国政府的基本肯定。可是，到了第二年的2月，法国发生了政变，新任内阁总理茹费理全面否定了上述和谈，并撤销宝海的驻华公使职务。法国加强对越南的进攻，并扣留中国商船蓄意向中国挑衅。
1883年8月，法国远征军4000多人进入越南北方海岸，分兵两路：一路沿红河进攻黑旗军，一路由海上进攻越南首都顺化。进攻黑旗军的法军屡遭黑旗军和越南军民痛击，损失惨重。从海上进攻越南首都顺化的一支分舰队，于20日占领保护首都的屏障顺安要塞。这时越南统治集团内部战和两派意见分歧。越王阮福时病死后，各派争夺皇位，局势更加恶化，最后投降派获胜，于8月25日与法军签订《法越新订和约》（第一次《顺化条约》，越南称《癸未和约》）。
主要内容为：①越南承认并接受法国的保护权，越南的外交事务，包括与中国的关系，由法国掌管；②平顺省并入南圻法国直辖殖民地；③法军永久占领横山山脉和顺安海口；④法派驻扎官（越南称公使）驻北圻各省，监察越吏；⑤广南的岘港和富安的春台开放为各国通商口岸。
法军迫使越南签订《顺化条约》，取得了对越南的“保护权”。越南向法国屈服的《顺化条约》签订后，中国成为法国占有越南的唯一障碍，法国决定消除这一障碍，立即禁绝了越南与中国的一切关系，并强迫越南撤退包括黑旗军在内的抗法军。于是造成了与中国直接对峙的形势。法国首先想用外交方式达到其目的。1883年9月15日，法国政府向中国提出解决越南问题的方案，即以划出一个狭小的中立区的办法使中国撤出驻越军队，承认法国对整个越南的殖民统治，并向法国开放云南的蛮耗为商埠，为法国打开云南门户。方案为清政府拒绝，谈判毫无结果。此时，鉴于中越两国的特殊关系和法国侵越给中国造成的严重威胁，朝廷内部以左宗棠、曾纪泽、张之洞为代表的主战派，力促朝廷采取抗法方针。这时，掌握清政府外交、军事实权的李鸿章力图避免战争，李鸿章力图避免的理由是：第一，中国没有必要因越南而卷入战争。第二，从中法军事力量对比来看，中国无力与法国开战。第三，当时清政府的财政相当困难，无力再打一次持久的战争。在战与和上，清朝最高决策机构举棋不定。
1883年10月25日﹐法国东京海域分舰队司令孤拔受命为北越法军统帅。当年年底，又升任法国远征军总司令，率6000军队攻打驻扎越南山西的清军和黑旗军刘永福部。法国的军事行动第一个目标确定为山西。山西的防军主要是黑旗军﹐同时也有7个营正规的桂军和滇军。法军于14日发起攻击﹐中国驻军被迫实行了军事抵抗。法军依靠优势的装备，16日占领山西。
1884年2月，米乐继孤拔为法军统帅，兵力增至16000人，由越南北方大举向中国方向进攻。清军不敌法军，节节败退。在这样的情形下，慈禧太后趁机全面改组军机处，恭亲王奕等被黜退，以礼亲王世铎代之。贝勒（后为庆亲王）奕劻主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而实际大权操在醇亲王奕 的手中。在战争失利的情况下，清廷又想起了谈判，授权李鸿章与法国代表举行和谈。5月11日，李鸿章与法国代表福禄诺在天津签订了《中法会议简明条约》（又称《李福协定》）。主要内容是：①中国同意法国与越南之间“所有已定与未定各条约”，一概不加过问，亦即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②法国约明“应保全助护”中国与越南毗连的边界，中国约明“将所驻北圻各防营即行调回边界”；③中国同意中越边界开放通商，并约明将来与法国议定有关的商约税则时，应使之“于法国商务极为有利”；④本约签订后三个月内双方派代表会议详细条款。17日，福禄诺交给李鸿章一份节略，通告法国已派巴德诺为全权公使来华会议详细条款，并单方面规定在越南北部全境向中国军队原驻地分期“接防”的日期。
1884年6月23日，法军突然到谅山附近的北黎（中国当时称为观音桥）地区“接防”，中国驻军没有接到撤军命令，法军恃强前进，开枪打死清军代表，炮击清军阵地。清军被迫还击，两日交锋，法军死伤近百人，清军伤亡尤重。这次事件史称“北黎冲突”或“观音桥事变”。法国以此为扩大战争的借口，照会清政府要求通饬驻越军队火速撤退，并赔偿军费两亿五千万法郎（约合白银三千八百万两），并威胁说，法国将占领中国一两个海口当作赔款的抵押。清政府虽然认为这是无理勒索，但仍派两江总督曾国荃于7月下旬在上海与巴德诺谈判，以求解决争端。谈判未有结果，法国重新诉诸武力。
法国重开战火，双线作战，一线在越南北部作陆军进攻，另一线则由水路分别攻击台湾基隆和福州马尾的南洋海军基地。法国将它在中国和越南的舰队合成远东舰队，任命孤拔为统帅，分别向福州和基隆进发。
8月5日，法舰轰击基隆，强行登陆，中国军队在督办台湾事务大臣刘铭传统率下顽强抵抗，法军不得不退回海上。8月23日，中法马江海战爆发。停泊在马江（马尾）水面的法军8艘军舰、2艘鱼雷艇向福建水师发起攻击。新组建的福建水师仓卒应战，很快全军覆灭，兵舰11艘以及运输船多艘沉没，官兵殉国760人。而法军仅5人被击毙，15人受伤。法舰又炮轰马尾船厂（福州船政局），将其击毁，并连日对马尾至海口间的岸防设施大肆破坏后驶出闽江口，集结于马祖澳，自此战火延至中国本土。8月26日，中国向法国宣战，中法战争正式宣告爆发。
为了扭转中国在海战中的不利局面，清政府于1884年8月命令各军进攻北圻，以牵制法国海军的行动。张之洞任两广总督后，命唐景崧自带四营，号称“景军”。他亲率景字军四营“行无人之地千余里”，与滇军、黑旗军合力围攻宣光城。黑旗军驻扎在左育拦截援军，景军和滇军负责攻城。清军的出击不但没能扭转败局，反而让法军扩大了战果：他们接连攻下谅山等地，把战火烧到了中国边境，直至以偏师直取镇南关，轰毁关门后扬长而去。至此，清军已经到了毫无退路的地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