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对郑观应来讲，是一条现成的道路。因为他所在的香山县离省城广州不远，与香港隔水相望，与澳门也近在咫尺。而香山人素有与外商打交道的传统，有绰号叫“买办之乡”。郑观应的叔父郑廷江是上海新德洋行的买办，亲戚曾寄圃是上海宝顺洋场的买办，堂兄郑济东也在宝顺洋行做事，而名噪一时的大买办唐廷枢、徐润更是他的姻亲和世交。因此，1858年郑观应离开家乡来到上海，投奔叔父郑廷江，打工兼跟叔父学英语。两年后，郑观应被曾寄圃所在的宝顺洋行委以负责轮船揽载等业务，正式开始了他洋行买办的生涯。
宝顺洋行的买办生涯使他的英语水平迅速提高，也对西方国家的经济、政治等情况有了广泛的了解。1874年，郑观应与英商太古轮船公司签订了三年的合同，受聘为公司总经理，相当于总买办的地位，负责所有轮船揽载及用人事务。在这里，郑观应的经营才能得到充分发挥，不但年俸高达七千两，还有数目更大的分红。合同期满后，又与太古签了五年合同，继任总经理职位。
在这期间，郑观应从未放弃过独自经营，因此郑观应又是一个民族资本家。他不但经营茶栈，还向其时洋务派办的近代工业上海机器织布局与上海轮船招商局投资。1881年又投资津沪电线，1882年还主持筹资开办了造纸公司。洋行买办与民族资本家的双重身份，以及经济实力的增长，使郑观应开始与清政府发生关系。李鸿章、唐远枢、徐润等都与之交游。1880年前后，郑观应开始在洋务派的企业中任职，后一直受李鸿章重用。因此郑观应又多了一重身份——洋务企业经营家。
郑观应还有一重身份便是近代中国著名的改良主义思想家，其思想主要体现在代表作《盛世危言》之中。这部书的中心思想是“富强救国”，一出版就受到了社会各方面的重视。当时的礼部尚书孙家鼐和安徽巡抚邓华熙都把这部书推荐给光绪帝。皇帝阅后命总理衙门印2000部发给大臣们参阅。郑观应自己排印的500部，也很快被求索一空。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评价说：“论时务之书虽多，究不及此书之统筹全局择语精神，可以坐而言起而行也。”当时的翰林院编修，后来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更是倍加推崇此书。
在这部书里，郑观应把御外侮反侵略放到首要地位，并强调发展经济的重要性，将强兵与富国联系起来，提出“商战主张”，利用自己的经济力量与外国资本主义在市场上竞争。同时也认为富国强兵的根本在于改革政治。这部书反映了时代的脉搏，也反映了广大人民富强救国的愿望，是郑观应改良主义思想的结晶。
写人写鬼的蒲松龄
蒲松龄，字留仙，又字剑臣，号柳泉居士，世称聊斋先生，山东淄川人。我国清代杰出的文学家，中国短篇小说之王。
蒲松龄出生于明崇祯十三年，正处于改朝换代的前夜。蒲氏世代书香，但不是显达的官宦之家。到蒲松龄少年时，家中已一贫如洗。
少年蒲松龄天资聪颖，过目不忘，小小年纪就显露出才华。清顺治十五年，19岁的蒲松龄在科举考试中显露头角，在淄川县、济南府山东学道的考试，连取三个第一，引起人们的关注。
此时的蒲松龄壮志满怀、意气风发，奔走在读书应举的道路上。
顺治十七年和康熙二年，蒲松龄两次参加乡试，结果都以失败告终。这些经历给自以为稳操胜券的蒲松龄以沉重打击，他开始怀疑自己是否能在科举之路上取得成功。
康熙九年，蒲松龄应江南宝应县知县孙蕙之邀，前去做孙蕙的幕宾。尽管蒲松龄认为这种幕宾的生涯实在无聊，但是南下漫游使他跳出了狭小的天地，看见了更为广阔的世界。
在南游过程中，蒲松龄接触到了丰富的人物，为他提供了大量的创作素材，这些对他以后的文艺创作有着重要的作用。
但是，蒲松龄的科举之心并未泯灭，仍希望通过此步青云之上。因此，一年之后，蒲松龄回到家乡。
蒲松龄再次参加乡试，结果又是名落孙山。
极度怅惘之际，蒲松龄开始思考人生的意义，这时候文学成了他惟一的慰藉。
康熙十四年，朝廷为聚敛钱财，允许捐钱取得功名，这样一来，科场愈加黑暗。蒲松龄纵有满腹经纶，但手中无银，也只好望洋兴叹。康熙十七年，皇帝开博学鸿儒科，蒲松龄再次前往，又失望而归。
此时蒲松龄已年逾不惑，科场失意使他对现实感到极度悲愤。从追求到抛弃到抨击，蒲松龄在科举制度下走了一条曲折之路。
蒲松龄是科举场上倒戈的勇士，但同时又是一位在创作道路上取得伟大成就的不朽作家。
蒲松龄一生著有《聊斋文集》、《聊斋诗集》、《聊斋词集》、《聊斋俚曲集》、《戏曲三出》等，最著名的还是文言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
