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德才兼备：千古用人第一标准
一直以来，中国传统的用人哲学都认为：德才兼备的人才是栋梁，有德无才的人也可使用，有才无德的人坚决不可使用，至于二者皆无之辈，当然是“垃圾”了。
关于德与才的关系，历史上绝大多数政治家、思想家都主张德才兼备的原则。
先秦诸子中，墨子极力倡导选用德才兼备的人才。他认为：“夫义道术学业仁。义者，皆大以治人，小以任官，远施周偏，近以修身，不义不处，非理不行，务兴天下之。利，曲直周旋，利则止，此君子之道也。”
三国时期的诸葛亮是一个善于用人的大家，他提出了“治国之道，务在举贤”的响亮口号。他的人才观主要内容是“德、才、学、识、能、忠、义、信”八个字。“夫治世为大德，不以小惠。”诸葛亮认为“德”包括五个方面：“一曰禁暴止兵”，“二曰赏贤罚罪”，“三曰安仁和众”，“四曰保大定功”，“五曰丰挠拒谗”。（《诸葛亮集》，中华书局1960年出版，第76页）在这里，诸葛亮把“德”的概念具体化为对国家与阶级利益的行为准则，而不是上下级之间的恩怨和利害关系。所谓“大德之行，天下为公”，考验“德”的真伪标准在于“公”。以公利为核心的德政，事业兴旺发达；以私利为核心，则无德政可言，终将导致事业的衰败消亡。
北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过：“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云梦之竹，天下之劲也，然而不矫揉、不羽括，则不能以入坚。棠溪之金，天下之利也，然而不熔范，不砥砺，则不能以击强。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
从德和才两方面出发，司马光把人分为四种：德才兼备为圣人，德才兼亡为愚人，德胜才为君子，才胜德为小人。他主张用人应以德为重，这样才能用君子而不用小人。司马光分析人们选拔人才时往往重才轻德的原因，是由于有德的人被人所敬畏，而有才的人一般被人所喜爱；对所喜爱的人容易亲近，对所敬畏的人则容易疏远。因而考察和选拔人才时往往只看到了才能方面，而忽略了品德方面。他提醒后人说，这样的历史教训太多了，“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岂特智伯哉！”（《资治通鉴》卷1，中华书局1950年出版，第15页）。
有才无德之人不能重用，有德无才之人予以培养，等其展示才华之后，再予以使用。德才兼备论首先倾向于德，只要品德高尚，才干尚可之人，就可以重用。持这种理论的代表人物还有清朝的曾国藩。曾国藩用人讲究品行，其次才考虑才干。同样，他采用这种用人方式，也干出了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曾国藩曾讲：“有才无德，近于小人；有德无才，近于愚人；与其有才无德近于小人，不如有德无才近于愚人。”这段话也反映了曾国藩既强调德才兼备，又注重以德为先。
从古人的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启示：第一，论才必须以德为本，因为德是才之帅；第二，无才而不任，因为才是德之资，否则，德就是空的；第三，什么样的人才称得上“贤”呢？那就是德才兼备的人。任人唯贤，既不能唯德是举，也不能唯才是举，必须是德才兼备。
只讲德，不讲才，有德无才的人，没有专长和能力，工作没有创造性，工作成绩平庸，不是我们所讲的人才；只讲才，不讲德，有才无德的人，只会钻空子，干坏事，损害他人的利益，也不是我们要求的人才。所以选用人才，一定要坚持选那些品德好，具有一定特殊专长和能力的人，把德和才的要求结合起来，防止只看才不看德或者只看德不看才的倾向。
俗语云：“有才无德，行而不远，德是人才之本。”德乃水之源，才乃水之波。若无君子可用，与其用小人，不若用愚人。盖有才无德，其才足以济其奸，重用了很危险；然有德无才，难以当大任，亦不可不慎。故用人贵在德才兼备。
一个面向21世纪的优秀人才，必须德才兼备。德才兼备是成才立业、奋发有为的前提。一个人如果志大才疏，固然成不了才，但如果没有优秀的思想品德，也难以成就事业。这里有两个基本观点，一个是：成小事，靠业务本领；成大事，靠思想品德和综合素质。另一个是：有德无才要误事，有才无德要坏事。德才兼备之人，其理想、信念、道德、责任才能得以升华。
2.党政机关用人的根本原则
对党政机关来说，德才兼备是选才用人的第一标准。
德、才是干部素质的两个方面，德强调的是思想、品行，才强调的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才智和能力。德才兼备要求干部既要具有较高的理论素养、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尚的思想道德品质，又要具备较强的工作能力和较高的业务水平。德才兼备是辩证的统一体，二者不可分割，不可偏废。在选人用人工作中要正确处理德与才的关系，既要防止重德轻才的现象，也要防止重才轻德的倾向。
德和才犹如支撑人字的撇和捺。没有德字这一撇，不成其人；没有才字这一捺，人难自立。德是才的统帅，才是德的资本；德乃人之魂，才乃人之胆。德才兼备德为先。成人比成才重要，为官应重德性。做人要通过做事来体现，来实现价值，来检验成败。做事要通过做人来引导方向，来提供动力，来保证结果。若方向一错，则全盘皆误。因此，做人应先于做事，人性应重于灵性。就党政机关领导干部来说，一定要高度重视德性问题，致力提升自己的道德水准。
