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进入到20世纪中期，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法西斯主义彻底破产和种族主义威信扫地，但种族隔离、种族歧视这一奴隶时代的怪胎到20世纪50年代仍在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存在，而在南非共和国（1910年南非联邦成立，1961年改为南非共和国）则达到登峰造极、令人发指的地步。1948年，南非白人种族主义政党国民党在南非联邦取得政权，开始公开实行种族隔离和和族歧视政策。他们公然把种族隔离制作为社会的基本制度，写进宪法，使它成为法律和制度固定下来，几十年来一直照行不误。一小撮白人种族主义分子，自认为是“上帝的选民”，在南非俨然以主人自居，君临一切，作威作福，长期以来占有最好的土地，搜刮着南非的财富，对当地黑人和有色居民进行着敲骨吸髓的压榨和剥削。而当地占绝大多数的原来居民，千千万万南非联邦真正的主人，却在政治、经济、种族上遭受着压迫、剥削和歧视。他们在自己的乡土上，却难以存身，无立锥之地，被人迁来赶去，挣扎在死亡线上，处处受到歧视，行动没有自由，需要什么“身份证”、“居留证”、“通行证”、“临时通行证”、“当天特别通行证”、“夜间特别通行证”、“白天特别通行证”、“月度通行证”、“居留地来客证”、“旅行证”等证件，受到多种多样的限制。忍无可忍的黑人一次次起而反抗，均遭到白人统治当局的血腥镇压。发生于1960年的沙佩维尔惨案和1976年的索韦托事件就是这一反抗和惨遭镇压的例证。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南非共和国种族主义特别猖獗，进步的文学艺术家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当时当政的维沃尔德政府以及后来的继任者沃斯特政府，践踏了民主权利和自由，为了钳制言论自由和窒息抗议的呼声，在1963年通过了“报刊和影剧业管理法”。他们千方百计支持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文学，而对反对种族主义制度的进步作家则进行残酷的镇压。这一时期，南非黑人作家和有色人种作家十之八九被抓去坐牢，被软禁，或者被迫永远离开非洲，有些人则根本就没有幸存下来，南非共和国的进步文学完全变成了“流亡文学”，欧洲血统的一些进步作家也毫无例外地遭到迫害，有些人被迫流亡国外，有些人则不再发表作品以此来抵制种族主义制度。
20世纪50年代，戈迪默开始逐渐和南非著名的倡导黑人解放运动的杂志《鼓》集团的成员们结下了友谊，她同一些著名的黑人社会活动家、作家如坎·瑟姆巴、艾泽基耶尔·慕帕赫列列等人常有往来，特别是和当时被南非当局禁止其活动的著名非洲工会女活动家、共产党员贝蒂·杜·托依特成为至交，她对戈迪默的思想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而就正是在这样一个种族主义、白人至上主义谬论甚嚣尘上的社会里，纳丁·戈迪默作为一个白人作家，毅然决然地站了出来，为受压迫的黑人仗义执言，向官方的政策挑战，用活生生的艺术形象把南非现实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告知没有在南非生活过的每一个具有良知的读者，其影响之深远可想而知，因此引起了南非白人统治当局的真正恐惧，虽然碍于戈迪默的国际声誉，不敢公然对她加以政治迫害，但她的小说却有三部曾被查禁，有的被查禁长达12年之久。她因此获得了“埋葬种族隔离制度的热情歌手”的美誉。
一、传统观念的叛逆者
纳丁·戈迪默（1923年—），1923年11月20日出生于南非共和国德兰士瓦省约翰内斯堡附近一个金矿区小镇斯普林斯的欧洲移民家庭，父亲是自幼从沙皇时代立陶宛出逃到南非定居的犹太移民，在南非经营珠宝生意，母亲是从英国移居南非的犹太女子。戈迪默先在德兰士瓦一所修道院办的中学受教育，后来毕业于约翰斯堡的威特沃特斯兰大学。1948年，她曾有过一次短暂的婚姻生活，并生了一个女儿。1954年她与商人莱因霍尔德·卡塞尔结婚，生下了儿子雨果。她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在南非共和国国内度过的，虽曾多次到非洲、欧洲和美洲旅游并讲学，但从未在南非以外的地区长期居住过。
