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世藩入狱后，神色自若，不以为惧。前来探望的严氏党羽，不解其意，寻问究竟。严世藩笑道，“招摇纳贿，自不必掩饰，因非当今皇上所深恶；若说聚众通倭，尚无实据，亦不能轻易定罪；我想只有杨继盛、沈炼两案，是廷臣常谈，并归罪于我家，而这两件案子，虽由我父拟旨，但皇上是主裁，若使廷臣用这两案劾我父子，必然会触怒皇上，这样，他们得罪了皇上，我不是就可以解脱丁吗？”严氏旧党听了此说，无不抚掌大喜，于是四下散布游说，扬言若以杨、沈两案加罪严氏，即可成功。刑部尚书黄光升、左都御史张永明、大理寺卿张守直等果然堕入其圈套，拟将杨、沈两案归罪严氏，再行劾奏。奏稿拟定出来，黄光升等人前往拜谒徐阶，徐阶听说此事，即寻问属稿何在，黄光升从怀里掏出递上，徐阶看完后，只是淡淡一笑，便起身离座，邀大家进内厅品茶。在内厅落座后，徐阶屏退左右，开口问道：“诸君以为严公子当死还是当生呢？”黄光升等人即答道：“小严死尚不足赎罪，奈何令他再活？”徐阶听完回答笑道：“既然非要他死，为什么要牵连杨、沈两案呢？”张永明愤愤地说道：“用杨、沈两案，正是要他抵死。”徐阶不慌不忙的分析道：“诸君弄错了。杨、沈二人冤死，原是人人痛愤，但杨、沈两案都是由皇上颁旨处置的，当今皇上英明，岂肯自己承认过错？如果照此稿申奏，一入御览，必疑法司借严氏归罪皇上，皇上若震怒，你们言事诸人，恐怕皆获罪，这样一来，严公子反而逍遥法外了。黄光升等人听了徐阶这一番话，才恍然大悟，都道险些上当。大家连忙问徐阶有什么好办法。”徐阶款款说道：“严氏奸党在京耳目众多，稍一迟延，就可能泄露机谋，从而前功尽弃。现在应当以这份属稿为主，把稿中所说聚众为逆的事，尽情阐发，并渗入旁证，这样一定能够附和皇上的意思。”大家听了齐声赞同，公推徐阶拟稿。这时，徐阶微笑着从袖中抽出一卷纸，对大家说：“老朽已草拟了一稿，请诸公过目，不知是否可用？”众人传阅，见稿中增加了严氏死党罗龙文等人贿赂严世藩谋求官职，严世藩相信术士之言，以南昌仓地有王气，取以整治府第，规模不亚于王阙；勾结宗人典模，聚蓄亡命之徒，北通胡虏，南结倭寇，阴伺非常等条，都是皇上所忌讳的。大家称赞一番后，徐阶急令缮折的记室，入密室，阖门速写。写好后，众人即拿出随身携带的印章加封，由黄光升亲往递呈。
这时，严世藩在狱中，听说黄光升等人已将杨、沈两案加入奏疏，不胜欢喜，狂妄地对同狱关押的罗龙文说：“众官欲把你我偿杨、沈命，奈何？”罗龙文忧愁满面不作声。严世藩得意的走过采，拉着他的手，附在他耳边道：“你我且开怀畅饮，不出十日，定可出狱。皇上还有可能念我父前日的功劳，再降恩命，那时，你我仍可坐以高位。我一直在后悔当初没有取下徐阶的人头，才有今日，这全是我父亲的过错，今已早晚可归，再用前计也不迟，看那徐阶老头，逃得过我手吗？”言罢，哈哈大笑，罗龙文听了此番言语，心里也舒展了一些，待要细问，严世藩已取过酒，二人遂对酌起来，彼此吃得烂醉，鼾睡一宵。
黄光升将徐阶的奏疏呈上，世宗看罢果然大怒，即命都察院、大理寺、锦衣卫严加鞠审。
审讯时，徐阶略问几句话，便退堂速至家中，亲缮奏疏。疏中极言严世藩交通倭寇、潜谋叛逆之事已勘实，并有确凿证据，为平公愤，宜正典刑。疏写好后，徐阶即刻送往宫中，世宗阅后，即下旨意命将严世藩、罗龙文处斩。到此时，严世藩才感到诡计落空，自知将殆，不由得与罗龙文抱头痛哭。不久，监斩官来到狱中，将二人提出，绑赴市曹斩决。
严嵩是世宗当政时期的权相之一，其子严世藩倚仗其父的势力，谋取高官，为非作歹；被罢归乡里后，仍横行不法。在狱中，还设计谋害群臣，解脱自己。徐阶老谋深算，在严世藩一案中，沉着冷静，不为表面现象所动，始终紧紧抓住全案韵关键点，即深为世宗所痛恨的严世藩聚众通敌谋逆的罪名，采用釜底抽薪的办法，将其至于死地。
汤斌计拒强索
潼关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在明末清初的战乱中，这里更是战火连绵，损失严重。到清朝顺治初年，城内居民只剩下几十户。战事虽然大大减少，但是朝廷派出的“伐叛”之师每年都有好几批路过潼关，让地方提供粮草补给，再加上官吏的敲诈勒索，官兵的强取豪夺，使本来就很穷困的百姓背上了更为沉重的负担。过路军队的骚扰已经成为潼关百姓的首要祸患。
