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桑贝内·乌斯曼的生平与创作
桑贝内·乌斯曼是塞内加尔的著名小说家，他和尼日利亚的阿契贝、肯尼亚的恩古吉齐名，在当代黑非洲文坛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在五十年代中期开始自己的创作活动，他的作品虽然不是很多，但作品的内容都和每一个时期的具体历史事件密切相联，写的都是具有头等重要政治意义的当代题材。因此，他被认为是代表非洲人民向殖民主义提出控诉的现实主义作家，是当代非洲“谴责文学”的主要代表。
桑贝内·乌斯曼于1923年1月8日出生在塞内加尔济甘肖尔的一个渔民家庭里。他受教育的经历和大多数非洲法语作家完全不一样。他是作为一个渔夫开始了自己的生活道路的。他自幼跟随父亲在家乡的卡扎曼斯河上打鱼，他父亲希望他能继承祖业，成为一个捕鱼能手，对他悉心加以培养。因此，乌斯曼少年时，在故乡济甘肖尔以捕鱼技术高超出名。可是，乌斯曼对自己的前途跟他父亲有着不同的看法，他希望自己将来能当一名工人。终于，他说服了父亲，让他进马尔沙索姆的技术学校读书。可是只读了三年，就因家贫，经济拮据，只好辍学，背井离乡到塞内加尔首府达喀尔去谋生。他在达喀尔干过不少工作，先后做过铅管工人、泥水匠、技工学徒和火车头仓库技师的助手，真正成为了工人阶级的一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被法国殖民者强征入伍，曾经在意大利和德国境内打过四年仗。战后，他复员到法国马赛港，在船坞码头上当码头工人，参加了码头工会，成为一个工会工作者。
乌斯曼没有受过正规的法语教育。由小学到中学，继之升入大学，这非他所能奢望。他之所以能成为一个作家和电影导演完全是靠他自己顽强的努力、勤奋好学实现的。他到欧洲后，一有空闲，就如饥似渴地读书，结果对文学发生了兴趣，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并开始学习用法语写作。乌斯曼的文学创作是与他自己的生活经历紧密联系着的，既反映了他亲身经受的殖民主义压迫，也表露了他对自己祖国和人民的热爱。他的作品描写了非洲的现代主人公，对非洲人民所遭受的殖民压迫提出了探诉。
乌斯曼在1956年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黑色码头工》，就是利用业余时间写成的。他白天在码头上工作，还参加工会的活动，晚上就埋头写作。他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成的这部带有自传性的小说，把法国海港码头工人的生活写得相当深刻生动。它反映了黑人码头工人的生活，也表现了乌斯曼创作的社会政治倾向。这部小说是他的处女作，也是成名作。小说在巴黎发表后，立即引起法国文学界的重视。书中的主人公塞内加尔青年迪雅沃·法拉沦落在马赛当搬运工。他热情、正直、有头脑，对祖国同胞怀有深沉的爱。由于他领导黑人兄弟的罢工，引起了法国殖民当局的忌恨，诬告法拉谋杀了一个把他写的书冒充自己作品的白人妇女，并判处他终身苦役。他的老母在忧虑中含恨而死，他的情人也被迫卖淫。残酷的现实进一步教育了法拉，他尽管身陷囹圄，但并不气馁，而是更认真地思考着人生的意义和非洲的前途。乌斯曼的这部作品成了对种族歧视的控诉书。这部书是初作，明显地表现出作家在艺术技巧上还不够成熟。
正当乌斯曼的处女作问世之时，他不幸得了严重的脊椎病，医生禁止他从事任何体力劳动。乌斯曼被迫离开他工作十年的码头，这对他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他很长一段时间躺在病床上，不能劳动也不能参加工会活动。不过乌斯曼并没有悲观失望，他在养病期间，不停地写作。一年后，也就是在1957年，第的第二部长篇小说《祖国，我可爱的人民！》（一译《塞内加尔的儿子》）诞生了。这本书使他在创作上获得了更大的成功。乌斯曼作为一个以法语写作的非洲黑人作家，受到世界范围广大读者的欢迎。