从德的方面看，党政机关干部要力求做到如下方面：
强化道德意识。大量事实证明，有德才有得，有诚才有成。许多人之所以成功，得益于细微而不起眼的美德。正如伏尔泰所说，“造就政治家的，绝不是超凡出众的洞察力，而是他们的人格。”人格德性是最重要的，能力则总是相对而言的。人格的力量，是最可靠的事业资本。林肯说：“坚守人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一种力量。”林肯之所以享誉世界，重要之点在于他公正自持、廉洁自守。林肯去世后，陆军部长史丹顿说：“这里躺着的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完美的统治者。”人格比“名”更崇高，比“利”更伟大。最有效的资本是我们的信誉，它24小时不停地为我们工作。有了这张绿卡，成功将为我们一路放行。对领导干部来说，要高度重视德的问题，防止懒官、庸官、贪官、淫官占居要职。即便在民主不断扩大、法制日益健全的情况下，也还是要注重选用德高望重、人格完善的领导者，防止觊觎权力、善于伪装的奸佞小人。作为个人来讲，一定要具备履行公职的良好品行和职业操守，做到表里如一、言行如一、始终如一。对组织、对事业、对人民，一定要诚实守信，不偷不吹不装不假。“你可以一时欺骗所有人，也可以永远欺骗某些人，但不能永远欺骗所有人。”人格低下的人，最终是要露马脚、被唾弃的。
严格道德自律。“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领导干部在树立道德新风尚方面以身作则，就是无声的命令。这里有三种境界，其一是不做恶事；其二是多做好事；其三是社会楷模。达到第一种境界是小有所成，达到第二种境界是有较大成功，达到第三种境界是有巨大成就了。领导干部讲重德性，首先要讲大德，即坚定理想信念，坚守政治原则，坚持服务宗旨。具体讲，就是要忠于党、爱祖国、为人民。同时要模范遵守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在社会做个好公民，在单位做个好职员，在家庭做个好成员。这些都得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从小事做起。我们在学习科学理论的时候，就深深感到，经典作家不仅具有真理的魅力，更具有人格的魅力。马克思说：“我们都是坚持为八小时工作日而奋斗的，可是，我们自己的工作时间常常超过八小时。”1868年4月30日，马克思在写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这样说：“我在几天之内，就满50岁。如果那个普鲁士少尉对你说：‘服役已经20年，仍旧是个少尉，’那么我可以说：‘年届半百，仍旧是个赤贫者’。”这无疑大大增添了理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如果说的一套，做的一套，对人一套，对己一套，怎么可能让人信服、跟着来做呢？党政干部一定要处处严于律己、时时做出表率。讲道德自律，不能忽略细节、轻视小事。小和大是相对、相交的，是会转化的。拿遵守“三德”来讲，能不能保持“慎独”，在无人监督、没人认识的环境里，自觉遵守约定俗成的道德规范，做一个文明守法公民？能不能模范执行职业操守，严格行业自律，坚持依法行政、公正办事？能不能弘扬传统美德，善待老人、妻子和孩子，建设和睦家庭？许多细节和小事，常常影响着大节，折射出领导干部的道德品行。“白天想上班，晚上想回家”的人，比那种不思工作总惦念着牌局、不顾家人总沉醉于饭局的人，要健康得多、高尚得多。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搞得家庭四分五裂的人，在人们心目中也是要丢分的。“不扫一屋，何以扫天下？”我们常犯的错误有4种：知识不足的错误，经验不足的错误，能力不足的错误，德性不足的错误。这几种错误，都应当努力避免，尤其要着力防止犯德性不足的错误。
注意道德积累。我们经常会对自己的记忆力不满，却从来不怀疑自己的判断力。很多人都能根据自己身体部位的问题去看医生，但少有人认为自己的脑子出了问题。人们往往在自认为最清楚的事情上犯错误。谁都觉得自己缺钱，包括那些不缺钱的；谁都不觉得自己缺德，包括那些缺德的。一个人的德性，无论好与差，均为日常思想和行为的“零存整取”。正所谓老来疾病，都是壮时招得；衰时罪孽，都是盛时作得。某些人的下场，如罗柯斯所说：“他们收割的，正是他们种下的。”我们要使自己的道德品行达到较高层次，有时需要从改变生活习惯开始，从日常小事逐步做起。北宋史学家司马光每天都早起，怕睡过头，给自己做了一个圆木枕头，稍微一转动，头就落在木床上，人就惊醒起来。司马光把这枕头叫“警枕”，意在鞭策自己，不可松懈懒惰。一个人对他人讲信用相对容易，因为受到外在力量的约束、监督，会迫使其恪守承诺。而对自己讲信用则要难得多，因为那只是自己内心的声音，唯一能监督的只有自己。但唯有持具这样一种坚定心力的人，才会出类拔萃，因为这是他超凡脱俗的地方。齐白石的成功在于对自己讲信用，始终固守着一个对自己的承诺。他规定每天作一幅画，从不间断。85岁那年，有一天连画了4张条幅，已经很累了，又画了一张后，写了这样的话：“昨日大风雨，心绪不宁，不曾作画，今朝制上一张补充之，不教一日闲过也。”正是雷打不动的行为准则，造就了他炉火纯青的画艺。德性需要积累，有积累才会有升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