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至1942年前后，是抗日战争期间解放区最困难的时期。一方面，1941年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东西方反法西斯战线的扩大，中国与同盟国军事联合正式形成，为中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创造了很有利的条件；另一方面，日本在扩大对太平洋各国战争受挫之后，通过政治诱降和有限的军事进攻，力图迫使重庆国民党政府屈服，尽快结束中日战争，以摆脱它多面作战，在战略上极为被动的局面。日军用于中国战场的兵力一直保持在60万(不包括关东军)人以上，而用于敌后战场的兵力占其总兵力的半数左右，使根据地军民承担着巨大的军事压力。同时，国民党顽固派加重对共产党和人民抗日力量的迫害，又给中国抗战特别是敌后抗战带来更大的困难。
到1941年，抗日敌后战场本身状况也有了一些变化，增加了抗战的难度。在华北、华中一些日本占领区，经过侵略者的几年经营，伪政权、伪军警及各种汉奸特务组织已经相当普遍地建立起来，使敌伪的政治统治较为稳定；修筑了许多交通线、封锁线和军事据点，侵略者在军事上的地位有所增强；这时的敌后形势“已进入敌我双方依托相当巩固的阵地，进行持久争夺战的局面。”日本侵略者汲取了前几年的经验教训，强调在巩固和扩大占领区的斗争中，要把单纯的军事占领扩大为军事、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全面的殖民统治。为此，日军在华北、华中大规模地推行以“三光政策”为主要特征的“治安强化运动”和与汪精卫伪军相配合，以摧毁敌占区共产党武装力量为目标的“清乡运动”。日寇组织“扫荡”，使用兵力之多、次数之频繁、手段之残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是罕见的。
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出现了严重的困难局面。主要表现在：军事上战斗频繁，伤亡重，部队减员多，干部牺牲很大。1940年春，东北抗日联军第1、第2、第3路军缩编成支队，就是在这种形势下造成的。到1942年，八路军、新四军由50万人减为约40万人。华北平原地区(产粮区)相继失掉，变成游击区。一些抗日民主政权被摧毁。抗日根据地面积缩小了，总人口由1亿减少到5000万以下，生产遭到严重破坏，财政经济情况极端困难。这期间，国民党顽固派在皖南事变时掀起的猖狂的反共活动虽然由于国际国内的强烈反对而暂时有所收敛，但是，国民党顽固派企图利用日伪势力消灭共产党的决心丝毫没有改变。他们集中更多的力量用来限制、削弱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国民党政府不仅停发八路军的薪饷、弹药、被服等物资，而且用几十万军队对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扬言“不让一粒粮、一尺布进入边区”，断绝对边区的一切外来援助。投降日本的国民党军成为伪军后，同日本侵略军相配合，包围和进攻敌后抗日根据地。有些敌后地区形成日军、伪军、国民党军三方夹击人民军队的严峻局面。正如毛泽东在1942年12月所指出的那样：“最大一次困难是在1940年和1941年，国民党的两次反共摩擦，都在这一时期。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付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
面对抗战的严重困难局面，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具体分析了存在的困难方面和有利方面，强调在新的残酷的斗争中，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充分依靠民族革命战争广泛的社会基础，正确处理各抗日阶级阶层之间的关系，调动最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以战胜困难，争取胜利。
1941年11月7日，针对日寇推行的“治安强化运动”，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规定了在新形势下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对敌斗争方针，是更广泛地开展群众性的人民游击战争。中央军委要求每个根据地的武装力量组织，应包含主力军、地方军和群众武装三部分。根据地的建设，应以扩大、巩固地方军和群众武装为中心，主力军采取适当的精兵主义。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各部队相继进行精简整编，实行主力兵团地方化，并抽调大批精干人员充实到区、县，普遍加强人民武装建设。主力军、地方兵团和民兵、自卫军三者各有分工、相互配合，使游击战得以空前广泛地开展起来。面对日、伪军的残酷“扫荡”和“清乡”，敌后军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展开了艰苦的反“扫荡”、反“清乡”斗争，在游击区还开展了反“蚕食”斗争。根据地军民为着向敌后之敌后进军，深入到敌人的心脏地区活动，创造了武装工作队的新的斗争方式，对实行“敌进我进”的对敌斗争方针，扭转人民军队的被动局面，逐步改变敌强我弱的形势发生了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敌后军民对敌斗争的过程中，还加强对日、伪军的瓦解工作，体现了共产党在日、伪军工作中的正确政策，对瓦解日、伪军和坚持敌后抗战起了重要作用。
