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在中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运动。他们的活动得到光绪帝的支持，但他是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慈禧太后控制着朝政。光绪帝想借助变法来扩大自己的权力，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打击慈禧太后势力。作为慈禧太后，她当然感觉出自己权力受到威胁，所以对维新变法横加干涉。于是，这场变法运动实际上又变成了光绪帝与慈禧太后的权力之争。在这场争斗中，光绪帝感到自己的处境非常危险，因为用人权和兵权均掌握在慈禧的手中。为此，光绪帝忧心冲忡，有一次他写信给维新派人士杨锐：“我的皇位可能保不住。你们要想办法搭救。”维新派为此都很着急。
正在这时，荣禄手下的新建陆军首领袁世凯来到北京。袁世凯在康有为、梁启超宣传维新变法的活动中，明确表态支持维新变法活动。所以康有为曾经向光绪帝推荐过袁世凯，说他是个了解洋务又主张变法的新派军人，如果能把他拉过来，荣禄——慈禧太后的主要助手的力量就小多了。光绪帝认为变法要成功，一定要有军人的支持，于是在北京召见了袁世凯，封给他侍郎的官衔，旨在拉拢袁世凯，为自己效力。
当时康有为等人也认为，要使变法成功，要解救皇帝，只有杀掉荣禄。而能够完成此事的人只有袁世凯。所以谭嗣同深夜密访袁世凯。
谭嗣同说：“现在荣禄他们想废掉皇帝，你应该发动兵变，杀掉荣禄，再包围颐和园。事成之后，皇上掌握大权，清除那些老朽守旧的臣子，那时你就是一等功臣。”袁世凯慷慨激昂地说：“只要皇上下命令，我一定拼命去干。”谭嗣同又说：“别人还好对付。荣禄不是等闲之辈，杀他恐怕不容易。”袁世凯瞪着大眼睛说：“这有什么难的？杀荣绿就像杀一条狗一样。”谭嗣同着急地说：“那我们现在就决定如何行动，我马上向皇上报告。”袁世凯想了想说：“那太仓促了，我指挥的军队的枪弹火药都在荣禄手里，有不少军官也是他的人。我得先回天津，更换军官，准备枪弹，才能行事。”谭嗣同没有办法，只好同意。
袁世凯是个心计多端而善于见风使舵的人，康有为和谭嗣同都没有看透他。袁世凯虽然表示忠于光绪皇帝，但是他心里明白掌握实权的还是太后和她的心腹，于是早和慈禧的心腹们勾搭上了。如今他更加相信这次争斗还是慈禧占了上风。所以，他决定先稳住谭嗣同，再向荣禄告密。
不久，袁世凯便回天津，把谭嗣同夜访的情况一字不漏地告诉荣禄。荣禄吓得当天就到北京颐和园面见慈禧，报告光绪帝如何要抢先下手的事。
第二天天刚亮，慈禧怒冲冲地进了皇官，把光绪帝带到瀛台幽禁起来，接着下令废除变法法令，又命令逮捕维新变法人士和官员，谭嗣同、林旭、刘光第、杨锐、康广仁、杨深秀在北京菜市口被杀，变法宣告失败。
变脸的小人不可使用，但不可不知。他们惯会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过河拆桥，不择手段。他们在你春风得意时，即使不久前还是“狗眼看人低”，现在依然会趋炎附势，笑容堆面；而当你遭受挫折，风光尽失后，则会避而远之，满脸不屑的神气，甚至会落井下石。袁世凯这类奸雄式小人，为邀功请赏，飞黄腾达，更不惜让人掉脑袋，便是此类典型。
（二）松弛有张
1.喜非因得，忧非因失
得不足为喜，失不足为忧，这便是曾国藩对事物的态度。
曾国藩精通历史，善于总结成败经验。唐太宗有三面镜子，其中之一是：“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中国有效法古人的传统。尤其是遇到大是大非以及难以决断的疑难事时，往往从古人那里寻找答案。《资治通鉴》的编纂也是让宋代皇帝吸取历史经验，做到“善可为法，恶可为戒”。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历史经验都是靠得住的，如果一味法古，拘泥于过去的做法，那也是很危险的事。曾国藩在审视以往的历史时，尤其是重大历史关头时，认为往往成功与失败并存，不存在一定成功或一定失败的必然性。因此他提出处大事，决不疑、不可拘泥于往事之成败的重要论断。他举了三个典型的事例：
