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十三届三中全会与治理整顿方针的确立
1988年上半年，我国面临的经济形势较为严峻。由于盲目扩大基本建设规模，货币投放过多，贷款猛增，经济过热的势头有增无减，加上我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财政、金融等宏观体制改革尚未到位，我国经济生活中出现了明显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幅度过大。据统计，1988年第一季度，全国零售物价指数已突破两位数。恰在此时，中共中央作出了物价改革的决定，1988年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根据这一方案，“少数重要商品和劳务价格由国家管理，绝大多数商品价格放开，由市场调节”。这显然是中央在工资制度改革和价格方面迈出的重要步伐。然而，这种盲目闯关的物价改革，势必导致流通领域的混乱。由于物价的持续上涨超过了群众的心理承受能力，受通货膨胀和物价持续上涨等因素的影响，一些地方开始出现抢购商品和大量提取储蓄存款的现象，并终于在1988年春夏酿成了席卷全国的涨价和抢购风潮。据统计，1988年我国零售物价指数上涨了18.5％，财政价格补贴高达318.6亿元，商品供求差额为2731.3亿元。席卷全国的抢购风，汹涌而来的涨价潮，迅速反馈到中央决策层。根据当时的经济形势，党和政府立即采取紧急措施稳定金融，控制物价，以确保国民经济持续、健康、稳步的发展。1988年8月，在国务院《批转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控制货币、稳定金融几项措施报告的通知》中明确提出：为了促进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保证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物价改革的顺利进行，国家将采取通货紧缩政策，以防止出现恶性通货膨胀。根据这一精神，中央政府加强了对货币、信贷的集中管理，调整信贷结构。在保证国家计划内重点建设项目和企业正常生产所必需的资金的同时，开始压缩国家计划外的建设项目，特别是非生产性项目。同时，明确要求：“对产品质量差、经济效益低、与大企业争原材料的小纱厂、小烟厂、小炼油厂等企业，要坚决停止贷款”。对社会集团购买力和消费基金，要坚决控制。不久，国务院又发出了《关于做好当前物价工作和稳定市场的紧急通知》。针对当时的经济形势，以及一些地方出现的抢购商品和大量提取储蓄存款的问题作出决定。一方面，要求各地采取有力措施，“坚决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停建、缓建一批楼堂馆所项目，严格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抓紧清理整顿公司，清理整顿非银行的金融机构”。同时，要求金融机构按照国务院的规定，停止对非生产性建设项目的贷款；对生产性建设项目的贷款，也要从严掌握。另一方面，要求各地采取措施，认真整顿市场秩序，坚决取缔和打击囤积居奇、投机倒把、哄抬物价、扰乱市场等行为。
1988年9月26日至30日，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次会议对当时的经济形势作出了正确的分析，认为中国经济生活中的突出问题是通货膨胀严重，物价上涨幅度过大。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经济过热，社会总需求超过总供给。由于我国正处在新旧体制转换时期，还不能从机制上解决这一问题，因而需要从工作上加强管理和控制。这次会议决定在坚持改革开放总方向的前提下，把1989—1990年改革和建设的重点突出地放在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上来。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首次在经济领域开展大规模的治理整顿。治理经济环境，主要是压缩社会总需求，抑制通货膨胀。整顿经济秩序，就是要整顿经济生活中特别是流通领域中出现的各种混乱现象。这次会议强调了遏制通货膨胀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要求通过治理整顿理顺价格，为经济建设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创造条件。否则，不但价格改革很难进行，其他改革也难以深入，国家的经济建设就会受到严重影响，甚至会损害10年改革所取得的成果。而治理整顿最迫切的任务，就是确保1989年物价上涨幅度明显低于1988年，这是下一年所有工作的中心。根据这一目标，会议对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提出了具体要求和措施。
在十三届三中全会之后，有关治理整顿的方针、政策以及具体措施陆续出台：
——清理整顿公司，严格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加强物价管理，严格控制物价上涨；——要求1989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压缩500亿元，大体相当于1988年实际投资规模的20％；——要求1989年国家预算赤字和货币发行量均要低于1988年；——要求克服经济过热现象，把1989年工业增长速度降到10％，甚至更低些。