《祖国，我可爱的人民！》这部作品在思想和艺术上都比较成熟，显示了作家现实主义的才能。这部小说的主人公乌马尔·法伊，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非洲青年知识分子。乌马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自法军退伍回到非洲的故乡以后，他为了使同胞们不再受法国殖民者开设的土产收购公司的剥削，计划建立一个农业合作社，由农民们自己销售产品，他的这个计划自然是殖民者所决不能容忍的。乌马尔最后被殖民者阴谋杀害了。作者通过乌马尔这个人物形象歌颂了非洲新的一代知识分子献身于人民事业的崇高精神，同时也告诉读者，走个人反抗的道路，采取不彻底的改良方法，而不从根本上推翻殖民制度，是不可能使非洲人民得到解放的。
“文学是人民大众的，一切都是从人民群众中来，再回到人民群众中去。”这就是桑贝内·乌斯曼一贯遵循的创作原则。他遵循这一原则，在1957—1959年间创作的第三部长篇小说《神的儿女》是他的杰作。这是一部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年代中，非洲工人运动蓬勃发展和非洲工人阶级觉悟成长过程的优秀小说。乌斯曼在这部小说中所描写的达喀尔——尼日尔铁路大罢工事件，是这个时期最重要的罢工运动之一。这次罢工从1947年10月10日开始，到1948年3月10日胜利结束，在西非工人运动史上有着重要意义，它具有鲜明的反殖民主义的性质。
《神的儿女》是一部描写铁路工人罢工的作品，但并不局限于罢工，它是描写动员全体人民提高政治觉悟的小说。因为这次罢工具有重大的意义，它是人民争取平等权利，争取应有的做人的一切权利而进行的一次斗争。这部书中所有的出场人物都意识到，他们参加的是一次比罢工更大的斗争。罢工的领导人巴格尤戈清楚地认识到他发起了一场运动，这场运动的最终结果必将是人人平等和封建旧制度的消亡。工人们也震惊于他们自己发动起来后的力量，并且还不清楚应该怎样控制它。甚至连那个白人种族主义者德让也清楚地看到，这场罢工不仅仅限于雇主和雇工间的对抗，而是以当地人民反对白人种族主义者的对抗的形式开始，掀起了一场抵抗法帝国主义者的斗争风暴，这样就加强了小说的史诗性的深度和广度。
《神的儿女》这部作品无论在结构的规模上、主题的积极意义上，还是在思想内容的深刻、艺术描写的生动上，都反映了乌斯曼在长篇小说创作上的新成就。乌斯曼在作品中令人信服地表明，人民群众团结互助、自觉斗争的英雄行为已成为西非现实生活中最典型的现象。
桑贝内·乌斯曼的创作是和每一个具体历史事件密切相联的。他在1964年发表的尚未完成的三部曲《哈尔马坦》的第一部《全民投票》，就是描写标志着西非法国殖民体系崩溃的1958年举行的全民投票的。
《哈尔马坦》和《神的儿女》一样，其主要人物皆来自人民，都是争取民族解放的战士。《哈尔马坦》中第一次出现了把自己的能力和才华献给为人民服务和人民解放斗争事业的知识分子的形象，但这些形象在相当程度上都有公式化的缺陷。
乌斯曼除长篇小说以外，还在1962年发表过一个短篇小说集《沃尔特人》；1965年发表过两个中篇《白色的起源》和《汇票》，这两个中篇在1966年达喀尔举行的艺术周上曾经获得大文学奖。
桑贝内·乌斯曼在《白色的起源》中描写了撒修尼阿耶村的村长吉布里尔·盖德·迪奥普和自己的女儿发生了乱伦的关系，被发现后，遭到放逐并被处死。乌斯曼以这个故事为主干，隐喻了整个村庄在经济和道德上注定要衰败的村社生活方式。这部小说对吉布里尔的妻子恩刚·沃尔·萨丹姆的描述是震撼人心的。她是一个真正的悲剧性人物。这一事件使她的道德观念，她对女儿的钟爱，她对自己丈夫的忠诚献身，以及她对整个家族的自豪感都受到了致使的打击，最后以自杀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乌斯曼在《汇票》中，通过对一贫如洗的依卜阿依马·迪安接到他外甥给他寄来一张汇票的故事，揭露了他所处的社会中的官僚主义、种种弊端和罪恶现象。迪安为了取出这笔汇款，不仅首先要办无数繁琐的手续，盖无数红色的印章，而且还要贿赂形形色色的官员。最后当他经历千辛万苦和折磨，以为终于能够领到这笔钱的时候，谁知他原来以为会帮助他的一个有权势的亲戚却又欺哄了他，骗走了这笔钱。
这两部中篇小说展示了乌斯曼创作的全部艺术特色：他对普通人民生活的感情；他那粗犷的激动人心的精确语言；他那震撼人心的性格描写，特别是对妇女们性格的描写；以及他对整个社会和人们道德的关怀。由于这两部精彩的中篇小说，使桑贝内·乌斯曼跻身于非洲第一流作家之列。
