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政策上限制。由于传统观念的束缚，有些地方和部门对个体、私营经济作了种种限制，认为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失控、失度、失衡，冲击了公有制经济，抢了国营的饭碗等。第三，把社会分配不公简单地归结到个体工商户身上。第四，个体、私营经济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对依法经营的个体工商户，有的地方和部门任意驱赶，随意扣缴其营业执照，随意罚款、摊派，严重影响了个体工商业的正常经营。第五，以壮大集体经济为名，引导个体、私营经济向集体经济靠拢。有人认为，“私营企业的存在，无一利而有百害”，要求采取“改造”、“赎买”向集体经济过渡。
由于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急剧恶化，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先后出现了大幅度滑坡。1988年，全国城乡个体工商户已发展到1452.7万户，从业人员2304.9万人，注册资金311.9亿元。但是到了1989年，个体工商户却在持续十年增长之后第一次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截至1989年底，全国城乡个体工商户为1247.1万户，从业人员为1941.4万人，分别比上一年下降了14.15％和15.77％。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个体经济一直保持着持续发展的势头，1982—1985年，个体工商业的户数和从业人数年平均增长64％和77％；1986—1988年，个体工商业的发展趋于稳定，平均增长速度为9.5％和11.7％。而1989年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滑坡，而且涉及地区之多，范围之广都是罕见的。就全国范围而言，下降幅度较大的是山西、青海、安徽等省，下降幅度均在30％以上。其中山西省个体工商业的户数和从业人数分别比上年下降了35.9％和47.7％。此外，还出现了大批有照个体户歇业的现象。据统计，1989年个体工商户歇业达319.6万户，歇业人员为493万人，分别比上年上升了65.04％和57.81％，这个数字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罕见的。私营企业的发展情况，也类似于个体工商业。1989年底，已经在工商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的私营企业有90581户，从业人员1640051人，注册资金844776万元。但是到了1990年6月底，私营企业的户数下降到了8.8万户，直到这年年底才回升到9.8万户，投资人数22万多人，注册资金95.2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8.3％、4.6％和12.6％。尽管此后个体私营经济有所恢复，但直到1991年底，其发展速度还达不到1987年的水平，未能彻底走出缓慢增长的低谷。个体私营经济的急剧萎缩，对正处于调整时期的国民经济也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由于个体私营经济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大大降低，致使工业生产进一步滑坡，企业经济效益低下。尽管在治理整顿期间，国家对公有制企业实行政策倾斜，但仍未能挽回颓势。加上国有企业自身体制上的原因，始终未能走出高投入低效益的窠臼。1991年，全国工业企业资金利税率与上年相比下降了0.34个百分点，其中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资金利税率下降了0.6个百分点，亏损企业亏损额增长10.6％，亏损面接近30％。此外，个体私营经济的大幅度滑坡，还加大了城乡就业压力并在客观上导致了国有企业竞争意识的淡化，国民经济增速进一步放缓，结构性矛盾也日渐突出，所有这些都成为制约国民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4.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摇摆的深层动因及总体述评
（1）徘徊与调整时期的基本政策走向
从1989年至1991年，受国内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我国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一度出现摇摆。一方面，从1988年下半年开始的治理整顿，使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受通货紧缩政策的影响，结束了前一时期对个体私营经济的支持和扶植局面。另一方面，1989年发生的政治风波以及此后在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过程中“左”的思想的抬头，也使党和政府在对待个体私营经济的问题上陷于摇摆与矛盾之中。在强调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继续保持不变的同时，在经济上对个体私营经济开展大范围的税收检查和清理整顿，检查过严，处罚过重，带有明显的政治化倾向。在政治上又明确指出私营企业存在剥削、私营企业主不准入党等等。这样就造成了政策上的二律背反。对个体私营业主政策上的反复直接导致了个体私营经济的滑坡与徘徊。然而，从1990年下半年开始，由于党和政府适时采取了一系列补救性措施，最终扭转了个体私营经济滑坡的势头，我国的非公有制经济步入缓慢增长期。党和政府在政策上也经历了一个调适的过程，由最初的支持到扶持与引导并举，加强了对非公有制经济的监督与规范化管理。在经过几年的曲折和反复之后，扶持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在深化认识的基础上重新趋于明朗化，从而为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之后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快速增长奠定了必要的理论和思想认识基础。此外，这一时期我国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还带有明显的不均衡性。在个体私营经济政策颇受关注和怀疑的同时，我国政府利用外资，发展外资经济的政策基本上未受太大的冲击和影响，我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始终保持着连续性和稳定性。在此期间，尽管外资经济也曾经受到意识形态领域动荡的轻微影响，但利用外资和发展外资经济的政策从总体上仍然保持了稳步发展的势头。
外资经济一枝独秀，外商投资企业逐年增加，法律法规日益健全和完善，而且由于政策上的正确引导，外商投资的产业结构趋于合理，生产性产业和技术性企业在外资经济中所占比重逐步增加，外资经济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已经显现出来。
（2）我国非公有制经济政策摇摆的原因及评价
纵观这一时期我国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轨迹，我们不难发现，我国的个体私营经济之所以出现滑坡和徘徊，主要是由于国内外局势的急剧变动和政策性因素的影响，与此同时，思想理论界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认识分歧和观念冲撞，也是导致个体私营经济出现曲折与徘徊的深层动因。
首先，治理整顿和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通货紧缩政策的实施，是我国的非公有制经济出现曲折和徘徊的经济原因。为了克服因经济过热而导致的通货膨胀，稳定物价，保持国民经济适当的发展速度和社会的稳定，我国政府开始在经济领域开展大规模的治理整顿。由于在此时期国家采取了通货紧缩政策，大力压缩基建规模，严格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对个体私营及外资经济的发展都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受经济大环境的影响，私营企业在发展中遇到了资金短缺、缺乏原材料等实际困难。而这一时期国家在原材料供应、银行贷款等项目上，优先考虑的是国营和集体企业，取消了以前给予个体私营企业的各种优惠政策。这对尚处于初创阶段的个体私营经济来说，无疑会造成一定的冲击。可以说，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直接导致了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摇摆。
