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贞仪很有科学头脑。她读的书多了，自然就有独立分析问题的能力。她不信风水占卜之类的迷信说法，为此她还写了《葬经辟异序》一文，指出迷信风水的说法“全是骗人的鬼话”。痛斥《葬经》中宣扬的看地葬坟，得风水好地可以让子孙后代得到高官厚禄的谬论，后来她又撰写《星象图解》、《象数窥余》等著作，更加科学而通俗地阐述了大自然的规律、变化等，告诉人们不要相信封建迷信。
王贞仪钻研科学完全到了痴迷的程度，都二十好几了，还不思出嫁，这在当时实在是有悖于社会风俗的。在父母的十再催促下，她才不得不开始考虑自己的婚事。25岁时嫁给了安徽宜城人詹枚。但不幸的是她才结婚4年，忽身染重病，这一病就再也没有起来。临终时她嘱托丈夫把自己的著作刊印出来，而后带着说不尽的遗憾离开了人间。此时她年仅29岁。
王贞仪的生命虽然十分短暂，但由于她的勤奋刻苦，却留下了大量的著作。其中有关自然科学的论述占多数。如《星象图解》2卷、《筹算易知》、《重订策算证化》、《西洋筹算增删》各1卷、《象数窥余》4卷，《德风亭初集》14卷、《德风亭二集》6卷等。还有很多其它类型的著作，如《锈鞅余笺》10卷、《文选诗赋参评》、10卷等。
王贞仪常用自己写的一句诗自我勉励：“足行万里书万卷，尝拟雄心似丈夫。”从诗中不难看出王贞仪的雄心大志。王贞仪也的确没有空怀一腔抱负，无论是看她的学术造诣，还是看她的著作数量，被称为女科学家是当之无愧的。
伟大先行者孙中山
孙中山，出生在广东香山县翠亭村一户农民家里。名孙文，字逸仙，因后来在日本从事革命活动时曾化名“中山樵”，所以“中山”就成了他的号。
《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清政府完全拜倒在洋人脚下，放手卖国。岌岌可危的国势使得诸多有志之士开始准备以行动报效祖国。在孙中山的积极推动下，1905年8月，兴中会、光复会、华兴会等革命团体在东京组成了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同盟会，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他为同盟会制定了著名的十六字纲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更鲜明地揭起了民主革命的大旗。后来，孙中山又把纲领归结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
孙中山领导同盟会发动了多次反清武装斗争。连绵不断、此呼彼应的起义动摇着专制的根基，振奋了全国人民的斗志。武昌起义的枪声划破了中国的黑暗上空，宣告了清王朝封建庙堂的坍塌。1911年12月底，孙中山从国外归来，立即被南京十七省代表会议推举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在人民的欢呼声中，孙中山庄严宣誓就职。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终于垮台了，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破天荒地出现了资产阶级共和国，这是中国历史上一座重大的里程碑。
在孙中山的主持下，南京临时政府发布了一系列法令和政策，制定了以主权在民、三权分立为原则的《临时约法》。这些法令和政策宣判了封建帝制的死刑，使共和观念深入人心，促进了民主思想的高涨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给人们以新的希望之光。
但是，临时政府只存在了三个月就夭折了。由于帝国主义的破坏和资产阶级的软弱，革命成果被袁世凯窃取。孙中山为之进行了艰苦的斗争，但面对整个资产阶级向右转的重压，毫无回天之力的孙中山被迫辞去了临时大总统的职务。革命政权的丧失，使孙中山十分苦闷，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建设共和制度的理想，他决心致力社会经济改革，振兴实业，以图从其他方面改造社会。辞职后，他到各地讲演，阐述民生主义原理，宣传发展经济、实现中国的近代化。振兴中国的火焰仍在他心中燃烧。但在袁世凯的反动统治下，这些主张只能是一厢情愿的幻想。
1912年8月，在宋教仁的积极活动下，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孙中山被推举为理事长。在年底的大选中，国民党取得了压倒多数席位，准备组织责任内阁。袁世凯对反袁民主派阵营的扩大深为惊恐，就指使特务于1913年3月20日刺杀了宋教仁。
宋案的枪声使孙中山从和平建设的迷雾中惊醒，他又重新举起了革命民主派的旗帜，发动了反袁二次革命。然而，这时国民党内部矛盾重重，涣散无力，结果不到两个月，二次革命就以失败告终。孙中山又一次亡命日本。