戈迪默生长于斯的南非金矿斯普林斯小镇是一个黑人聚居区，她从小就喜欢读书，整天泡在图书馆里，加上她身体孱弱，所以读书就成了她生活中的主要乐趣，她家乡有所藏书丰富的公共图书馆，她贪婪地阅读她所能借到的一切书籍，稍长以后，她又利用到图书馆帮忙的机会，有选择地多读那些更能启发她心灵的优秀作品。她最喜欢读的是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她爱读普鲁斯特、劳伦斯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的小说。这些作家的作品使她获益匪浅。她在1991年诺贝尔文学奖演说《写作与存在》中就说过：“因为我的学校就是当地图书馆。普鲁斯特、契诃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仅举几位使我成为作家的有功者——则是我的老师。”
戈迪默生长在南非，她度过孩提和少女时代的地方斯普林斯镇又是一个种族隔离区，她虽生在白人家庭，但并未像许多南非土生白人那样浸透着白人优越的偏见，将种族歧视、种族隔离制度视为天经地义。加之她从小天真烂漫，生性不羁，我行我素，天马行空，独来独往。就像她在1963年写的《脱缰的马和无敌的夏天》一文中说自己“是脱缰的马，从上幼儿园起就这样。不像多数儿童那样能迅速使柔软浑圆的自己适应于书桌和纪律的尖棱尖角。我年复一年地从学校逃跑”。其实，这不仅是脱缰而逃，还意味着不接受现存制度。她不愿接受学校及家庭的传统观念，即一个女孩子念一点书，十五六岁后受点职业教育，随便找个工作，打扮入时地出入茶会，等着男人来求婚，然后嫁人，做母亲。相反，她醉心于读书，写故事，企图从中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而当她提笔写作时，她便开始了自己对周围世界的观察。她在上学的路上观察到那些小店主们，他们自己是矿区小镇盎格鲁殖民社会白人等级中处于最低阶层的东欧移民，却又粗暴地辱骂着到他们小店买东西的那些被殖民社会定为最低等级的、根本不被当人看的黑人矿工。她也发现她经常光顾的当地图书馆却不对任何黑人儿童开放。这一切都使迷惘不解，困惑和惊愕，产生了对种族主义的早期意识。
随着年龄的增长，她渐渐明白了种族隔离“不是上天的安排而是人为造成的”，而自己在生活中“却和黑人有更多的共同之处”。多年以后，她才明白，如果她是一个黑人的孩子，她根本就成不了一个作家。她生长在南非这样的环境，从小看到黑人的贫穷和痛苦生活，使她有可能了解这一制度的野蛮和不合理。因此，她从小就是一个传统观念的叛逆者，独立性很强的小姑娘，我行我素，不怕别人说长道短。正是这种从童年时起就感觉到的不与大多数白人观念一致的地位，使她要寻找“人们并未说出来的意思，不仅有关两性的，而且也有关于政治及他们和黑人的关系”。后来她读了卡夫卡的作品，又使她对人们的表面言行发生怀疑，而产生执意要寻求真实的愿望，而且“醒悟对有色人种的歧视与隔离是个奇耻大辱”。她说：“不是我的国家存在的问题促使我去写作，而是在写作的过程中使我穿过南非生活的表面现象一步步地下落、下落。”她下落得越深，便越感到种族隔离这个毒瘤已危及南非生活的一切方面。这对她将来始终把自己同使黑人从南非白人种族主义政权统治下解放出来，以及恢复黑人权利的伟大斗争紧密地联在一起，具有至关重要的内在关系。
戈迪默生活和开始创作的年代，正是黑非洲前殖民地各国人民要求解放和争取国家独立斗争蓬勃发展的年代。到了20世纪60年代，南非共和国周围的国家纷纷宣布独立，黑人成为国家的主人，而在南非共和国却不仅依然故我，反而变本加厉，强化对黑人的统治镇压，少数有良知的、正直的白人也起而参加黑人的斗争，戈迪默就是其中之一。但这并不是一条撒满鲜花的道路，而是一条荆棘丛生、令人望而生畏、充满艰难困苦的道路。长期的种族隔离制度造成的种族之间的偏见、误解和仇恨，使黑人和白人之间横亘着一条鸿沟。要冲破这种种性的樊篱是需要极大的勇气、决心与觉悟的。一个白人作家，生活的境遇既不同于黑人，又疏远了“自己”的即白人的阵营，不但要忍受来自黑人方面的误解和排斥，而且还要遭受白人社会的唾弃，背上叛徒的恶名，最好的下场也是备受冷落。戈迪默站在社会人道主义产场上，她认识到作为一个作家，不管白人理解不理解，爱听不爱听，自己都有责任把自己所了解的真实情况写出来，虽然她无力改变白人统治者的政府，但她可以影响那些同样对种族隔离政策感到困惑的大多数正直的白人，特别是由于她有在黑人聚居区生活的经历，而这恰恰是其他白人作家做不到的。她要“忠实地描写情状……使读者再也不能回避”。因此她深信她的作品一定会得到平民大众的赞赏。这就是她奉行的负有社会责任的作家的“基本姿态”。
