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察冀军区于8月11日向日军华北方面司令官发出最后通牒，限其在48小时内令所属日军缴械投降。在日军拒降后，晋察冀军区以主力11万余人和民兵63万余人，在广大群众的配合支援下，对日、伪军展开全面反攻。晋绥军区于8月11日向附近日、伪军送出限令投降的最后通牒，24小时后，向平绥路以北和太原地区进行反攻，一度攻入晋源县城，对太原形成包围。晋冀鲁豫解放区部队于8月13日开始对日、伪军全面反攻。为加强这一地区的军事指挥，中共中央于8月20日决定成立晋冀鲁豫军区，任命刘伯承为司令员、邓小平为政治委员；同时恢复冀南军区。在新的军区指挥下，各地的反攻更加密切配合和协调一致。山东军区于8月11日部署了全面反攻的任务，将山东军区主力与基干部队编成山东野战兵团，动员10万民兵组成数十个“子弟兵团”，配合主力部队作战，以5路大军向日、伪军展开全面反攻。在华中，从8月中旬开始，新四军的苏浙军区、淮北军区、苏北军区、苏中军区、鄂豫皖湘赣军区、河南军区等所属部队，分别向长江两岸、津浦路南段、陇海路东段及沪宁铁路各地的日、伪军举行反攻，直逼南京、上海、武汉等城市，解放了华中地区大片国土。在华南，从8月14日起，东江纵队、琼崖纵队等集中主力，分别向广九路沿线、东江两岸、雷州半岛日、伪据点展开猛烈进攻，扩大了解放区，直逼广州、汕头、海口等地。
此外，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还从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山东、华中、陕甘宁等解放区抽调大批部队和干部，向东北地区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进军。东北抗日联军在中苏边界营地召开反攻誓师大会，配合苏军作战，进入东北与其他人民武装会合，解放了一些城市和乡村。
在苏联军队的打击下，在中国解放区军民的全面反攻下，侵华日军迅速土崩瓦解，神州大地，处处显示着人民战争的无比威力和中华民族独立解放的雄伟气概。但是，蒋介石政府却在这个关键时刻又开始算计人民武装力量，挑起了亲者痛仇者快的无端摩擦。
抗战8年，国民党从华北、华中退到西南、西北，丧失国土279万平方公里，占中国陆地的近1／3。当长期在敌后坚持抗战的解放区军民举行全面反攻、收复失地，逼进大城市和主要交通线时，蒋介石为抢夺和霸占抗战胜利果实，于1945年8月11日竟然命令解放区人民军队“就原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日、伪“擅自行动”，而且命令日、伪军“切实负责维持地方治安”，抵抗人民军队受降。8月10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指示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要他指挥美军帮助蒋介石抢夺抗日战争的胜利果实。同时美国还用各种方法把国民党军队从大西南、大西北运往沦陷区和解放区的大城市和交通线去“接收”。
在这场蒋介石篡夺抗战胜利果实和人民武装力量反对篡夺果实的激烈斗争中，中共中央和人民领袖毛泽东旗帜鲜明地坚持了针锋相对、寸土必得的正确方针和自卫立场。8月13日，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致电蒋介石，坚决拒绝他的错误命令。15日，朱德总司令命令在南京的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及其所属一切部队，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听候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的命令，向人民军队投降。同日，朱德总司令致美、英、苏三国政府请帖，声明中国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在延安总部指挥之下，有权接收失地，接受被我军包围之日、伪军队的投降，有权派遣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参加同盟国处理日本投降事宜。
也正是在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发表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著名讲演，指明这场过渡阶段斗争的实质，就是反对蒋介石篡夺抗战胜利果实，“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同时，毛泽东又为新华社撰写了评论《蒋介石在挑动内战》，尖锐地提出询问，干脆地得出结论。他是这样写的：
“究竟谁有权接受日伪的投降呢？中国解放区的抗日军队，在国民党政府毫无接济又不承认的条件下，完全靠自己的努力和人民的拥护，得以独立解放了广大的国土和一万万以上的人民，抗击着侵华敌军百分之五十六和伪军的百分之九十五。要是没有这一军队，中国绝无今天的局面！实在说，在中国境内，只有解放区抗日军队才有接受敌伪军投降的权利。至于蒋介石，他的政策是袖手旁观，坐待胜利，实在没有丝毫权利接受敌伪投降。”
抗战胜利是人民流血牺牲得来的，抗战的胜利应当是人民的胜利，抗战的果实应当归于人民。这就是中国8年抗战历史所作的结论。也只有这样地认识问题和处理问题，才算是抓住了这场斗争的实质。