第一件事是汉景帝时诸侯王势力极大，大臣晁错建议“削藩”，即削弱地方藩国的权力。景帝采纳了这一建议，但很快激起吴、楚等七个诸侯王国的叛乱，他们以诛晁错为名起兵造反。景帝派太尉周亚夫平叛。这时，当过吴王丞相的袁盎向景帝建议说：只要杀了晁错，叛军就会罢兵。景帝因事出仓猝，就采纳了这一建议，晁错因此被杀。但叛军并没有罢兵，而是继续进攻，景帝知道自己上当，连忙加强军事部署，最终将叛乱平定了。
第二件事是明初。朱元璋死后，由他的长孙朱允文即帝位。他采纳大臣齐泰、黄子澄的建议，实行“削藩”。但燕王朱棣以诛“奸臣”齐、黄为名，起兵反抗。这时也有人向建文帝建议，诛杀齐、黄，换取燕王罢兵。建文帝没有采纳。战争打了四年，燕王攻占了南京，建文帝不知所终。齐、黄等人受到族诛。
第三件事发生在清朝。康熙时吴三桂等坐镇西南等地，大臣米思翰建议康熙以为“撤亦反，不撤也反”，因此决定撤藩。吴三桂等果然起兵叛乱。最多时已占领了江南大部分省份。这时索额图建议杀掉提出和赞成撤藩的人，康熙帝不以为然。经过八年的战争，最终平定了三藩之乱。
曾国藩认为：“此三案者最相类，或诛或育，或成或败，参差不一。士大夫处大事，决大疑，但当熟思是非，不可泥于往事之成败。以迁就一时之利害也。”
曾国藩还通过观察，得出亡国之君从某一些做法上能够看出来。唐昭宗的例子他认为最能说明问题。
唐昭宗时王室衰落，地方军事统帅各自拥有重兵，对抗中央。昭宗想有所作为，决定发兵讨伐李茂贞，并责成宰相杜让能主持军务，杜让能再三辞谢，言他日臣徒受晁错之诛，也不能弭七国之祸。不久，李茂贞进逼兴平，朝廷禁军溃败，京城大震。茂贞上疏请诛让能。让能曰：“臣因失言之矣。”昭宗涕下不已，曰：“与卿决矣。”是日贬让能梧州刺史，不久赐自尽。曾国藩认为“斯则无故受诛，其冤有甚于晁错、齐泰、黄子澄。昭宗既强之于前，复诛之于后，此其所以为亡国之君也。”通过对历史的反思，曾国藩开阔了自己的胸襟，对过去的事很后悔，他说：“国藩在军时，有一时与人定议，厥后败挫，有时将过错归于人，有时还露出不满的样子，都是因为见理未明的缘故耳。”
曾国藩还通过石敬塘反唐之事，得出“事败归咎于谋主者，乃庸人”的结论。他说：后唐潞王虑石敬塘之将反，李崧、吕倚劝帝与契丹和亲，薛文遇阻之。帝欲移石敬塘镇郓州，文遇全力赞成。厥后敬塘反，引契丹大破唐兵，唐王见薛文遇曰：“我见此物肉颤，几欲抽佩刀刺之。”曾国藩得出结论说：“大抵事败而归咎于谋生者，庸人之恒情。”
2.快慢舞步，不可抢拍
曾国藩说：“终身涉危蹈险，如履薄冰，却能自全其身，自己守其道，尽己之性而知天命，下学上达，这些都是阮籍为人处世最重要的原则。”
他有这样的悟语：做官的人，比一般人办事方便得多；做大官的人，往往他想都没有想到，就已有人帮他把事办好了。不仅他自己是这样，就是他的家人往往也是一言九鼎，颐指气使，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无限风光尽被占。这就叫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所以位高权重的人，就不能不对自己的行为特别小心，包括对自己家人的言语也当格外谨慎。
早在道光年间，曾国藩就嘱咐家人，千万不能到衙门里说公事。如果闯人衙门，一方面有失乡绅的气度，一方面也使曾国藩蒙受羞侮；同时还会使地方长官难堪，有时会被地方长官所鄙薄。所以他多次嘱托家人，即使自家有事，情愿吃亏，千万不可与他人构衅争讼，以免被地方长官怀疑为仗势欺人。
曾国藩深知历史上许多高官败在身边人手上，所以当他的叔父打着他父亲和他的旗号去干预地方公事后，他立即写信予以制止，并讲了一番此乃败家误国的道理。最初，他的叔父不以为然，甚至有些气愤，这时还是曾国藩的父亲搬出“祖训”来，曾国藩的叔父才收敛起来。
到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时，权势更大了，曾国藩也更加谨慎，他又有这样一段悟语：
捐务公事，我的意思是老弟绝不多说一句话为妙。大凡人官运极盛的时候，他们的子弟经手去办公务也是格外顺手，一唱百和，一呼百应。然而闲言碎语也由此而起，怨恨诽谤也由此而生。所以我们兄弟应在极盛之时预先设想到衰落之时，在盛时百事平顺之际预先考虑到衰时百事拂逆之际。弟弟你以后到长沙、去衡州、回湘乡应把不干预公务作为第一重要的原则。这是为兄我阅历极深之言，望弟千万铭记在心。