顺治九年（1652年）汤斌出任潼关道副使。他到任后，了解到过路官兵的肆意需索把百姓害得苦不堪言，决心制止这种扰民行为，使百姓的生活能够安定下来。他做出规定，凡是潼关有官军路过，地方只能按照朝廷的规定提供物资，拒绝接受一切额外的索取，并要求属官严格执行，如有违反，严惩不贷。每当有清军过境，他便与带队长官约法：“如果朝廷规定的物资我没有如数提供，您可以弹劾我。如果军队额外动百姓一草一木，我可要公事公办了。”
有一次，总兵陈德率部调防湖南，所率队伍有8千官兵，加上家眷则超过万人。来到潼关后，陈德以母病为由提出暂驻的要求，遭到汤斌的拒绝。接着又强行索要军用车5千辆，或者相当5千辆车的银钱。其实汤斌已经派人打探清楚，其实际所需车数不超过2千辆，显然是有意敲诈。于是他巧设计谋，先把征来的车辆藏匿起来，然后设酒宴招待陈德，提出“以人量车”的方案，凡兵士家眷坐满为一车，即驰出城外，尽出为止。陈德不知是计，便欣然与汤斌坐在城门上饮酒观看。大约用了两个时辰，陈德所部的兵员眷属全都被打发走了，结果用车尚不足2千辆。到这时，陈德才发现上当，但悔之已晚，只得怏怏上路。日后传来消息，这支部队走到半路发生哗变，主将陈德被乱兵杀死。由于汤斌采取了坚决的措施，又能监督属下严格执行，大大减少了官军过境的扰民行为，减轻了百姓们的负担。与此同时，汤斌积极招揽流民，复兴废业，鼓励生产，逐渐恢复了潼关昔日的繁荣。一年以后，潼关城中的户口增加到数千家，这一年清廷考察官吏的政绩，关中地区以汤斌为最。
汤斌对付陈德的无理索取，用的是“以实证虚”之计。大凡营私舞弊者不仅所办之事为“虚”，而且内心世界亦“虚”。他们之所以“虚”根本原因就在于其行为见不得人，害怕核实，害怕公诸于世。对付这种人的鬼把戏的最好办法就是用事实加以揭穿。因为“虚”与“实”是天生的对立面，就像水与火一样，破“虚”的最好办法就是以“实”相对。汤斌正是以巧妙的办法，把陈德的部属家眷一车一车地作了“核实”，才有效地揭穿了陈德作“虚”的伎俩，使当地百姓免受了一次无端的骚扰。
敲山震虎断家产
百龄是清嘉庆朝的湖广总督，管辖现今的湖北、湖南两个省。有一天，百龄接到一份状纸，内容是哥哥控告弟弟的。百龄开堂后，据哥哥说，他们家原来十分贫寒，父母早亡，没有留下什么遗产，是他常年在湖北汉口经商，每当赚钱之后，皆将其全部送回江西省老家抚养年幼的弟弟并供他读书，所余钱财由弟弟出面购田置产，家境渐渐富足起来，弟弟也中了秀才。后来，哥哥年过花甲，不愿再在外乡奔波劳苦，准备回老家颐养，过几年恬静的生活，不料想，弟弟居心不良，凭借着田固财产的契据皆在自己手中，将哥哥历年所购置的产业据为已有。哥哥因无田产凭据，虽在江西州县呈状控诉而终不能获胜。哥哥在老家不能立足，只得携带少量资金重至汉口继续经商。由于哥哥年老体衰：精力不济，屡屡亏本，不过几年时间，钱已耗光，生活无着，几乎流落街头，万不得已，请求百龄为其审断财产纠纷。
百龄认为这不过是一起平常的民事纠纷，于是将此案下交给江夏令办理。江夏令接手后感到万分为难。因为自己是湖北省的官员，而被告事主却家住江西省，自己无权审断江西省的民事纠纷，既不能传被告来湖北受讯，又不能派人去江西明察暗访，摸清事实真相。江夏令一连数日一筹莫展，只得将此案又上交百龄处理。
百龄立即提笔写了一道公文，派人送给江西省的巡抚（相当于省长），公文称，近日在湖北破获了一起重大盗窃案，据盗首供称，江西省的那位商人的弟弟是帮同盗贼匿藏赃物的窝主，这样，商人的弟弟就变成湖北盗案的当事人，要求江西巡抚帮助立即将其严拿归案。
