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的知识，是关于在所有的题目中，于事实上最为具体，是最难于约成原理的那一个。这种知识有三部分，照着社会三种最重要的活动；那些是合群，办事与统治。因为人是在社会中寻求安慰，实用与保护；而这些是三种性质不同的智慧，并且常是彼此分开的；就是举动上的智慧，事业上的智慧，与统治上的智慧。
合群的智慧是不应该过分的把他当作一种目标的，但是也不该这样的轻视；因为他不但本身有着一种可重之处，并且在事业与统治上也有一种潜在的势力。诗人曾说，“不要以你的容色抵消了你的说话”；一个人可以用他的面色来消除他说话的力量；同样的，他也可以用面色来消除他行事力量。西塞在劝他的兄弟对人应该和气与使人容易亲近的时候说：“有着开放的门与关闭的脸是没有用处的”，这是说开了门让人进来，而以关闭着或冷淡的容色接待他，是得不到什么结果的。所以在恺撒与西塞禄会见之前，其时战事的前途就取决于这种会晤，我们看到爱第克很郑重的劝告西塞禄，要使他的容色与举止镇静应加以调整。如果制御容色有这样的关系，那么语言与合群有关之别的行动的制御是还要紧得多；这些的真正模范，李维很恰当的发表过，虽然他的意思是并非为此而发，“我但愿我不会叫人看了说是傲慢或卑屈；傲慢的人是不理会到别人的自由的；卑屈的人，不理会他自己的”。最适合的举动是保持一个人自己的品格，而不侵犯别人的自由，而在相反的方面，如果我们对举动与外面的仪态太注意了，第一、这就成为做作，而其次，“那里还有比把戏场搬到真实的生活上”，来扮演一个人的生活“更来得不适宜的哩？”但是，即使没有到那种极端，这也是太费时间与脑力。所以如同我们常劝青年学子不要广结朋友，说：“朋友是时间窃盗者”。注意举动的辨别，无疑也是思虑的一个大窃盗者。而且，凡是长于这种圆熟的礼貌的人常以此自足，很少有企望达到更高的道德；而于此不足的人，却想于名誉中去求得适度，因为有了名誉，几乎一切都是适度的了；但是如果得不到名誉，那么只有以曲谨与礼文来代替了。并且行为上的障碍是没有比过于谨慎的注意于宜适与那为宜适的指针时会再大的了。因为同所罗门说的那样，“那只看着风向的是并没有下雨，而那个只望着云的也不能有所收获”；人造成机会的时候一定要同他碰到机会的时候一样的多。归结起来，举动好似心理的一件衣服，而且是具有衣服的条件的。因为衣服应该合于时尚，但不应该太讲究；他应该显出心理的任何优点，而遮掩他的任何缺陷，尤为重要的是不可太紧窄了，以致有妨碍于运动或动作。但是社会的知识的这一部分，是经有人很好的处理过，因此我不能再说它是缺乏。
关于办事或事业的智慧，自来未见汇集成著作，很大的减损了学问与治学专家的价值。因为我们以这种意思的谚语来表示的那种责备或品评，就是说学问与智慧两者之间并没有很大的关联，多半是从这个根株上起来的，在我们已经举出而认为属于社会生活的那三种智慧里面，关于举动上的智慧，有学问的人大都加以蔑视，以为不及德行的重要，而且是思虑的一个敌人；关于统治上的智慧，在他们要担当这类事情的时候，他们的成绩却很不错，不过这是只限于有数的几个人；但是关于事业上的智慧，虽然他与人的生活关系最多，却没有专门的著作，除了与题目的重要不成比例的一点分散的规条。如果要在这个题目上，有同在其他的题目上一样的著作，我毫不怀疑经验少而有学问的人，可以还胜过那些富有经验而无学问的，用着他们的弓射得比他们还远。