曾国藩一直称自己畏天而不怕天，畏死而不怕死。而他怕的则是别人对他进行言语方面的攻击。他和曾国荃同领一个军队，这是一种很特殊的关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曾国藩尤其谨慎。他对弟弟说，我出任地方官，如果仅带一个弟弟在身边，那么好事未必见九弟之功，坏事必专指九弟之过，不可不慎。如何处理这种关系呢？曾国藩写了一副对联与弟弟共勉：
为平世之官，则兄弟同省，必须回避；
为勤工之兵，则兄弟同行，愈觉体面。
曾国藩在治军上的战略战术的核心思想也是以谨慎为怀的，这种谨慎则表现为以退为进，不轻易出击，保存实力，后发制人。咸丰九年二月，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兵者不得已而用之。常存一不敢为先之心；须人打第一下，我打第二下。”正是这一思想的具体表现。
处世以小心谨慎为要，这便是曾国藩尽力避免失败的一个重要方面。
（三）建立自己的“人情帐户”
在人际交往中，见到给人帮忙的机会，要立马扑上去，像一只饥饿的松鼠扑向地球上的最后一粒松籽。因为人情就是财富，人际关系一个最基本的目的就是结人情，有人缘。
要像爱钱一样喜欢情意，方能左右逢源，求人帮忙是被动的，可如果别人欠了你的人情，求别人办事自然会很容易，有时甚至不用自己开口。做人做得如此风光，大多与善于结交人情，乐善好施有关。施恩术是人情关系学中最基本的策略和手段，是开发利用人际关系资源最为稳妥的灵验功夫。
帮助别人时，要掌握以下基本要领：
①施恩时不要说得过于直露，挑得太明，以免令对方感到丢了面子，脸上无光；帮助别人后，不要四处张扬。
②施恩不可一次过多，以免给对方造成还债负但，甚至因为受之有耻，与你断交。
③作为领导要培养下属对你的感情依赖，让他们心甘情愿为自己效力。
④给人好处还要注意选择对像。像狼一样喂不饱的人，你帮他的忙，说不定还会被反咬一口。
1.结人情，留后路
钱钟书先生一生日子过得比较平和，但困居上海孤岛写《围城》的时候，也窘迫过一阵。辞退保姆后，夫人杨绛操持家务，所谓“卷袖围裙为口忙”。那时他的学术文稿没人买，于是他写小说的动机里就多少掺进了挣钱养家的成分。一天500字的精工细作，却又绝对不是商业性的写作速度。恰巧这时黄佐临导演上演了杨绛的四幕喜剧《称心如意》和五幕喜剧《弄假成真》，并及时支付了酬金，才使钱家渡过了难关。时隔多年，黄佐临导演之女黄蜀芹之所以独得钱钟书亲允，开拍电视连续剧《围城》，实因她怀揣老爸一封亲笔信的缘故。钱钟书是个别人为他做了事他一辈子都记着的人，黄佐临40多年前的义助，钱钟书40多年后还报。
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要想人爱己，己须先爱人。只有时刻存有乐善好施、成人之美的心思，才能为自己多储存些人情的债权。这就如同一个人为防不测，须养成“储蓄”的习惯，这甚至会让各位的子孙后代得到好处，正所谓“前世修来的福分”。黄佐临导演在当时不会想得那么远、那么功利。但后世之事却给了他作为好施之人一个不小的回报。
究竟怎样去结得人情，并无一定之规。
对于一个身陷困境的穷人，一枚铜板的帮助可能会使他握着这枚铜板忍一下极度的饥饿和困苦，或许还能干一番事业，闯出自己富有的天下。
对于一个执迷不悟的浪子，一次促膝交心的帮助可能会使他建立做人的尊严和自信，或许在悬崖前勒马之后奔驰于希望的原野，成为一名勇士。就是在平和的日子里，对一个正直的举动送去一缕可信的眼神，这一眼神无形中可能就是正义强大的动力。对一种新颖的见解报以一阵赞同的掌声，这一掌声无意中可能就是对革新思想的巨大支持。
就是对一个陌生人很随意的一次帮助，可能也会使那个陌生人突然悟到善良的难得和真情的可贵。从此，当他看到有人遭到难处时，他可能会很快从自己曾经被人帮助的回忆中汲取勇气和仁爱。
其实，人在旅途，既需要别人的帮助，又需要帮助别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