在敌后抗战的严重困难时期，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以极大的努力，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为巩固抗日根据地，共产党实行了“三三制”，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巩固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各地普遍开展了拥政爱民和拥军优属活动，使党政军民进一步联成一体；为了加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军队和地方普遍开展了大生产运动。
1939年2月2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发出“自己动手”的号召。1940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军委依据毛泽东的这一号召，在朱德的倡议下，向全军作了《关于开展生产运动的指示》，要求各部队依据不同环境和条件，开展生产运动，做到一面战斗，一面生产，一面学习。遵照中共中央军委的这一指示，凡条件许可的部队都开展了大生产运动。
1941年，针对当时面临的经济上的严重困难，中共中央再次强调走生产自救的道路。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开赴南泥湾地区，实行“屯田政策”。经过两年辛勤劳动，至1942年全旅粮食自给达80％，经费自给90％以上，大大减轻了人民负担。据此，《解放日报》发表了《积极推行南泥湾政策》的社论，推广三五九旅的经验。与此同时，在延安的党政军学各方面数万人，都投入到大生产高潮中，根据不同情况，担负不同生产任务。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党政军负责人，带头参加生产劳动，亲手开荒、种菜。周恩来、任弼时还参加过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纺线比赛，被评为“纺线能手”。
中共中央十分重视总结根据地财政经济工作的经验。毛泽东在1942年12月的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的报告，后来又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的党内指示，并作了《组织起来》、《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等讲话。通过总结经济工作经验，毛泽东对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和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基本方针作了系统的阐述。
1943年，各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大生产运动普遍开展起来。战斗在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山东、华中等地区的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军民，也在“劳动与武力结合”、“战斗与生产结合”的口号下，一面战斗，一面生产，甚至游击区的部队也坚持生产。1945年1月，毛泽东为延安《解放日报》写的社论里，专门对《游击区也能够进行生产》这个新事物倍加赞扬和推广。由于军民努力生产，收入增加，人民的负担大大减轻了。1941年陕甘宁边区农民交的公粮，占总收获量的13.5％，1942年为11.14％。总之，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和大生产运动，为巩固根据地革命政权，渡过严重困难，支持敌后长期战争，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同时，也使人民军队立于不败之地，在抗日根据地里练就了一支困不死、打不散、压不垮的中华民族的中坚力量。
1942年12月，毛泽东同志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所作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里，专门讲述了《关于发展军队的生产事业》。在总结了自抗战以来5年多时间军队发展生产的成绩和缺点的基础上，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军委对1943年八路军和新四军各部队应执行的具体任务，做出明确布置。
时过3年之后，即1945年，毛泽东对军队生产自给运动的重要性作了专门的论述，指出：抗战8年了，我们开头还有饭吃，有衣穿，随后逐步困难起来，以至于粮食不足，油盐不足，被服不足，经费不足。这是伴随着1940年至1943年敌人大举进攻和国民党政府发动三次大规模反人民斗争(所谓“反共高潮”)而来的绝大的困难，绝大的矛盾。如果不解决这个困难，不解决这个矛盾，不抓住这个环节，我们的抗日斗争还能前进吗？显然是不能的。但是我们学会了并且正在学着生产，这样一来，我们又活跃了，我们又生气勃勃了。再有几年，我们将不怕任何敌人，我们将要压倒一切敌人了。