1973年，他又发表了长篇小说《哈拉》。在这部新作中，他通过描写主人公从一个投身于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的战士，蜕变成为一个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以及他的疾患，提示出了社会的病痛和痈疽，表明只有人民群众才是国家的主人，才能把社会和国家引向新生。在这部作品中，他犀利的笔触，对独立后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和辛辣的讽刺，启发读者对社会上的现实问题做出认真、深刻的思考。他曾说过：“第三世界国家新生的资产阶级，其代表人物在过去的年代里曾与西方殖民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有时甚至站在第一线，然而在独立之后却变成了一个只知道效仿西方资产阶级的新统治阶级。”作品在猛烈抨击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的同时，还触及了塞内加尔国内存在的一系列严重社会问题。
近年来，乌斯曼除创作外，还自编、自导、自演电影。1966年，他编导的电影在世界黑人艺术节时放映，获得高度评价。1972年，他还编导了以反殖民主义斗争为主题的彩色故事片《艾米达依》。此外，他还把自己的作品《黑姑娘》、《汇票》、《哈拉》等小说改编成电影，搬上银幕，并获得非洲和国际电影奖。
桑贝内·乌斯曼曾经参加过1958年在塔什干召开的第一届亚非作家会议。他在这次会议的发言中，曾经庄严豪迈地宣告：“继帝国主义之后，将是人民大众的时代”，而这一新时代的文学，应该是“积极的、大众的、有用的”，是“为活人和劳动者服务的”。他又说：“文学是人民大众的，一切都从人民群众中来，再回到人民群众中去。”他自己的文学创作活动，就遵循着这个原则。他还说：“作家并不是住在象牙塔里”，“他们是……战士，而现在和我们的政治家在一起，他们又是政治家，有时还是革命者。”他把自己的笔看作斗争的武器，把自己的创作活动看作向殖民主义者进行斗争。在这次会上，他也强烈地谴责了帝国主义践踏黑非洲文学的罪行；主张“我们的新文学应该是民族的，而要它成为民族的，就必须使非洲的作家获得自由，就必须使非洲的国家恢复自由”。乌斯曼在参加了第一届亚非作家会议之后，曾经到我国进行过友好访问。
桑贝内·乌斯曼在1959年写完他的第三部长篇小说《神的儿女》之后，从法国回到了他的祖国塞内加尔。他虽然已经是个知名的作家，但仍然和他的叔叔、一个老工人同住在达喀尔的工人区里。他相信，只有这样，才能保持与劳动人民的联系，才能写出他自己希望写作的“为活人和劳动者服务的”文学。
二、一曲英雄的赞歌——《祖国，我可爱的人民！》
桑贝内·乌斯曼的《祖国，我可爱的人民！》是一部反映黑非洲人民争自由、求解放的斗争现实的书，是一部充满了鲜明的爱与恨的书。它是觉醒了的塞内加尔人民反抗法国殖民者的战斗诗篇，也是一幅描绘非洲人民现实生活和大自然雄伟壮丽风光的富于诗情画意的画卷。它向我们诉说了古老非洲苦难重重的命运，也向我们揭示了一个新的自由非洲的灿烂前景。全书虽然只有十余万字，但是作者却能以他高度的概括力，反映出非洲人民的性格、生活和风俗习惯，描述出殖民主义者压迫和剥削的残酷现实，同时也勾画出非洲人民争取自由解放斗争的光辉前景。全书写的紧凑、凝炼、精湛，字里行间都灌注着作者深厚的感情，不愧是当代黑非洲文学中一部优秀作品。
这部作品，作者主要是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写的，背景也是他的故乡济甘肖尔。故事的情节是这样的：主人公乌马尔·法伊是塞内加尔的一个热情刚毅的青年黑人，他生长在卡扎曼斯河畔。由于塞内加尔一向是法国殖民者重要的“兵力贮藏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随军转战于北非和法国，最后驻防在德国的巴登巴登。在反法西斯战争期间，由于他作战勇敢，曾得到过军功章和战斗十字奖章。参加这次战争是乌马尔一生的重要关键。他走过很多地方，阅历丰富了，眼界开阔了。复员后，他在巴黎工作，参加了工会，在进步的朋友处认识了一个法国姑娘伊扎贝拉，和他结了婚。他妻子的父母以及有进步思想的朋友都很尊重他，但乌马尔不能和他们留在一起，他要回祖国去，参加人民的解放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