捻军是太平天国时期北方的农民起义军。源于捻子（一称捻党）。“捻”为淮北方言，意即一股一伙。捻子是民间的一个秘密组织，成员主要为农民和手工业者，早期活动于皖北淝水和涡河流域。嘉庆末年，捻子集团日多，小捻子数人﹑数十人，大捻子一二百人不等。经常在安徽亳州﹑阜阳、河南三河尖以及江苏﹑山东间护送私盐，并与清政府发生武装冲突，后甚而起义攻城。1853年（咸丰三年），捻子在太平天国影响下发动大规模起义。起义后的“捻”，史学界称捻军。
捻军起义从1853年至1868年，长达16年，其历史分为两个阶段。自1853年春至1863年3月为前期捻军。自1863年4月至1868年8月为后期捻军。前期捻军失败后，余部活动于河南﹑湖北﹑陕西边区。1863年5月张宗禹等在安徽桐城境与李秀成相会后，仍回至皖北。太平天国封张宗禹为梁王﹑任柱（任化邦）为鲁王，张琢捻军使用的号角（张禹爵，张乐行侄）袭封幼沃王，捻军其他将领亦各有所封。1864年4月，张宗禹﹑任柱等和陈得才﹑赖文光等部太平军在河南内乡会师，欲东下救援太平天国都城天京；被僧格林沁所率清军困阻于鄂皖边界。时天京已陷，陈得才于兵败后服毒自杀，所部纷纷投降。张宗禹﹑任柱与赖文光突围，将余部太平军和捻军合并为联军。赖文光被推为首领。
同治四年四月（1865年5月），赖文光指挥捻军在山东曹州歼灭了清朝的主力军队，主帅、钦差大臣僧格林沁战死。僧格林沁是一个非常能打仗的人，他曾经在天津抗击过八国联军、英法联军的入侵；曾经打败过太平军北伐军李开方的部队。僧格林沁率蒙古骑兵和五省提供的兵力多次打败捻军，在鄂东霍山黑石流收降捻军十几万人，并打散十几万人。但捻军整编，增强了战斗力，重创清兵；这年四月，僧格林沁率万余清兵追击捻军赖文光、张宗禹部，在山东曹州菏泽县高楼寨附近的吴家店陷入捻军伏击包围圈，其所部骑兵全军覆没。
僧格林沁的死令清廷大为震惊，清廷即任命曾国藩为钦差大臣，北上督师剿捻，以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负责调兵、筹饷等后勤事宜。这意味着李鸿章即将掌握两江的军权和政权。李鸿章在各方面给曾国藩的剿捻活动以支持。由于湘军大部已裁撤，因此曾国藩北上率领的多为淮军，李鸿章调给曾国藩33个营的淮军，又派出10个营的精锐部队航海前往天津然后转战到景州、德州。曾国藩的8万“剿捻”大军中，有6万是配有洋枪洋炮、装备精良的淮军。起初仅“铭”、“盛”、“鼎”、“树”四军共2.7万人，另带湘军刘松山部约8000人；后又命李鸿章的六弟李昭庆招练马队2000人，并增调淮军杨鼎勋、刘秉璋、刘士奇、吴毓芬、王永胜等部共2.7万人，加上刘铭传新募的新营，总兵力6万余人。
曾国藩在剿捻期间，他两次转变战术都没有能够成功地把捻军剿灭。曾国藩打仗的特性，是喜欢稳扎稳打，一点一点地往前推进。曾国藩一到前线，即采用刘铭传、李鸿章等拟定的方针，决定“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寇”；他在安徽临淮、河南周口、江苏徐州、山东济宁四镇屯扎重兵，一省有急，三省往援。然后以这四个点为基地，一点一点地推进，来包围、歼灭捻军。但是捻军和太平军不一样，太平军是步兵，捻军是骑兵。曾国藩设了四个点，根本没有用，捻军人人都骑马，来去迅疾，根本打不到他。所以，捻军在1865年6月分成了两支：一支由张宗禹带着，上西边去了，进入陕西；一支由赖文光和任柱带领上了东边，从河南进入到山东、江苏这一带。
与此同时，曾国藩也开始改变战术，他把依据四个据点稳扎稳打的战术放弃了，又在运河、黄海、沙河和贾鲁河一带分兵设防，实行“画河圈地”之策。他叫淮军在运河边上修了700里的长墙，用来挡捻军。这样北边是黄河，东边是运河挡住，然后他再指挥着鲍超的军队，想把捻军堵在河南境地。但是，一方面，当时捻军正值势旺，作战快速多变，枯守堵御一时难以奏效；另一方面，曾国藩也无法有效指挥淮军。结果到了1866年夏天，捻军突破了山东济宁这边的运河防线，进入到了山东。这件事让曾国藩受到朝廷的谴责，他整个防堵运河的计划宣告失败。8月份，曾国藩要求朝廷把李鸿章调到徐州配合他作战。李鸿章到了徐州之后，曾国藩马上就上奏朝廷，请求辞去剿捻的任务，回去做两江总督，把整个剿捻任务都交给了李鸿章。因此，历时一年半，曾国藩督师无功，清廷不得不于同治五年（1866年）十一月初一，改命李鸿章为钦差大臣，接办剿捻事务，令曾国藩仍回两江总督本任。
