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是哲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他为人们带来了实用哲学，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与新的领域。
一、哲学领域中苏格拉底与柏拉图的关系
苏格拉底与柏拉图，他们的关系已经被争论了几千年。说法莫衷一是，意见无法统一。也许从头到尾将他们的观点排列整齐，能找到一些线索。
1.柏拉图对话的历史真实性
我们知道，苏格拉底是柏拉图的老师，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作为哲学家的身份是被确定了的。柏拉图是古希腊哲学史上承前启后的人物，是古希腊哲学史上最重要的代表之一。曾被这样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极力推崇，苏格拉底的历史重要性可想而知。而当柏拉图对老师之死的描述，让人们看清他没有任何政治意义时，我们不得不慨叹与折服于苏格拉底高尚的人格。苏格拉底的形象无疑已经笼罩上了一层道德与伦理的“圣光”，他已经成为人们心目中的道德典范。
然而，对于任何事，任何人，在我们都认为确实如此的时候，还是会出现一些不同的声音。一些学者、哲学史专家们对这个传统的苏格拉底形象提出了质疑，他们写了很多怀疑苏格拉底其人其事的著作，以考证分析有关苏格拉底的一生。
苏格拉底没有留下任何著作。他认为与其留下著作给后人看，还不如直接传授同时代的人们以知识，再由他们传给后世来得直接。于是这给我们考证苏格拉底造成了难度，关于他的史料来源，我们只能研究古人的记述。其中，研究他的学生柏拉图的著作，无疑是最简单最直接的方法。
可是，关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在具体学说上的关系，从很早开始就已经产生了分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苏格拉底有柏拉图这样一个同样富有智慧，在哲学方面有极深造诣的学生，是很不幸的。人们可能把一切成就，甚至创造性都归结到柏拉图身上。结果徒弟成为哲学史分水岭般的人物，而老师却成了莫衷一是的争论对象。但是，这件事的责任并不在柏拉图，他对老师一直十分崇敬和虔诚。《柏拉图对话》中大部分都是以苏格拉底为发言人。但即使这样，人们还是会说那些都是柏拉图的主张，只是借老师的口说出来——苏格拉底成了柏拉图的代言人。这样的话，人们对《柏拉图对话》的真实性也产生了怀疑。
柏拉图的著作都幸运地被保存了下来。西方的学者们经过对这些著作的长期认真讨论与考证，基本达成了一致的观点：包括《申辩》篇在内的二十六篇对话是真的，十二封信中只有七封被认为是真的。
柏拉图早年曾试图在政治上出人头地，以实践苏格拉底的政治主张。但在他政治之路遭遇坎坷，几乎心灰意冷的时候，又立志著书。柏拉图二十岁师从苏格拉底，当时是公元前409年，直到公元前399年苏格底被处死，二十年的丰富的所见所闻，及师门中学到的东西和对话，他都一一记录下来。这本是合情合理的事，更何况在老师去世后，这份记录又有了一层纪念意义。这种记录不是当场速记，也不是即时追记，而是多年后凭记忆的补记，有些甚至是由别人转述而来。其中如果有不准确的地方也非常正常。而按照自己的理解的补充相信也一定非常多。但这完全不能构成我们怀疑柏拉图论述的真诚性与苏格拉底智慧的真实性。而且，既然《柏拉图对话》是研究苏格拉底的最重要依据，我们就不必去怀疑它。
亚里士多德固然也纠正过一些说法，并强调有两件事应归结于苏格拉底的名下：归纳性的论证和普遍性的定义。但这是否就意味着此外都不是苏格拉底的思想呢？当然不是。事实上，亚里士多德还曾研究过苏格拉底的其他思想，而且这些都可以从柏拉图的著作中得到印证。
当然，反对者们或许还可以举出一些事实来怀疑苏格拉底。但既然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莫衷一是，与其在各种怀疑的迷雾中胡乱摸索，倒不如回到当初最平实的立场，基本肯定柏拉图对话及苏格拉底的智慧等事情的真实性。