其次，1989年发生的政治风波以及此后意识形态领域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批判，使我国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开始明显受制于介入经济领域的非经济因素的影响。作为对少数个体私营业主卷入1989年政治风波的回应，1989年下半年开展的税收大检查，的确存在对个体私营业主的偷漏税行为要求过严，处罚过重的现象。由于过分强调这次清理整顿的政治意义，将对个体私营经济必要的监督管理不适当地上升到政治的高度，要求以政治标准来衡量，从而不自觉地给经济行为涂上了一层浓重的政治色彩。而指明私营经济存在剥削、规定私营企业主不能入党，则更是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角度所作出的试图阻断个体私营阶层政治参与渠道的短期行为。经济领域整顿的政治化趋向，直接造成了个体私营经济的急剧萎缩。事实证明，在经济行为中过多地掺入政治因素势必导致政策上的摇摆和反复。
再次，思想理论界对非公有制经济认识上的分歧，以及围绕姓“社”姓“资”问题的争论也对政策的稳定产生了不良影响。由于受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束缚，有些人从“左”的立场出发，对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提出种种质疑。尤其在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过程中，有人提出挖掘产生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经济根源，将矛头直接指向新生的私营经济。有些地区甚至以壮大集体经济为名，对私营企业采取所谓“赎买”的错误做法。
所有这些都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在这样的社会舆论氛围中，继续实施保护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无疑会阻力重重。总之，意识形态领域的论争，直接殃及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连续与稳定。
此外，这一时期个体私营经济的滑坡以及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摇摆，还有深层次的认识原因。姓“社”姓“资”的争论，说明党内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以及如何认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这一系列问题上还没有形成共识、取得理论上的突破。不少人仍拘泥于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以经典作家对社会主义的预测和有关论述作为衡量现实政策的唯一依据，将计划经济和单一的公有制视为社会主义的唯一模式。理论上的困惑必然导致政策上的摇摆。直到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才最终打破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束缚，形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伴随着理论上的突破与创新，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终于得到人们的认同，随着有关政策的调整，个体私营经济才最终走出低谷，进入高速增长期。
总的来看，这一时期党和政府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认识及相关政策经历了一个由摇摆到逐步调整的曲折探索过程。一方面，党和政府改变了对非公有制经济单一支持的政策，改为扶持与引导、监管并举，逐步将非公有制经济纳入规范化管理的轨道。这对克服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确保其健康发展无疑具有积极意义。另一方面，非公有制经济政策出现的曲折和摇摆，也对个体、私营和外资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个体私营经济第一次跌入低谷，出现大幅度滑坡，这对尚处在治理整顿时期的国民经济，势必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与此同时，人们不免对党和政府政策的稳定性提出质疑，对改革开放的前景充满疑虑。
1.邓小平南方谈话——冲破姓“社”姓“资”的羁绊
经过三年治理整顿，我国的宏观经济环境明显好转，经济发展逐步走上了正常运行的轨道。1992年春，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了重要讲话，明确回答了长期困扰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掀起了改革开放以来思想解放的新高潮。
首先，邓小平打破了思想理论界关于姓“社”姓“资”的空洞争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对来自思想界“左”的干扰进行了有力的抵制。他指出：“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邓小平强调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邓小平的讲话带有明显的针对性，他显然是在批评前一时期理论界一度有所抬头的“左”倾思潮，尤其是针对那种认为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必然会走资本主义道路，个体、私营和外资经济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经济根源的错误观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个体、私营和外资经济政策的肯定。可以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冲破了姓“社”姓“资”的藩篱，并以此为契机掀起了思想解放的新高潮，从而为党和政府进一步探索和完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开辟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其次，在总结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和对社会主义认识日渐深化的基础上，邓小平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论思想和“三个有利于”标准。他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样就打破了那种将社会主义仅仅界定在所有制关系上的错误观念。邓小平曾经多次强调：“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基于这一认识，邓小平提出，一切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方法，我们都要大胆采用。可以说，邓小平关于生产力标准的论述，是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深化和发展。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又进一步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将“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评判一切工作成败得失的标准。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不仅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而且为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提供了重要依据。以“三个有利于”标准作为衡量一种经济成分是否适合我国生产力发展状况的主要依据，实际上是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肯定和认同。它打破了前一时期思想理论界关于姓“社”姓“资”问题的空洞争论，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高度，论证了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必要性与合理性。这对党和政府制定进一步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的政策无疑具有理论指导意义。实践证明，由于非公有制经济与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现状具有很强的适应性，适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多层次需要，发展个体、私营和外资等非公有制经济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经济建设事业的飞速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