此时，淮军继续扩军，李昭庆所部一军扩至19营，名武毅军，并添调“魁”字2营、亲兵1营、“凤”字7营。此外，又借调唐仁廉马队3营。合计剿捻兵力达7万人。李鸿章于十一月二十三日抵达徐州时，捻军已一分为二，赖文光、任柱等率东捻军仍留在中原作战，张宗禹、邱远才等则率捻军入陕西。李鸿章首先决定倾全力对付东捻军。他虽然仍坚持采用“以静制动”的战略方针，但鉴于曾国藩分防太广，难以奏效的教训，改为“扼地兜剿”的战法，即力图将捻军“蹙之于山深水复之处，弃地以诱其入，然后各省之军合力，三四面围困之”。他认为捻军已经成为流寇，设法阻止他们继续流窜，然后集中兵力共同进剿，是最好的方法。明朝的孙传庭曾经说，剿灭流寇就要把他们逼入绝境，在他们就要覆亡的前夕加以进攻，如果不这样，而是靠激烈的战斗去争夺胜负，就算是打赢了也不能彻底平灭流寇。李鸿章正是借鉴了孙传庭的办法，他上奏给朝廷，称必须将捻军逼迫到地形复杂的地方，然后故意放弃地盘诱敌深入，最后集中各省兵力，从各个方向将捻军包围。李鸿章的这个战略可谓扼住了捻军的要害，后来能够成功剿灭捻军，都是因为这种战略起效果。
次年五月，任柱、赖文光等人率领大队人马深入山东。李鸿章命令潘鼎新、刘铭传等人全力追击，想把他们围困在胶东海边，然后在胶州、莱州的交通要道，想办法围困住他们，让他们向北不能靠近京都，向南不能突入淮南。六月，李鸿章亲自率军抵达济宁，在分析了当前形势后，认为任柱、赖文光的部队，都是经过数百次战斗保存下来的精锐，再加上一些散兵遗留的老兵，既狡猾又凶狠，不能小觑他们，如果在兵力不足的情况下包围他们，又包围得过紧，就会使他们看穿计谋，一定会着急突围，搅乱包围圈，导致全局形势再次不利。于是制定了先在运河上设防，以截断东捻军退路，再在胶州、莱州等地设防，截断交通要道的战略方针。决心已定，李鸿章不顾山东巡抚丁宝桢的不满，把大营搬到济宁。这样，山东就成为主战场。李鸿章还采用了“进扼胶莱”的方针。胶莱河位于山东半岛中部，是元朝时候的一条运河，用于沟通东海和渤海。当时捻军已经进入登州和莱州。李鸿章命淮军各部分守胶莱河。捻军识破李鸿章的意图，多次反扑胶莱河各处。七月份，捻军突然袭击潍河，山东省防军的将领王心安驻扎在戴庙，放纵捻军渡河，导致胶州、莱州的防线崩溃。于是谣言四起，朝廷对李鸿章严加责备，甚至出现了改变战略的提议。曾国藩对他这招儿失去了信心，劝李鸿章另想办法。可是，李鸿章却不为所动。他对曾国藩说，我相信，坚持到底一定会胜利。李鸿章再次上奏，认为捻军围绕着运河来回侵扰，对于当地虽有骚扰，但受害地区仅几个县市而已，如果将他们放到运河以西，那么将会有几个省份受到骚扰。李鸿章的上奏得到朝廷的准许。十月十三日，刘铭传在安丘、潍县交界处，大败捻军取得胜利。二十四日，刘铭传率部追击至赣榆，击毙任柱，大大削弱了东捻军的实力。
二十八日，潘鼎新在海州上庄的战斗中，消灭大批捻军。十一月十一日、十二日，刘铭传、唐仁廉等人在潍县、寿光等地从侧面进攻捻军，经过一天的激战，捻军军心动摇，很多人都选择了投降。此后，郭松林、杨鼎勋、潘鼎新等人连连获胜，特别是在寿光地区的弥河，清军大败捻军之后，又乘胜追击四十多里，消灭了将近三万人，收缴了很多马匹和精锐武器。在弥河战败后，赖文光落水未死，又纠集了一千多骑兵，冲出了六塘河的防线。在淮军将领的猛追猛打下，赖文光只剩下几百人，无奈只好逃进高室水乡。李鸿章先前派遣的淮军华字营统带吴毓兰，正好在扬州运河防守。各部队一同进攻，前面的堵截，后面的追击，十二月十一日，吴毓兰在战斗中活捉赖文光。东捻军终于被全部消灭，山东、江苏、安徽、河南、湖北五省，终于获得了安宁。
人生好比玩扑克牌，有的人开始时拿到了一副好牌，而有的人却拿到了一副坏牌。但是并非有好牌的就有好运，拿坏牌的一定是噩运不断。其实，只要你能扼住其要害，把握出牌的好时机，坏牌也会赢得胜利。