由于一系列通货紧缩政策的实施，使货币投放量得到了控制，信贷增长率逐月下降。1989年，流通中的货币增长9.8％，比上年降低36.9％；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下降8％；经济过热开始降温，物价上涨过猛的势头得到遏制，群众对物价的紧张心理有所缓和，社会集团购买力受到控制，流通领域混乱的状况开始扭转，国家宏观调控能力逐步增强。
（2）治理整顿与深化改革
从1988年下半年开始的治理整顿，前后持续了三年时间，它为我国国民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和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从1988年下半年至1989年上半年，党和政府先后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为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取得了初步成效。在这一时期，党中央、国务院及其有关部委先后发布了一系列的条例、规定、决定和通知。一是在压缩建设规模方面，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清理固定资产投资在建项目、压缩投资规模、调整投资结构的通知》和《楼堂馆所建设管理暂行条例》。
二是在制止乱涨价方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开展一九八八年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的通知》，并决定向地方派驻物价特派视察员，还发布关于控制物价的通知。三是在稳定金融方面，国务院发布了《现金管理暂行条例》和《关于进一步控制货币和稳定金融的决定》，中国人民银行采取了开办长期保值储蓄存款等措施。四是在治理流通环节方面，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清理整顿公司的决定》，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化肥、农药、农膜实行专营的决定》、《国务院关于做好一九八八年度棉花收购工作和加强棉花市场管理的通知》、《国务院关于加强粮食管理稳定粮食市场的决定》等。
从治理整顿所要达到的目标来看，它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消除经济过热，把发展速度降到比较合理的水平。第二、遏制通货膨胀，使1989年物价上涨幅度明显低于1988年，1990年以后的上涨幅度进一步下降。第三、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使它同国力承受的可能相适应；控制消费基金的过快增长，使它同国民收入的增长相适应。第四、逐步缓解社会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矛盾，实现财政、信贷、物资、外汇的基本平衡。第五、认真调整经济结构，使粮、棉、油等主要农产品的产量有较多增加，使能源、交通、原材料供应的紧张状况有所缓和。第六、建立健全必要的经济法规以及宏观调控体系和监督体系，积极推进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的建设。治理整顿是在坚持改革总方向的前提下进行的，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并不是脱离改革，恰恰相反，治理整顿的许多措施，本身就是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其目的在于为改革创造良好的宏观环境，更好地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因此，治理整顿是同全面深化改革有机结合在一起的。在开展治理整顿的同时，中央还采取了一系列相应的配套措施，进一步深化和完善改革。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继续深化企业改革的任务，一方面要进一步推动政企分开，使有条件的企业真正放开经营；另一方面，要认真完善承包制，进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股份制试点和发展企业集团试点。这次会议还特别强调，要抓紧推进那些对治理通货膨胀有重大作用的改革。1989年初，国务院批转国家体改委提出的《1989年经济体制改革要点》，确定1989年改革的主要内容是：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着重强化企业的竞争意识、风险意识和自我约束机制；积极探索体制转换时期宏观调控的新方式、新手段；加强监督管理，促进市场发育等。
总的来看，治理整顿期间深化和完善改革的重点是：第一、根据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原则，稳定、充实、调整和改革前几年的改革措施；第二、逐步建立能够促进经济稳定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第三、根据治理整顿时期应当多一点计划性的要求，适当加强集中，但决不是要否定地方和企业必要的自主权。由此可见，治理整顿与深化改革是相互促进，并行不悖的。此外，这次治理整顿是在对外开放的条件下进行的，在此期间，党和政府继续推行发展对外贸易和实施沿海地区发展战略的方针，积极发展外向型经济，同时，努力改善投资环境，继续鼓励和吸引外商到中国投资，并试图通过扩大对外开放促进治理整顿目标的实现，使对外开放与治理整顿相互促进。