由军队生产运动引证出一条解放区在当时条件下组织一切经济生活的正确原则，这是毛泽东的慧眼所识。他指出：我们的军队在遭受极端物质困难的目前状况之下，在分散作战的目前状况之下，切不可将一切物质供给责任都由上面领导机关负起来，这样既束缚了下面广大人员的手足，而又不可能满足下面的要求。应该说：同志们，大家动手，克服困难吧。只要上面善于提出任务，放手让下面自力更生，问题就解决了，而且能够更加完善地解决它。如果上面不去这样做，而把一切事实上担负不起来的担子老是由自己担起来，不敢放手让下面去做，不去发动广大群众自力更生的积极性，虽然上面费尽了气力，结果将是上下交困，在目前条件下永远也不能解决问题。几年来的经验，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原则，已被证明是我们解放区在目前条件下组织一切经济生活的正确的原则。
在历数了上述种种军队生产自给巨大成就之后，毛泽东站在把握中国革命全局的高度，俯视军队生产自给的深远意义，指出：“1942和1943两年先后开始的带普遍性的整风运动和生产运动，曾经分别地在精神生活方面和物质生活方面起了和正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两个环子，如果不在适当的时机抓住它们，我们就无法抓住整个的革命链条，而我们的斗争也就不能继续前进。”把军队的生产自给作为整个革命链条的重要一环，作为保证革命队伍物质生活的重要方面，这种高度的肯定，是科学的，再没有比这更确切的了！
这便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完整内容。
五、“整顿党的作风”
从1942年春天开始，毛泽东在领导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同时，在全党范围内发动了一场长达3年的整风运动。为什么在抗日战争十分紧张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要以这样大的力量和这样长的时间来进行这场整风运动呢？毛泽东对这个问题是有着深远的考虑的。
中国共产党在它成立以来的20多年历史中，经历过巨大的胜利和严重的失败，出现过“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错误，其中给党带来危害最大的是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错误。遵义会议和六届六中全会，分别纠正了王明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左”倾错误和抗日战争初期的右倾错误，但由于没有来得及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系统的总结，特别是没有从思想路线的高度对党内历次错误的根源进行深刻的总结，所以，党内在指导思想上仍存在一些分歧。这些分歧，从根本上说，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按具体情况办事，还是主观主义地凭“想当然”或照着某些“本本”办事。这个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就谈不上党内思想上政治上的统一和行动上的一致，去同心同德地夺取胜利。
还有一个原因是，中国共产党这时已发展成拥有80万党员的大党，其中90%以上是抗战以后入党的新党员。毛泽东认为，这些干部，“如不提高一步，就不能掌握将来的新局面”。
全党范围的整风是从1942年春天开始的，而它的最初酝酿在六届六中全会后就开始了。为什么要经过这样长时间的酝酿和准备呢？因为整风的重要目的是要树立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克服形形色色的主观主义的东西。这种思想问题的解决，决不能靠强制的手段，必须使人真正从思想上想通，并且从实际生活中大量成功和失败的事实中得到证明，才能切实奏效。何况王明有着共产国际作为后台，而共产国际当时在中国共产党内有着很高的威信，要消除教条主义的影响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些都需要时间。所以，毛泽东后来解释说：“非经过各种步骤，使大家觉悟成熟不可。”
在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曾明确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他还指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队伍中存在着的一些严重的错误，是应该认真地克服的。”他所说的“一些严重的错误”，其实就是指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错误。
六中全会后，王明口头上也说：“党要团结在毛泽东领导之下”，实际上依然坚持过去的错误。1940年3月，王明把他在1931年所写、集中反映他的“左”倾错误观点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一书，在延安印了第三版，并且在三版序言中写道：“我们党近几年来有很大的发展，成千累万的新干部新党员，对我们党的历史发展中的许多事实，还不十分明了。本书所记载着的事实，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阶段，因此，许多人要求了解这些历史事实，尤其在延安各学校学习党的建设和中共历史时，尤其需要这种材料的帮助。”这是一个挑战性的行动。应该怎样看待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这个问题，便更迫切地摆到中共中央面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