对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在哲学学说上的关系，我们的基本看法是：苏格拉底的主要学说观点，都是在柏拉图的著作中。柏拉图的思想是苏格拉底思想的继承与延伸。他们的思想虽有着密切的联系，但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加以区分。而这种区分的依据，同样在柏拉图的著作中。
2.柏拉图著作中的苏格拉底
求知的欲望和对真理的探索让我们迫切想对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学说做一点区分。首先我们从了解柏拉图著作中的苏格拉底的形象开始。
我们知道，柏拉图对话中，很大一部分是以苏格拉底为主角的，是苏格拉底以与别人对话的方式阐述自己的观点。这部分对话包括全部的早期对话。这就给苏格拉底的肯定者提供了一个可靠的证据：至少在早期对话中，苏格拉底是真实出现并存在的。但在《巴门尼德》篇中，情况就出现了变化。
《巴门尼德》篇中，主要发言人是爱利亚学派的哲学大师巴门尼德，而不是苏格拉底。篇中曾有过明确的描写：当时巴门尼德六十多岁，芝诺四十多岁，而苏格拉底只有二十多岁。该篇的第一部分涉及了亚里士多德的一些问题，而最重要的是批评了苏格拉底的理念论，揭示了它的矛盾；第二部分又揭示了爱利亚学派的基本主张——“万物归一”的内在矛盾。如何从史料的角度来理解《巴门尼德》篇的意义呢？
在我们研究这篇对话时，会遇到诸如：当时苏格拉底太年轻，不可能有如此成熟的理念论思想等的矛盾困难，这点对肯定柏拉图对话的真实性非常不利。所以，许多哲学史研究家都未能详细明确地讨论这个问题。既然这样，我们不妨从另一个角度，假设性地探索《巴门尼德》篇的历史真实性与可靠性。
我们可以大胆作一个假设：假设否定派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也出现了一个问题：柏拉图为什么要用自己老师的名字发表意见，使自己的主张变得让人无法捉摸？这一点，同样在解释《巴门尼德》篇时有所体现。假如柏拉图在写这篇对话时已改变了思想，放弃了苏格拉底的理念论，转而倾向于毕达哥拉斯学派和爱利亚学派，因此选择以巴门尼德做为自己的新代言人，那么该篇第二部分出现的巴门尼德对自己学说的一番自我分析与检讨，又作何解释？无论该篇的第二部分到底想说明什么，柏拉图把自己思想上的变化说得如此“隐讳”，总使人百思不得其解。同时，如果承认柏拉图在写《巴门尼德》篇时思想倾向已经发生变化，那么意味着他曾经坚信“理念论”。这难道不意味着此前以苏格拉底为主的对话篇又有了真实性吗？显而易见，如果承认否定派的所有说法，最终也会出现矛盾，不能自圆其说，观点也未能贯彻始终。若假设改变以前思想倾向于苏格拉底，而改变后倾向于巴门尼德或其他人，或不再用选“代言人”的方式，这种观点是否站得稳脚呢？事实上，《巴门尼德》篇的同时或以后，以《泰阿泰罗》篇及《理想国》篇为代表，又发现并没有什么改变的痕迹，仍是以苏格拉底为“代言人”。因此，这种假设也被推翻。
关于《巴门尼德》篇，又出现了莫衷一是的情况。我们觉得，与其总是大胆提出怀疑假设，制造许多混乱和困难，不如再次回到最平易朴实的观点，承认包括《巴门尼德》篇的历史真实性。
从《巴门尼德》篇的原文我们知道，芝诺随巴门尼德访问雅典。其间宣读了一篇维护巴门尼德的观点的论文。当时年轻的苏格拉底以为他会说什么新东西，但当他发现他说的全是巴门尼德的思想时，马上提出了自己的理论与之讨论。芝诺承认这个年轻人目光敏锐，看出了这一点。其实，对于爱利亚学派，苏格拉底并不了解。芝诺本就是为巴门尼德辩护的，由他来与反对者讨论，指出反对者的矛盾，以起到支持巴门尼德的作用。苏格拉底当时还年轻，他仅仅是凭借洞察力和判断力判断出来的。关于这些，没有什么值得怀疑之处。而后来巴门尼德亲自指出苏格拉底观点的错误，也没有什么不合理之处——当时苏格拉底还年轻，主张及思想肯定有不足之处。至于相对于他的年龄，他的主张又未免太过成熟，以致于和他成熟时差不多。这点，也是因为柏拉图在写作时凭借自己熟悉的苏格拉底加以补充，同样不会影响它的历史真实性。
总之，我们还是很愿意平实地承认巴门德尼在这里是以哲学界前辈的身份教导年轻的苏格拉底的。因为苏格拉底有着被巴门德尼欣赏的、与其年龄不相符的聪明才智。同时也存在由于年轻而产生的思想不够深刻的地方。巴门尼德所做的都是出于人之常情，很容易被我们所接受并相信。