《聊斋志异》是一部能够显示他自身特性的伟大作品。蒲松龄生活的时代，是各种矛盾特别尖锐的时代，黑暗的社会现实给了蒲松龄以震撼。他以自己丰富奇特的想象，变化多端的笔法，曲折地展示了一个亦真亦幻的世界，以其非凡的艺术生命力成为人们了解中国封建社会的一幅活画，被推崇为汉语世界里的《天方夜谭》。
康熙四十八年，蒲松龄垂垂老矣，对八股进身也已心灰意冷，撤帐回家，度过了他的晚年生活。
康熙五十三年，蒲松龄已是75岁的老人。此时，夫人病逝的痛苦，兄弟死别的悲伤，几个孙子连续夭折的厄运，一起冲击着他的心灵。但这位老人仍然关心人民群众的事。第二年，蒲松龄临窗危坐而卒，一代文杰陨落了。
诗、书、画三绝郑板桥
郑燮，字克柔，号板桥居土、板桥道人，晚年署作板桥老人。因排行第一，常自称郑大、郑大郎。江苏兴化人。我国清代著名的画家、书法家、文学家。
郑板桥先世原居苏州，后迁至兴化定居。他家是一个普通的读书人家庭，父亲郑之本，以开馆授徒为生。母亲汪氏，端庄聪慧，可惜在郑板桥3岁时就去世了，因此郑板桥从小由乳母费氏抚养长大。郑板桥从小与劳动人民接触很多，有很深的感情。
郑板桥在家里跟着父亲接受完启蒙教育，在十七八岁时离开家乡到真州（今仪征）求学。郑板桥勤奋刻苦、才气横溢，二十多岁已在四乡颇负盛名。
为了谋生，郑板桥26岁时，开始设塾授课，招收生徒。在教书生涯之外，他还写字著文，赋诗作画。郑板桥认为，诗文书画应该表达自己的高尚志趣，应该从中体察出民间的疾苦，而他也是这么做的。
郑板桥作为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也想通过科举之途救时济世。然而他的应试道路并不顺畅，几次赴考，均名落孙山，直到40岁那年才中了个举人。后来郑板桥发奋苦读，44岁时总算中了进士。所以他为自己刻了一枚印章，曰“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
郑板桥中进士后并未得到什么官职，为此他两度进京，终于在49岁时被选为七品县令，去山东范县就任。此后郑板桥度过了12年的官场生涯：范县五年，潍县七年，都是县令，未被提升，直到罢官而去。
郑板桥任父母官，爱民如子，关心民间疾苦。特别是在潍县，遇上百年不遇的大旱，民不聊生，四出逃荒，居然出现了“人相食”的惨剧。郑板桥冒着坐牢狱的危险，开仓放粮，救济灾民。与此同时，他还修城凿池，招收远近饥民作工就食，并命令城内富户开粥厂施粥。郑板桥所做的这一切，救活了不少灾民，但同时也得罪了上司。
在多年的官场生涯中，由于郑板桥为人耿直，为民做主，因此屡次触犯上级。而郑板桥也认识到官府并不是为民谋利所在，是个是非之地。他61岁时，终于去官回乡。郑板桥为官清廉，离开潍县时只有两头驴子驮着些简单的行李和书而已。
由于多年为官并无积蓄，因此郑板桥回到家乡后只能重操旧业，以卖画为生。此时的郑板桥名声已经很大，远近官绅土民，都以能得到郑板桥的画为荣。郑板桥自定了酬金，并赋诗一首：“画竹多于买竹钱，纸高六尺价三千。任渠话旧论交接，只当秋风过耳边。”但是，这不说明郑板桥是个贪财的人。对于那些豪门富商，郑板桥无论他们出多少钱，都是置之不理；对于贫苦老百姓，郑板桥经常免费为他们作画。
郑板桥作画，偏爱兰竹石，这是因为四时不谢之兰、百节长青之竹、万古不败之石，恰好表现了郑板桥的高风亮节。
郑板桥在书法上也自成一家。他以真、草、隶、篆四体相参，创造出“六分半书”，给后世书法艺术以深远影响。
郑板桥的印章也很著名，被后人列为金石名家。同时他还创作了大量的诗、词、书札等文学作品。他的作品颇多民间疾苦，有感而发，言之有物，感人至深。
在扬州卖画期间，郑板桥与当时的名画家李鲜、李方膺、金农等结下了很深的情谊。而以他们八人为主的“扬州八怪”画派代表了清代画坛的最高水平。“扬州八怪”抛弃传统的束缚，卓然成家。他们将画、书、诗、印有机结合的趋向提高到更高的水平，推向新的高峰。郑板桥则是扬州画派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代表人物。
乾隆三十年（1765年）冬天，郑板桥与世长辞。郑板桥的书画，早在晚清已载誉中外，闻名于世。随着时间的推移，郑板桥的艺术、文学将越来越显示出它不朽的魅力。
文学丰碑曹雪芹
曹雪芹，名露，字梦阮，号雪芹，又号芹溪、芹圃，满洲正白旗“包衣”人。我国伟大的文学家。他的长篇巨著《红楼梦》是我国古代小说艺术成就的最高峰。
曹雪芹的先世本是汉人，后来沦为满人的家奴。从曹雪芹的曾祖曹玺开始，曹家开始飞黄腾达起来。曹雪芹的曾祖曹玺和祖父曹寅连续担任江宁织造一职，充当皇帝在地方的耳目。曹寅死后，曹家开始从极盛的峰顶向下滑。尽管如此，曹雪芹的父亲曹颙和叔父曹頫还是相继担任江宁织造一职。幼年和少年时代曹雪芹过的是锦衣玉食的贵族少爷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