总之，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方针，是要从根本上缓解社会总需求超过总供给的矛盾，国家通过大力调整经济结构，压缩过大的投资规模，并严格控制过高的社会需求，从而保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同时，也为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奠定良好的基础。
2.治理整顿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影响
（1）治理整顿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积极影响经过连续三年的治理整顿，物价快速增长的势头得到了有效控制，到1990年，我国的物价上涨幅度已由1988年第四季度的28％跌至3％左右，通货膨胀基本上得到遏制。同时，治理整顿也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创造了一个协调的经济环境和良好的经济秩序。可以说，没有治理整顿打下的基础，也就没有1992年我国经济的快速启动；没有治理整顿所产生的效果，中国经济便很难避免恶性通货膨胀的厄运。邓小平曾指出：“治理整顿，我是赞成的，而且确实需要。经济‘过热’，确实带来一些问题。比如，票子发得多了一点，物价波动大了一点，重复建设比较严重，造成了一些浪费”。“我赞成边改革、边治理环境整顿秩序。要创造良好的环境，使改革能够顺利进行”。由此可见，治理整顿的根本目的，是针对改革进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综合治理，为改革扫除障碍，引导改革向纵深发展，从而保证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
持续三年的治理整顿，对于稳定经济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治理整顿有成绩，但评价功劳，只能算“稳的功劳”。在治理整顿期间，他就曾反复强调，“治理通货膨胀、价格上涨，无论如何不能损害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不能使经济萎缩，要保持适当的发展速度”。因为“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三年治理整顿虽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只是缓解了经济生活中的浅层次矛盾，国民经济运行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尤其是国民经济运行中的结构性矛盾并没有明显改善。在治理整顿期间，中国政府虽然也在一定程度上注意到运用经济手段，并在改革经济体制方面有所进展，但总的来看，主要还是通过恢复旧体制的行政手段解决问题。
实践证明，要解决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深层次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解放思想，提出新的思路。
（2）治理整顿对个体私营经济的消极影响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国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始终受制于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在治理整顿期间，国家的经济政策由宽松变为紧缩，特别是受通货紧缩政策的影响，国家对个体私营经济在资金和原材料上的优惠政策逐步减少，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面临资金短缺，原材料价格上涨，货源紧张等困难。受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的影响，个体私营经济很快陷入困境之中。
一是国家对于个体私营经济的经营范围作了一定的限制，私营企业市场准入的难度加大。在治理整顿中，政府对私营经济的政策进行了一些调整，对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的经营范围作了一定的限制。如“严禁私人从事重要生产资料的经营活动”，“禁止私人从事长途批发业务。禁止私人经营对外贸易”。
当时，国家明确规定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不能经营41种重要生产资料和36种紧俏耐用消费品。为了稳定物价和建立市场秩序，国家对一些重要产品和紧俏商品加强了管理，有的实行了专营，专项控制商品由19种扩大到32种。这无疑是缩小了个体私营经济的经营范围。另外，政府还加大了清理整顿公司的力度，截至1989年初，已撤并各类公司一万七千多家。同时，严格公司审批手续，明确规定：除外商投资企业外，成立新的公司，必须由各级主管部门层层审核，严格把关。“大型综合性公司，须报国务院批准”。此外，公司的注册资金、经营范围都要从严核定。这就意味着加大了个体经济尤其是私营经济市场准入的难度。在治理整顿期间，过大的投资规模被压缩，过高的社会需求被严格控制。随之而来的是出现了市场疲软现象。这种状况势必影响以一般加工工业为主体的私营企业的生产和销售，使得那些生产和经营各种生产资料的私营企业不得不停产停业，另谋生路。而市场销售疲软又使企业竞争更加激烈，有些盲目发展起来的过剩产业，经不起激烈的商品竞争和急促的市场冲击而破产或倒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