苏格拉底对这次会面是非常重视的，这对年轻的苏格拉底来说无疑意义非凡，后来他也多次表示了对巴门尼德由衷的尊重和敬佩。柏拉图都将这些记录了下来，在后来的篇幅中，也出现了苏格拉底对这次会面的美好回忆。有人也许会说：如果这次会面是真的，那它必将被载入史册；可是史册中并没有关于这件事的记载，所以这件事并不是真实的。其实，整件事已经由柏拉图载入哲学的史册，只是那些反对者心存成见，不愿承认而已。
可以看出，柏拉图写这篇对话，并不仅仅是想记载两位伟大的哲学家，这还与他理论的变化有关。在这个观点上，我们应该吸纳一些反对者的意见，即柏拉图也想记述一些自己的理论倾向发生变化的事。但无论如何，是不该怀疑这篇对话的真实性及实际意义的。
3.对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做一点区分
苏格拉底的地位总是显得有些特殊。他在欧洲哲学史上声名显赫，可是在学术界的地位总是不能确定。有些学者企图从各种记载中给苏格拉底找一个学术称号，却又产生了许多的分歧。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对柏拉图对话的真实性的看法不同。
否定派大都认为，苏格拉底并不是什么哲学家，充其量是一个政治人物。而肯定派则都认为，苏格拉底是个哲学家，柏拉图是延承并发扬了他的思想。我们当然不同意前者的看法。我们认为，在考察研究过柏拉图、色诺芬这些同时代的后辈的记述，或是阿里斯托芬的喜剧形象，抑或是后来的亚里士多德、第欧根尼？拉修斯的论述，我们认为苏格拉底作为一个伟大的哲学家是毋庸置疑的。他研讨的问题都是有关世界、人生、幸福等根本的问题，并非搞政治活动。
但是，我们也不难看出，肯定派的观点未免过于浅显，在肯定苏格拉底是个伟大的哲学家之后，未能进一步在他和柏拉图之间划清一条具体的界限，以将他们更加清楚地区分。
我们知道，苏格拉底创立了一个新的学派，而柏拉图将这个学派发扬光大。准确地说，这是一个变革。如果细分的话，我们应该把基本的理论变革方面归功于苏格拉底，而将具体的展开方面归功于柏拉图。然而，苏格拉底究竟在哪些方面着手这个变革，而柏拉图又是在哪些方面完善了这个变革？大多数人的看法是：苏格拉底的学说主要是在伦理学方面；而柏拉图的哲学则具有多方面的意义。
这个看法的主要史料依据是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其作品是研究苏格拉底与柏拉图哲学思想的重要材料，贡帕尔茨评述道：亚里士多德距苏格拉底既不太近，又不太远，其著作是一个平衡器，可以作为日后研究的重要依据。在其心目中，苏格拉底主要侧重伦理学，并从此方面提出自己的新哲学原则，他在叙述其从前的哲学史时说：“苏格拉底不研究物理世界，而研究伦理世界，他在这个领域来寻求普遍性，并首先提出定义的问题。”第欧根尼？拉修斯在谈及几个古代哲学组成部分时指出，古物理学在阿开劳斯时期最为繁荣，而辩证法则在爱利亚的芝诺时代最为繁荣，这个说法是依据当然亚里士多德，因为其说芝诺是辩证法的创始者，可见，古人在这些问题上的看法是一致的。
第欧根尼？拉修斯说的哲学的三方面中，物理学由阿那克萨哥拉从雅典传给了阿开劳斯，在雅典学术圈内已有几十年根基。伦理学是由苏格拉底提出，是雅典的本土科学，但因是新兴的，故并不成熟。辩证法是由爱利亚学派创立，而巴门尼德、芝诺访问雅典，对于苏格拉底把伦理学与辩证法相结合起了重要作用。也就是说，巴门尼德的辩证法对苏格拉底的伦理学由入世现象的矛盾到道德本质的矛盾的深化起了催化作用，但爱利亚学派的辩证法是与其物理学相结合的，其主要目标是“存在”。苏格拉底是否认这一点的，他哲学思想的改变，正是由于他认为物理世界是最后的原因，最后的存在是无法穷追的。因此，苏格拉底转而去追求事物的内在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这个想法的基本路线，柏拉图是肯定的，但经过多次的政治尝试失败后，其思想便向更加思辩的方向发展。这样，柏拉图一面坚守苏格拉底的道德、国家、法律等思想，一面又把苏格拉底的哲学原则指向物理的、存在的领域。
在柏拉图的对话中，着重谈了“存在”的是《智者》篇，这是一篇富有哲理性的深刻对话，但在这篇对话中，苏格拉底只是个听众。由此可见，柏拉图此时的思想已超过苏格拉底主要哲学思想范围了。
知识论是苏格拉底与柏拉图的共同研究领域，不同的是，苏格拉底认为这个真理的最后的依据在伦理与道德中，在“善”的目的中；而柏拉图则回归爱利亚学派的立场，以万物本源的“存在”为根本出发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