7.用对人方可成大事
身处官场，没有人辅佐，没有能人帮着出谋划策，那官就不可能做久。广招人才，为己所用，才能成就自己一番功名。
一个人要想成就一番大事业，需要选好人和用对人。“得一人而得天下，失一人而失天下。”能不能用对人，大则国家兴亡，小则个人成败。
19世纪60年代，为了加紧对中国的侵略，西方列强不断向中国政府提出要在中国境内架设电线、办电报的要求，但都遭到清廷的拒绝。一些保守派更是鄙夷地说：“中国四千年没有过电报，照样是一个泱泱大国。”
进入70年代，在不断抗击外国侵略军的斗争中，李鸿章等洋务派认识到“用兵之道，必以神速为贵。”就在中国人刚刚认识到电报之神速时，英国、俄罗斯、丹麦敷设的香港至上海、长崎至上海的水线，全长2237海里。1871年4月，违反清政府不得登陆的规定，丹麦大北电报公司出面秘密从海上将海缆引出，沿扬子江、黄浦江敷设到上海市内登陆，并在南京路12号设立报房，于1871年6月3日开始通报。这是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第一条电报水线和在上海租界设立的电报局。同时旱线也已经架到了恰克图，“各国以至上海，莫不设立电报，瞬息之间可以互相问答。独中国文书尚恃驿递，虽日行六百里，加紧亦已迟速悬殊。”
1873年，华侨商人王承荣从法国回国后，与福州的王斌研制出我国第一台电报机，并呈请政府自办电报。清政府拒不采纳。1874年，日本窥犯台湾，又更深层地触动了朝廷。是年3月，日本派兵入侵台湾岛，千余名士兵登岛，而朝廷却全然不知，待上奏朝廷，已过月有余。慈禧太后大怒，下旨令沈葆桢为办理台湾等处海防事务钦差，查办此事。经此一事，清廷中无论是洋务派还是守旧派都深感：台洋之险甲诸海疆，欲消息常通，断不可无电报。5月，沈葆桢上奏：设福建至台湾电报线以通消息。慈禧太后准奏并谕旨：“著沈葆桢等迅速办理。”这是清政府第一次允准设电线、办电报。但由于没有解决好建设中的诸多问题，更确切地讲是没有得力的人手操办，而最终夭折。
福建巡抚丁日昌因办洋务素知电报的便捷有利，遂积极倡导创办电报，于1875年在福建船政学堂附设了电报学堂，培训电报技术人员。这是中国第一所电报学堂。1877年，丁日昌利用去台湾视事的机会提出设立台湾电报局，拟定了修建电报线路的方案，并派电报学堂学生苏汝灼、陈平国等专司其事。先由旗后（即今高雄）造至府城（即今台南）。负责工程的是武官沈国光。于1877年8月开工，同年10月11日完工，全线长95华里。这是中国人自己修建、自己掌管的第一条电报线，开创了中国电信的新篇章。
1879年（光绪五年），国内外战事频起，沙皇俄国乘机强占我国伊犁，并派军舰窜入我国领海。清朝政府为了沟通军情，派李鸿章多次与在我国开设电报局的丹麦大北电报公司交涉，由中国出钱，委托其修建大沽（炮台）、北塘（炮台）至天津，以及从天津兵工厂至李鸿章衙门的电报线路。这是中国大陆上自主建设的第一条军用电报线路。
1879冬，天津至大沽炮台和北塘兵营的第一条军用电报线刚刚竣工，恰好又到了直隶总督衙门例会的日子。这天一大早，众位朝廷官员早早都等在了辕门外。时间临近八点，众位官员按品级鱼贯而入议事大厅，等待中堂大人李鸿章的到来。
八时整，李鸿章身着超一品大红顶三眼花翎、四爪正蟒补服，从容威严地步入大厅上首座。只见他一扫往日严肃，兴致勃勃地向众臣宣布：“今天先不谈公务，请大家一起观看一项试验。本部堂久已有意创办电报，昨天大沽到天津的电报线架设完毕，收发报机也分别装在了炮台和本衙院中，预定今日八时十分，准时从大沽炮台发报，并且还派人分头骑马和驾驶小汽轮，也同时在八时十分从大沽出发。现在就请诸君同观，看看这发电报和骑马，究竟快慢差多长时间？”话音未落，便有人从屏风后急匆匆走进大厅，并迅速将手持的电报递给了李鸿章。只见上面写着：
天津李傅相：密。大沽口外平静无事，现停英舰、俄舰各一艘，尚友好，除一二水手经我允准驾小艇上岸补给粮食蔬菜外，别无动静。镇守大沽炮台副将赵志雄谨禀。十一月二十日八时十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