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橙有人说这都因为那个不怎么出名的“汉奸”龚橙。连政府都惹不起的洋人原本是不打算去圆明园的，只是由于时任英法联军翻译官的龚橙极力推荐，洋人才“勉强”一路开进，来到了那个后来令他们目瞪口呆的万园之园。
龚橙何许人也？暂且卖个关子，我们先来说说其父，提起乃父，大家一定会有如雷贯耳之感。其父名自珍，写过《病梅馆记》，也写过“不拘一格降人才”，与林则徐、魏源等人是好友。在近代史上也算是开一代风气的人物，但就是这么一个大知识分子却偏偏有些不入流的毛病——“喜欢跟女人往来”，而且是走到哪祸害到哪。在他任职宗人府主事时，他就祸害了一把自己顶头上司满洲亲贵明善（贝勒爷奕绘）的小老婆顾太清。
后院起火是天下男人的大忌，又不是绣球，任谁都不愿往自己身上揽那些花花绿绿的帽子，于是明善一剂毒药，龚自珍就这么稀里糊涂地死了。
有道是父仇不共戴天。龚橙是龚自珍的独苗，这为父报仇的重任自然就落在了他稚嫩的肩膀上。史书记载，龚橙虽然名气学问不如其父，但行为风范却颇有乃父之风。据说，龚自珍在世时，教子极严，龚橙每有小错，即遭责打。待龚自珍死后，龚橙为乃父整理遗著时，常常立一木主（象征其父）于书桌上，每当读到他认为不正确的地方，便用戒尺击打木主，嘴里道，“爹，您又错了！”
1860年，日夜寻思着为父报仇的龚橙眼见着机会来了。用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孽海花》里影射龚橙的话说就是：“庚申之变，我辅佐威妥玛，原想推翻满清，手刃明善的儿孙，虽然不能全达目的，烧了圆明园也算尽了我做儿的一点责任。”
不过《孽海花》终究是小说，其可信成分有多少，没人敢打包票。于是有人站出来替龚橙做了辩护，近人孙静庵就说：“人传孝拱（龚橙）于英焚烧圆明园事，为之谋主，海内群指为汉奸。岂知当时英人欲径攻京城，孝拱力止之，言圆明园珍物山积，中国精华之所萃，毁此亦可以偿所忿矣。是保全都城，孝拱与有功焉。”（《栖霞阁野乘》）按这个说法，龚橙非但无过反倒是有功了，孰真孰假，难以分辨。
烧园之后除此之外，就连洋人的表现也有不同记载。近人王湘绮在他的《圆明园宫词》小注中有这么一段话：“京师即陷，文宗（咸丰）北狩，于是园中大乱，始则小民与官宦争夺之，其后英法大掠之。有谓，夷人入京，遂至园宫，见陈设巨丽，相戒勿入，云，恐以失物索价也。乃夷人出，而贵族穷者，倡率奸民，假以夷民，遂先纵火。夷人还而大掠。”黄浚在他的名作《花随人圣庵摭忆》中也说：“是焚圆明园之祸首，非为英法联军，乃谓海淀一带之穷旗人。”王湘绮、黄浚都是近代史上有名的文人，颇精于晚清掌故，应该说他们的话不一定就是向壁虚构，空穴来风。
《花随人圣庵摭忆》还说，在圆明园被掠期间，“贝子绵勋带兵一千名赴圆明园弹压，愿往者不过二百余名，土匪闻知即勾结夷人带队来扑，绵勋众寡不敌，几为所获”。照这个逻辑，英法联军即使铁定了是烧园的罪魁，那么那些参与打劫的国人无论如何也逃脱不了帮凶的嫌疑。火烧圆明园，英法是大恶，参与抢劫的旗人、土匪，甚至农户难道就一定是小善？
不过烧归烧，当时圆明园剩下的也并非就是大水法的那几根石柱，至少在1895年，康有为游园时还是有相当一些遗迹存在的。“虽蔓草断砾，荒凉满目，而寿山福海，尚有无数亭殿……竟日仅能游其一角。”（《法兰西游记》）但1900年，随着义和团起事，八国联军蜂拥而入，“园内的官员、太监和驻军乘机勾结了园外的流氓痞棍，又对圆明园进行了最后的洗劫，及至清王朝覆灭之时，当年花遮柳护的琼楼玉宇已化作一片荒凉的残垣断壁。”（《清代档案史料<圆明园·序>》）紧接着风雨飘摇了几十年的清政府垮台，北洋当政，军阀混战，主要领导人走马灯似地换了一拨又一拨。政局的持续动荡，没有人有心思来多关心关心那一堆残垣断壁。园中曾经花了大价钱移植的名贵古木被烧成了取暖的木炭，雕梁画栋的石头被当成了现成的建筑材料。徐世昌拆走了鸣春园和镜春园的木材。王怀庆来晚了，就把安佑宫的大墙以及西洋楼的石料运了几大车。等到抗日战争，北平沦陷期间，由于缺粮，大批饥民开始陆续跑到园中围湖造田。曾经风光无限的顶级园林居然一下子变得十里飘香，面目全非了。
烧园之前圆明园被烧，很大一部分责任在于英法联军这自不用说，但是一味的责怪洋人而忽视自己的毛病却也算不上是多么正常的心态。英法联军放火烧园，还劫走了我们祖先营造的财富，虏我妻儿，杀我同胞，这都是不容置喙的事实。但是在收获愤懑之外，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心平气和地静下心来想想，想想我们自己的一言一行，我们究竟有没有过失？
让我们把目光向前，众所周知，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起源于英法的换约要求，在他们是扩大利益，在顽固的大清国，这是耻辱！
抱着这样的心态是没法真正谈判的，事实确实如此。通州谈判中，那个一度令国人十分自豪的僧格林沁就蛮横地扣押了参与谈判的英方代表20余人，而且据说其中19人后来更是被中方凌辱至死。