当商人的弟弟被拘解到湖北省后，百龄亲自坐堂审问，惊堂一拍，厉声喝斥商人的弟弟说：“你身为读圣贤诗书的秀才，本应做个正人君子，为何勾串盗贼，窝藏赃物？”商人的弟弟听后，犹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连忙分辩说：“小人向为安分守己的良民，从无勾结盗贼窝赃之事，请大人明察。”百龄冷笑一声喝道：“你这刁劣之徒，来到本官大堂之上，尚敢抵赖，你父母死后，并未留下田产钱财，你说没有勾结盗贼，为何不过数年时间，你家有良田百顷，致富千金？人是懒虫，不打不成，再不从实招来，大刑伺候”。商人的弟弟听后如五雷轰顶，吓得魂不附体，一心只求保全性命，免受皮肉之苦，何能顾及其它？连忙指天划地地发誓说：“小人实在冤枉，家中的所有田地、房屋、家物等等，并非小人勾通盗贼所得不义之财，实是家兄多年在外经商，积有余资，逐年添置，大人若不信，可传家兄前来对证”。百龄问道：“你家兄何在？”商人的弟弟连忙说：“家兄现正在汉口，求大人开恩，速差人寻觅”。哥哥来到大堂之上，弟弟如见救星一般，央求哥哥据实为其作证。百龄当堂宣判：所有田地家产仍归哥哥所有。弟弟见利忘义，杖责二十大板，以示薄惩。弟弟的生活由哥哥按需随时供给，弟弟不得再有分外要求。
此案事关两省，而且又事隔多年，若按常例调查审理，只要商人的弟弟死不认帐，恐无人能断清此案。百龄利用商人的弟弟爱财惜命的心理特点，采取敲山震虎之法，以盗贼窝主之罪恫吓商人的弟弟，不过寥寥数语，迫使其自己和盘道出吞占哥哥产业的不义行径，真可谓片言决疑，断案如神。
曾国藩居安思危韬晦有计
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清政府的八旗兵、绿营兵，连连败北。清廷无奈，命全国各省兴化地方团练，共同对抗太平军。当时，曾国藩正因其母去逝在湖南湘乡老家守丧，遂以在籍侍郎的资格受命帮办湖南团练。不久，曾国藩创建了湘军水师和陆师。
湘军不同于清政府的其它军队。清政府的八旗兵、绿营兵，皆由政府编练，遇有战事，由清廷命将调遣出征，事毕，军权缴回。而湘军则不然，其士兵皆由各哨官亲自选募，哨官则由营官亲自选募，而营官又皆为曾国藩的亲朋好友、同乡、同学、门生等，因此，湘军实际上是“兵为将有”，只服从于曾国藩兄弟，具有强烈的封建个人隶属关系，清廷难于直接调遣。
在曾国藩的指挥下，湘军利用洋枪洋炮攻占了太平天国的部分地区。为了尽快镇压下太平天国起义，清廷于1861年11月任命曾国藩统辖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相当于省长）、提督（相当于省军区司令）以下文武官员，皆归其节制。这是有清以来汉族官僚获得的最大权力（以往汉族督抚最多辖制二三个省）。曾国藩对此并不敢过于高兴，而是时怀戒慎戒惧之心。因为当曾国藩率湘军攻占湖北省城武昌的消息报告清廷后，咸丰帝喜形于色，对身边的大臣们说：“没想到曾国藩这样一个书生，竟有这样的本事，建立下如此丰伟功绩”。当时有人提醒咸丰帝说：“曾国藩在家为其母守丧时，已不是清廷的官员，这样一个在籍侍郎居然能一呼百应，从者万人，此恐非国家之福”。咸丰帝听后脸色突然由晴转阴，久久无言。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下去之后，曾国藩被清廷封为一等毅勇侯，世袭罔替。这在某些人看来，真可谓功成名就，春风得意，但曾国藩却更加惶恐，担心功高招忌，恐遭狡兔死，走狗烹的厄运，深以中国历史上许多身居权要重臣，因不知功成身退而身败名裂为戒，居安思危，妥筹保身良策。他一方面写信给其弟，嘱劝其弟将来遇有机缘，尽快抽身引退，方可“善始善终，免蹈大戾”。一面上折给清廷，说湘军成立与打仗的时间很长了，难免沾染上旧军队的恶习，且已无昔日的生气，奏请将自己一手编练的湘军裁汰遣散，以表示自己无意拥军事实力以自重的忠心。曾国藩虽奏请遣散湘军，但对个人去留问题却决不多言一句。因为他知道，如自言留在朝廷效力，必将有贪权恋栈之疑，但若明确请求解职而回归故里同样凶多吉少，既可能给清廷以他不愿继续为朝廷效力尽忠的印象，同时也可能许多被遣散的湘军将领奉为领袖而招致清廷猜忌。曾国藩的这一请求，正中清统治者下怀，于是下令遣散了大部分湘军，而曾国藩则仍任清政府的两江总督之职。
在封建专制制度下，伴君如伴虎，仕途变幻莫测，曾国藩深明处世保身之道，时时怀有履薄临深的戒惧之心，居安思危，功成身退，首先自请解散湘军，继而又举李鸿章以自代。这样，清廷对他的疑忌消除了，曾国藩个人也就得以保全善终了，真可谓韬晦有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