我们也不必恐怕这种知识，可以有这样多的变化，以致不能将他约成规条；因为他是要比讲统治的学问确定得多，那种我们知道是会有人致力过，而且是有一部分约成了规条的。关于这种智慧似乎在最关重要与最多智慧的时代的古代罗马人中有过几个专家是这样的；因为西塞禄记述着，当时以有一般的智慧著名的元老院议员，如科伦凯纽、克留斯来留斯与很多别的人，都常以一定的时间到公共集会场所去走动，遇到有意见的人，就听他们陈述；各个市民也会去找他们商量女儿的婚事、儿子的职业、购买、或诉讼与人生所遭遇的各种其他事情。所从就在私人的事务上，都有一种从世务的一般的见证里面发出来的商量与劝说的智慧；虽然用于提出的各个事件上，然而是从同类事件的一般的观察上采获来的，因为我们在西塞禄为他的兄弟所著的那种书，《论运动执政官》里面看出来，虽然那是关于当时正在进行的一件事情，他的内容是充满了许多有智慧与精明的原理，那里面含着关于民选之事，并非一时，却是永久的指示。但是，尤其在那圣经证明了心如海沙的所罗门王所著，列在神圣的著作之林的那些包括整个世界与一切世务的箴言里面，我们可以看出不少深远与卓绝的警诫教条、意见，关涉很多类的事务在这里，我要提出几个例来思考一下。
“如果一个和智慧的与一个愚人在抗争，不论他是大怒或大笑，他都不会得到安宁的”。这里是描画了一个有智慧的人与一个不如他的人抗争的时候所受到的重大不利；这是这样的一种争图，无论一个人把他看作一个笑话，或是真动了气，或是不论怎样的转变方向，他总是不能把这件事情弄得很好的。
“我曾看到一切行走于日光下的生人，都有代替他的那第二个孩子跟着”。这里表示着那种先为西拉，后为泰比留斯所注意到的情形，“崇拜初出之日的人要比崇拜将落或方中之日的多”。
“有一个小城，里面住着不多的人，有一个拥有大兵的君主来征伐它，将它围困起来，在它的四周筑了营垒。城里有一个贫苦而有智慧的人，以他的智慧，救免了这个围城。但是没有人记得这个贫苦的人”。这里说着国家的美德，他们只在要用着德性或能力的时候是看重它的。
“一个柔和的回答摧折了怒气”。这里是说不回答或粗鲁的回答，可以激人的怒，但是一个不假思索与平和的回答可以平人的怒。
“懒人的路是荆棘的篱”。这里很生动的写出了懒惰的结果是何等的辛苦，因为把事情都延搁到了最后的时期，没有一件事情有着先期的准备。那么，跬步都碰到了牵衣的荆棘或阻步的障碍了。
“一篇演说的结尾要比他的开端好”。这里是斥责正式的演说家的虚矫，他们对于开言绪论比他们演说结束与结果还要注意。
“尊重人的审判官是不好的，因为只为了一片面包他就会离去了真实的”。这里是说一个审判官受了贿还比尊重人来得好一点，因为一个贪赃的审判官还没有同一个柔顺的那样容易有过失。
“一个证明苦人犯罪的苦人，是同不顾冲去食物的暴雨一样”。这里表明了穷困求索的利害，那是在吃饱的与空腹的马蟥那个古代的寓言中表象着的。
“在恶人面前倒下的好人，好似一个搅浊了的水源与一个不洁的泉水”。这里指出了一种公开的，司法上显然的不公，是比许多暗中忍许的各种违法的事更能够搅浊了公道的源泉。
“那个偷窃了父母的东西，还说没有犯罪的人，是一个破坏者的伙伴”。这里是看到了人做坏事，他们最好的朋友总为他们的过错辩解，仿佛他们对那些做坏事的人可以断定与确信一切，实在是反而加重了他们的过失，把这些从不法改成了不孝不友。
“不要同一个发怒的人为友，也不要同一个狂暴的人同行”。这里是给予了一个警诫，教我们择友之时，尤其要避去那些不能忍耐的人，把他们认为要把我们去配给许多的分裂与争论的人。
“那个扰乱他自己的家庭的人是只能承袭到清风的”。这里是说人想在家庭的分隔与破裂上获到心理的安静与满足，但仍不能达到他们的希望，只化作了清风。
“一个有智慧儿子使他的父快乐，但是一个愚蠢之子使他的母忧愁”。这里分别出父在他子的好的证据上得到最大的安慰；但是母在子的不好的证据上感到最大的苦恼，因为女人不大看得出德性，却只能看出幸运。
“那个想遮掩他的罪过的人去求爱，但那个把一件事情做两次的人是连好友都分离了”。这里给予了一种警诫，就是忘怀往事，不提过去的事情，是比道歉与解释更好的一种和解方法。
“在每一种做得很好的事情上，都有着丰足，但是嘴里的说话是只趋向着贫乏的”。这里指出了，说话是在没有事情与没有东西的地方来得最多。