（《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这实在是有违国际公约，令人大跌眼镜。于是，“英法联军借口战俘被虐待，要求赔偿抚恤金五十万两，若不允，则放火烧园”。经过紧急磋商，“恭亲王回复照会，允其所请，但被传送回复的守备私下毁弃，该守备另外捏造了一洋文收条回营交差，致使联军空自等候了三天，其首领大怒之下，遂下令纵火烧园”。（《庚申英夷入寇大变记略》）如果这是事实，那个抱着一腔爱国热忱私毁回复的守备究竟是英雄还是罪人呢？
不容否认，《帝国的回忆》是一本站在洋人立场上写就的史书，其中有很多有悖于我们惯常思维的地方，但正是这种不同的思维方式给我们提供了一面观察自己的镜子。
在《帝国的回忆》中处处可见参加烧园的英法士兵对自己心情的描述：“对圆明园内部彻底的破坏，只不过是对大清国皇帝桀骜不恭以及清国人对待战俘方式的一个小小的惩罚”，“由于战俘们受到了清国人残暴的对待，我们对清国人的憎恶之情真是太强烈了”。很难说这样的心情完全是出于虚构，当然也不排除英法联军为鼓舞士气，为了让自己放火烧园能稍微名正言顺一点而故意做的宣传。但无论如何，僧格林沁扣押对方谈判人员却是正史记载的事实。
晚清著名外交家，像龚橙一样曾经被称作“汉奸”的郭嵩焘在论述近代中国的外交时有一段很精辟的话：“吾尝谓中国之于夷人，可以明目张胆与之划定章程，而中国一味怕。夷人断不可欺，而中国一味诈；中国尽多事，夷人尽强，一切以理自处，杜其横流之萌，而不可稍撄其怒，而中国一味蛮；彼有情可以揣度，有理可以制伏，而中国一味蠢，真乃无可奈何。”
近代中国留存在国人大脑里的通常只是苦难和屈辱，我们的教科书涂满了血泪，我们常常由衷地痛恨那些侵略者。诚然敌人是有过错的，但我们在诅咒他们的同时，是否也应该做好扪心自问的工作。责任从来都是双方的，这世上永远没有一厢情愿的事。历史悠悠千古，当圆明园的大火熄灭一个多世纪以后，当我们静下心来，愤懑之外，似乎还有别的更重要的东西需要我们去面对和总结。
科举废除之后
读了几十年书，国家不再考录人才了，身细肤白，力不能缚鸡的读书人如何生存？
一1905年9月2日，对于千千万万的中国人，这很可能只是无数平常日子中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一天，但是对于那些从小就头悬梁、锥刺股的读书人，这却是一个永生难忘的日子。因为这一天清廷采纳了汉人重臣袁世凯和张之洞的建议——废除科举。
这道看似简单的决议一下子在读书人中间炸开了锅，实行了一千多年的开科取士在这里戛然而止，那些手无缚鸡之力的读书人被无情地推到了时代的风口浪尖，原本打算固守终身的学而优则仕的人生理念突然不再清晰，何去何从瞬间成了所有读书人都必须正视的问题。
传统观念里，中国一直是一个四民社会，“士农工商”各司其职。“士”作为金字塔的尖顶，对所有人都有着天然的吸引力。而读书参加科举选拔考试无疑是爬上这个尖顶的不二法门。所以在人群里我们经常可以听到对于读书人的夸赞，比如，书香门弟。这确实是一句不错的赞词，但现在一切都变了，学而优则仕成了古纸堆里的一个名词，失去了生命力，仿佛窗台上的干花，华丽的外表下隐藏着的不过是一堆塑料的枝梗。
我们不得不承认，越到封建王朝的尾巴，科举制度的弊端越发明显，虽然它曾经发挥过无限的光和热，但时过境迁，如今只要不是瞎子都明白废除科举早已是铁板钉钉的事实。现在朝廷大员，贵族王公们整天开会讨论的不再是废与不废，而是什么时候废，该如何废。
经过磋商，清廷内部逐步达成两套方案。一套是渐进变通式。从1901~1902年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曾先后向清廷递交了一批被史学家称为“江汉三奏”的折子。在折子里，他们主张对科举制进行逐步改革。即从废除八股文，建立新式学堂开始，然后循序渐进，直到最终达到以新代旧的目的。
这是一套以最小付出博取最大收益的方案，清廷慎重考虑之后接受了他们的思路。1901年7月，清廷下令各地乡会试等均改试策论，不再采用八股文程式，并停止武科考试。1902年，张之洞更是在此基础上提出十年内逐步废除科举的构想。按照他的想法，从是年起，每科取士名额递减，分三科减尽，十年之后，不再设有科举，一律从学堂取士。但这套方案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随着局势的变动，科举改革已经刻不容缓。所以，不久之后清廷又提出了第二套方案——激进革命式。这一套方案的主要拥护者是袁世凯和端方。他们认为，当时的环境已经不容许再采取什么渐进的改革方式了，科举一日不停，新学一日不兴。因为只要大家对科举还心存侥幸，那么就没有人会专心致志地砥砺新学。而当时的情况确实如此，公家因财力有限，不可能马上普及学堂，而民间私立学堂又极少。因此，如继续采取渐进的方式，则中国不知道要到猴年马月才能完成新旧交替。而眼下又急需大量新学人才，所以赶鸭子上架，他们主张先破后立，只有废除科举，替新学扫清前进路上的障碍，新学才能更快更好地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