1945年8月，是中国人民8年抗日战争胜利成果“瓜熟蒂落”的收获季节，也是国共两党最为忙碌之时。如前所说，这一过渡性阶段斗争的焦点和实质，就是反对蒋介石篡夺抗战胜利果实的斗争。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忙碌的8月接连不断地发出指示及命令，核心问题，就是提醒全党全国人民作好应付各种复杂局面的准备。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党中央再三再四地讲明内战危险，使全国人民、全党同志和党所领导的军队，都处于有准备的状态中。”
认清国民党掌权人蒋介石的本质，针对其欲施展的伎俩采取果断正确的相应措施，教育全党全国人民分清是非界线，从思想上先武装起来，是作好准备的首要一条。毛泽东明确指出：国民党怎么样？看它的过去，就可以知道它的现在；看它的过去和现在，就可以知道它的将来。这个党过去打过整整10年的反革命内战。在抗日战争中间，在1940年、1941年和1943年，它发动过3次大规模的反共高潮，每一次都准备发展成为全国范围的内战，仅仅由于我们党的正确政策和全国人民的反对，才没有实现。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蒋介石，是一个极端残忍和极端阴险的家伙。他在整个抗战8年中的一贯政策是，袖手旁观，等待胜利，保存实力，准备内战。果然胜利被等来了，这位“委员长”现在要“下山”了。8年来，共产党和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武装，与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及其统领的军队调了一个位置：以前我们在山上，他在水边，抗日时期，我们在敌后，他上了山。现在他要下山了，要下山来抢夺抗战胜利果实了。
蒋介石要下山抢抗战胜利果实，人民应当怎么办？毛泽东借用三个形象生动的比喻，把问题实质点得十分透彻，把共产党的政策讲得十分明了。一曰：磨刀。蒋介石对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蒋介石总是要强迫人民接受战争，他左手拿着刀，右手也拿着刀。我们就按照他的办法，也拿起刀来。现在蒋介石已经在磨刀了，因此，我们也要磨刀。二曰：摘桃。抗战胜利的果实应该属谁？这是很明白的。比如一棵桃树，树上结了桃子，这桃子就是胜利果实。桃子该由谁摘？这要问桃树是谁栽的，谁挑水浇的。蒋介石蹲在山上一担水也不挑，现在他却把手伸得老长老长地要摘桃子。他说，此桃子的所有权属于我蒋介石，我是地主，你们是农奴，我不准你们摘。我们反驳说，你没有挑过水，所以没有摘桃子的权利。我们解放区的人民天天浇水，最有权利摘桃的应该是我们。抗战胜利的果实应该属于人民，这是一个问题。但是，胜利果实究竟落到谁手，能不能归于人民，这是另一个问题。一批大桃子，例如上海、南京、杭州等大城市，那是要被蒋介石抢去的。蒋介石勾结着美国帝国主义，在那些地方他们的力量占优势，革命的人民还基本上只能占领乡村。另一批桃子是双方要争夺的，太原以北的同蒲、平绥中段、北宁、郑州以北的平汉、正太、白晋、德石、津浦、胶济、郑州以东的陇海，这些地方的中小城市是必争的，这一批中小桃子都是解放区人民流血流汗灌溉起来的。究竟这些地方能不能落到人民的手里，现在还不能说。现在只能讲两个字：力争。三曰：扫地。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我们的军队不去打，敌伪就不缴枪。扫帚到了，政治影响才能充分发生效力。我们的扫帚就是共产党八路军和新四军。手里拿着扫帚就要研究扫地的办法，不要躺在床上，以为会来一阵什么大风，把灰尘统统刮掉。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是革命的现实主义者，绝不作空想。中国有句古语说：“黎明即起，洒扫庭除。”古人告诉我们，在天刚亮的时候，就要起来打扫。这是告诉我们一项任务。只有这样想，这样做，才有益处，也才有工作做。中国的地面很大，要靠我们一寸一寸地去扫。磨刀——摘桃——扫地，这是民众中通俗得不能再通俗的常识。正是在这些为妇孺皆知的常识中，毛泽东以无产阶级军事家战略家的娴熟技艺，把人民也要磨刀，解放区军民要反对垄断桃子，中国大地上的垃圾要靠共产党人一寸一寸去扫的深刻的思想，灌入常理。这不仅是语言大师的讲演功夫的充分显示，确实应当视作是人民领袖在内战爆发之前对人民的政治思想动员，是共产党人对于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自信心的坦白表露。
从中共中央统帅机关的战略方针到八路军、新四军的具体战备行动，都建立在自力更生、依靠自己组织力量的基点之上，是作好准备以应付各种复杂局面的最根本工作。仅仅短暂的8月份，全党全军的准备工作，从舆论准备、政治思想准备到军事力量的准备，预定战场的各项作战准备，已经达到过细入微、万无一失的地步。下列事实可以为证：
8月9日，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号召“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地配合苏联及其他同盟国作战。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歼灭这些敌人的力量，夺取其武装和资财，猛烈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同时，号召全国人民注意制止内战危险，努力促成民主联合政府的建立，加强团结，为夺取最后的胜利而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