在艰难处境之中，孙中山显示出无畏的进取精神，决心“再举革命”。1914年，他在东京另组中华革命党，继续开展反袁斗争。在这段艰苦斗争的岁月里，孙中山和宋庆龄结为革命的伴侣。
袁世凯暴毙后，接踵而来的是军阀割据、混战火并的局面。在横流的浊波逆浪面前，孙中山坚信共和理想，继续与北洋军阀斗争。1917年和1921年，他两度在广州举起“护法”的旗帜，并把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兴师北伐。但是，在封建军阀和官僚政客的摧残践踏下，《临时约法》和共和的光彩已经掉落殆尽，“护法”的旗帜已经唤不起人民的支持；而且孙中山依靠的军事力量又都是与北洋军阀有矛盾的地方实力派和新军阀，这些人本来与北洋军阀是一丘之貉，“护法”的失败在所难免。
接踵而来的失败使孙中山处于孑然无助、前途渺茫的逆境之中。严酷的现实迫使孙中山痛苦地思索。他在迷惘和黑暗中艰难地探索着斗争需要新的旗帜、新的生力军。
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使孙中山看到了希望所在。他把目光投向了列宁领导下的苏俄，投向了中国共产党人。从此开始了孙中山晚年的伟大跃进，开始了他革命生涯中最光辉的阶段。
孙中山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伟大事业十分钦佩，主动要求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1924年1月，在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他改组了国民党，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一大上，选举了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大会宣言中，孙中山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对外反对帝国主义，对内各民族平等，建立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共和国；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后来又补充了“耕者有其田”。新三民主义是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石和革命统一战线的纲领。
国共合作和三大政策的施行，推动了工农革命运动的高涨。1924年10月，倾向革命的冯玉祥将军发动了北京政变，推翻了直系北洋政府，并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为了实现全国的和平统一，孙中山应邀前往北京。在途中，他号召人民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为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召开国民会议而斗争。多年来艰辛困顿的斗争生活使孙中山积劳成疾，抵天津时已经卧病不起。1925年3月12日上午9时30分，这位为改造中国耗费了毕生精力的革命先行者因肝癌医治无效，在北京溘然长逝，终年59岁。
爱国华侨陈嘉庚
陈嘉庚，福建厦门人。他被毛泽东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是著名的爱国华侨，是我国华侨史上第一个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活动集于一身的光辉代表。
陈嘉庚的童年时代，正是祖国面临列强垂涎、民族危急的历史时期。清政府极其腐败，农村经济凋敝，农民生活极度贫困。陈嘉庚的父亲陈杞柏被迫只身出国谋生，并在经商时少有积蓄，使得少年陈嘉庚能入私塾读书。1890年，陈嘉庚随父亲去南洋经商。1905年，陈嘉庚用7000元贷款，自立门户在新加坡开办了菠萝罐头厂和福山菠萝园。他发愤创业，惨淡经营，几年内还清了父亲破产欠下的债务。看到橡胶的发展前途后，他又把投资的重点转向橡胶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成了当时海内外知名的实业家，被称为华侨三大巨富之一。
陈嘉庚虽然富有，但是他想到的不是个人的挥霍享受。在异国他乡，他饱尝了海外漂泊的辛酸，所以渴望祖国迅速强大起来，使海外的游子不再受欺凌。陈嘉庚经常面对波涛翻滚的大海，朝着家乡的方向自言自语：“余久客南洋，心怀祖国，希图报效，已非一日。”