二、一颗最明亮的彗星
戈迪默从小聪明颖悟，少年早慧，她从9岁起开始写作。她单纯、天真，对任何事都不多作思考，只按自己的本性行事，我行我素，不理会社会的传统观念，有一种“永远不回头看”的性格。她在《基本姿态》一文中说自己那时的写作“不过是天真烂漫的举动——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可我现在已相信，惟有不负责任才是真正的纯洁”。“我独来独往，说不清怎么回事，我的诗歌、我的故事就从我心底里流泻出来，它们不针对任何人，也没有任何读者”。她在1991年诺贝尔文学奖受奖演说《写作与存在》中说：“我孩提时写作是出于通过我的感官理解生活的快乐——观看、嗅闻、触摸事物；稍后则出于令我困惑或内心中狂躁的情感，它们在文字中变得具体有形，找到某种启示、安慰和欣喜。”
戈迪默起初只是写一些短小的诗歌和故事，在当地报刊的儿童园地版上发表，1936年，她在约翰内斯堡《星期日快报》儿童版上发表了一篇名为《追求看得见的黄金》的寓言故事。1937年，她为便于自己写作，给自己买了一架旧的打字机。1938年，当她15岁时，就在约翰内斯堡的《论坛》周刊上发表了她的第一篇较成熟的短篇小说《明天再来》。此后，她就不断发表短篇小说，反映她的社会意识。她的小说涉及南非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如批评警察的权威，替受压迫者抱不平等等。她曾说过：“从一开始，我就利用了我的背景，我过去写的一切都与我所知道的事物有关。”1946年，她去约翰内斯堡进入威斯沃特斯兰大学继续深造。
1948年，当她25岁时，出版了第一部短篇小说集《面对面》。1950年，她的作品经朋友介绍在几家美国小型文学杂志上发表后，反应强烈，美国出版商纷纷向她约稿。1951年，她的短篇小说出现于《纽约人》上，立即引起美国出版界的注意。1952年，她的第二部短篇小说集《蛇的低语》在美国出版后，她在美国文艺界的声望就青云直上。《纽约人》不断地采用她的稿件。她那不是大声疾呼的含蓄笔法，特别使读者对不熟悉的南非情况有了亲切感。接着在1956年她又出版了第三部短篇小说集《六英尺土地》，在这两部短篇小说集中，她集中揭露了白人种族主义分子自认为是“上帝选民”的白人优越论造成的不公正现象。这两部集子一问世，立即引起了欧美出版界的注意，受到书评界的好评，英国评论界把戈迪默誉为“一颗最明亮的彗星”。
在后来的几十年中，她先后又有8部短篇小说集陆续出版，它们是《星期五的足迹》（1960年），《不宜发表》（1965年），《利文斯敦的伙伴》（1972年），《小说选》（1975年），《准是某个星期一》（1976年），《士兵的拥抱》（1980年），《影影绰绰》（1984年）和《跳跃》（1991年）。
戈迪默的短篇小说成功地描绘了南非现实社会中带有本质性的社会问题和复杂的社会关系，特别是以细腻的笔触着重刻画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中的黑人与白人的心态，探索在他们之间存在的隔膜的原因。她把自己作品中的人物“推到”最平常的环境中，一边考察他们的举止，一边揭露“白人”居民对自己“黑人”同胞的态度，她认为在不同肤色的人们的交际中存在隔膜，是由一种无形的，人为的特殊壁垒造成的。她在短篇小说《捕鱼》中，描写了一对“白人”新婚夫妇同一个印度人的相识。戈迪默用浪漫主义的笔触勾画出这个印度人被生活所迫显得有点倨傲，甚至有点落落寡合，但是他具有高尚的情操。这对年轻夫妇为这个深肤色的人的外貌所吸引，甚至在某一瞬间连他们同他之间所存在的偏见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是很可惜，仅仅就在又一瞬间，当印度人问他们要不要买他捕到的鱼时，一切又恢复了原状。这对新婚夫妇这时又回到他们所习惯的观念的世界中：他们想起了对话者不是自己圈子里的人，他是站在社会阶梯另一级上的人。她善于捕捉普通人生命中的某些瞬间，以作家的心灵、眼光、敏感来理解和感受这些瞬间中人物的感情和心态，叙述描绘他们的痛苦和困惑、失望和迷茫，并揭示出平凡瞬间深藏的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