“那个先来声诉他自己的事情的人似乎是合理的，但是那一来会显出他的真相来”。这里是说，在一切事件上，先入之言效力是如此之大，除非在那所说的话上发现了欺妄与不实，那上面已经成立了的那种成见是不会消除的。
“欺诈的人的话，看似很天真的，他们可以进入到心腹最深的部分”。这里是辨出了那种看似预先想好的与虚饰的谀辞与讽示，入人是并不深的；但是那种有着自然，自由与真率的外表的，却能够深入。
“那个训诫亵慢的人的，自己取了耻辱；那个斥责恶人的，自己得到了玷污”。这里给予了一个警诫，就是我们向傲慢与蔑视一切的人提出了责难，这种是那些人所认为侮辱的，而得到了他们的侮辱以为我们责难之报。
“把机会给予了有智慧的人，他以后还可以更有智慧”。这里是区别着那种已经成了习惯的智慧，与那种只是口头的与在意思中浮游着的智慧；因为一种遇到了机会就加速与倍增而又一种就惊惶与惑乱了。
“如水中映出的脸与在水上照着的脸相同，人的心在有智慧的人看来是很明显的”。这里把有智慧人的心灵来比一面镜子，各种各样的性情与习惯的影像都在那里面表象着；从这种表象里生出了那种适应，“有智慧的人能使他与各种性质适应”。
在所罗门的这些有智慧的话上，我停留的时间之长，是超过了与一个例证相称的比例；因为要想以这样的先例来给我以为有缺陷的这一部分知识一点权威；并且还在它们下边加了我以为不背原意的那种简短的意见，虽然我知道它们还可以作更神圣的用处；但是，在神学上，这也是容许的。有些解释，可以比其他的更避于人事；但是把它们看作生活的教训，或可以得着详细的论述，如果我把它们分开了，和以推论与例证来发明它们。
这也并不只在希伯来人中通行，却是在较古时代的智慧中常常遇到的；人得到了他们认为于生活有用的观察时，他们会把他收蓄着，以比喻箴言与寓言来表示它。寓言是事例缺乏的时候拿来做它们的代用品的；现在的时代的充满了史实，那么用着活的鹄的描述还可以更好一点，“以真人真事来印证一种格言，自然是更好的办法”。所以，这种办事与机会的多变化的题目最为宜适的文字，就是讲论历史与实例的文字。因为新近得来的知识是最能适合于实事的。而且把讲论附列于实例，比把实例附列于讲论，在实际的指导上要有用得多，因为这并非同它初看起来的那样是一件顺序上的事，而是一件实质上的事。因为在事例作为讲论的基础时，把事例无拘制的定置于一种史实中，它对于各种情况都有了关系，这些有时可以修正关于它们的讲论，有时可以辅助这种讲论，同一种行为的实在典范那样；而为讲论而援引的事例往往只是简略的举出了，而且是没有一定适用的地方，对于以他们来证明的讲论的关系，是跟奴隶一样的。
但是记着这种区别是不会错的，就是如同各时代的史实是关于统治讲论的最好基础，传记也是关于事务的讲论的最适宜的基础，因为他们是关于私人的行为的。但是，为这种目的，还有一种比上述两项更为相宜的讲论的基础，那种就是关于有智慧与意义深重的书札的讲论，如同西塞禄致爱第克的书札里有很多的，与其他因为书札里比记事或传记里更多与更专属于某项的事务，这样的我们已经论列了关于办事这一部分的社会知识的实质与形式，这部分我们认为缺乏。
但这一部分里面还有一部分，它与我们已经说过的那部分不同，如一般的智慧之于一个人对于自己事情的智慧，一个仿佛是向着外围走的，一个向着中心，因为有一种对他人贡献意见的智慧，又有一种推进自己幸运的智慧；这两种有时会合，但多半是分离的，因为有许多在他们自己的事务上有智慧的人，到了关于统治的事情与对他人贡献意见，就显得弱了；好比蚂蚁，就他们自身说是一种有智慧的生物，但是对于园圃是极有害的。罗马人是很承认这种智慧的，那个诙谐的诗人说：“有智慧的人造成他自己的幸运”。这句话渐渐的变成了一种谚语：“人人都可以造成他自己的幸运”。而李维以为凯图第一是能够如此的，“他有着这样心智与道德的力量，不论他生在何处，他都可以为他自己造成幸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