1901年，孙中山到南洋宣传革命，这使陈嘉庚的眼前豁然开朗。他毅然加入了同盟会，并慷慨解囊捐助革命事业。当孙中山宣布中华民国成立时，陈嘉庚毫不犹豫地寄去5万元新加坡币，他觉得能为令他神往的共和国做事，是一种极大的荣幸，他感到异常的欣慰和满足。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实，祖国又陷入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之中。陈嘉庚在孙中山的激励下，决心走教育救国的道路。
陈嘉庚回到家乡后，把昔日的小渔村变成了拥有中小学和专科学校的全国独一无二的“集美学村”。后来他又出资100万新加坡币，创办了一所设备完善的厦门大学。创办大学不易，要维持一所设备先进的大学更难。陈嘉庚希望南洋的其他富商共同资助，但是他的号召无人响应。于是，陈嘉庚毅然担负起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两个重担。这两个学校每个月要支付3万元经费，为了筹款，他不得不变卖一部分自己苦心经营的产业。后来，陈嘉庚的企业受到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债主强行将他的财产交由债权人指定的监控者监管，只给他保留了公司总经理的职务。陈嘉庚提出的惟一条件是：必须保证提供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的教育经费。有人看到他的处境这样困难，就好心劝他停止支付学校的经费，但是陈嘉庚坚定地说：“余不放弃义务，毅力支持。盖两校如关门，自己误青年之罪小，影响社会罪大，在商业尚可经营之际，何可遂行停止。一经停课关门，则恢复难望。”
陈嘉庚倾资办学，蜚声海内外。他一生捐助给教育的经费，相当于他企业全盛时期的全部不动产。
抗日战争爆发后，陈嘉庚已经为祖国的教育事业倾尽家财，但是年逾六十的陈嘉庚爱国之心不减，他成为南洋华侨抗日救亡运动的领袖，并第一个挺身而出揭穿汪精卫对日本的“和平谈判阴谋”。
1940年3月，陈嘉庚以南侨总会主席身份回国考察和慰问。在重庆考察期间，他开始认识到蒋介石的反动面目。蒋介石拉他入国民党，他愤然拒绝。鉴于“蒋介石处心积虑阴谋消灭共产党，实较消灭日寇更为迫切”，陈嘉庚决定到延安考察中共情况。在延安访问期间，他亲眼看到了军政人员在共产党领导下坚持团结抗日、反对妥协投降的事实，很受鼓舞，得出“国民党政府必败，延安共产党必胜”的结论。陈嘉庚回到南洋后，向华侨宣传延安精神，使广大侨胞了解到国民党统治的黑暗，也看到解放区的光明，积极推动了南洋华侨的抗日爱国运动。
抗战胜利后，陈嘉庚曾致电美国总统和参政两院，反对助蒋内战。解放战争期间，他创办《南侨日报》，同国民党反动派的污蔑展开论战。他还在各地作报告和讲演，充满信心地指出解放战争胜利在望。
新中国成立后，陈嘉庚放弃优裕的物质生活，不要一个子孙陪同，回国定居，为新中国的繁荣和发展继续贡献力量。
1961年8月12日，陈嘉庚病逝于北京。在处理他的私人遗产的遗嘱中，他没有把自己的财产留给子孙后代，而是全部捐赠给自己亲手建立的集美学校，并将国内银行的300万元存款全部献给国家。
陈嘉庚的一生是爱国的一生。他对祖国和人民做出了不朽的贡献，他的光辉业绩将永垂青史。
维新宣传家梁启超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省新会县人。戊戌变法的重要领导者之一。
一提起中国近代史上的戊戌变法，人们总是把康有为和梁启超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甚至有人把戊戌变法叫做“康梁变法”。因为梁启超是康有为的学生和得力助手。曾为变法维新运动不遗余力地奔走呼告、摇旗呐喊。
梁启超出生在一个地主家庭。他自幼聪明异常，8岁即吟涛作文，12岁考上秀才，16岁中举，在乡里有“神童”之美称。在他的少年时代，祖父和父亲常给他讲过去的仁人志士的高尚事迹，这一切都在梁启超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爱国报国的种子。
1890年春天，梁启超应考归途路过上海时，偶然看到了一些西方书籍，异国的新思想和新文化使梁启超耳目一新。这年秋天，要求变法维新的康有为从北京回到广州，此时他已全国闻名。梁启超得知后，马上怀着仰慕之心拜见了他。康有为说，《四书五经》是不切实际的东西，它们不能解决祖国的危机，有志青年不会为追求功名利禄而去做闭目读书的书虫。这番话使求知若渴的梁启超震惊了。经过一夜的思索，第二天一大早，梁启超又去拜见了康有为，请他收自己为弟子。从此，梁启超跟随康有为专心地研究西方的思想文化以及中国历代政治的得失，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不久，他就帮老师康有为写成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这两部宣传维新变法的重要理论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