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刘宋人陆凯身处江南，一日出游见梅花满树，不禁想起此时身在北方的友人范哗，遂折梅一枝托人捎给范晔并题诗一首：“折梅逢驿吏，寄与陇头人。江南何所有，聊赠一枝春。”（《赠范蔚宗》）可见，当时在北方，这类似的事物还非常稀罕，不然陆凯也犯不着兴师动众让驿站的工作人员给范晔捎一支梅花。名满天下的大诗人苏东坡也有一首类似的诗：“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
若恨春归无觅处，不如转入此中来。”（《大林寺桃花》）人间春尽的时间，在深山古刹间偶遇初绽的桃花，难怪一向颇能自持的诗人欣喜异常。不过这种种的不寻常还有个缺陷，那就是尚未逃脱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陆凯折梅那是由于南北方经纬度不同，东坡遇花那是山上山下海拔高低有异。但如果就此认为中国古代一切东西都是严格按照时令产生的，那就错了。
早在秦王政时代，先民们就开始有计划地生产各种反时令作物，统一六国后，秦始皇曾命人在骊山一带种植反季节蔬菜。骊山也就是后来杨贵妃沐浴过的华清池所在，华清池是一温泉池，常年恒温43摄氏度，有温泉说明这一带地热资源丰富，在此处搞反季节栽培正好利用这一资源，算是找对了地方。但这还不能称为完美，因为条件限制，假如换了个没地热的地，这反季节的东西也就弄不成了。于是人们开动脑筋，《汉书·召信臣传》说：“太官园种冬生葱、韭菜茹，覆以屋庑，昼夜燃蕴火，待温气乃生。”这句话颇有内容，短短的二十几个字至少透露了两个信息：一是反季节作物栽培在汉代已渐成规模；二是当时做法为“覆以屋庑”——盖大棚，此举能够减少室内室外的热传递，从而保证作物生的合适温度。“昼夜燃蕴火”——人工加热，“蕴火”即非明火，如炭火，煤火等。此举能有效弥补因室外气温偏低而过分丧失的热量。有了这样的技术，不用在骊山，在长安城的任何一个角落，汉朝人都能种出像样的反季节作物。不过这方法也有缺点，那就是耗费巨大，盖大棚要钱，烧火加热要钱，用经济学的话说就是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都太高，所以当时种出来的东西还不能成为商品，基本上都是皇室享用，到最后就连皇室也觉得过于奢侈，每年好几千万铜钱的付出只为了几根黄瓜、几片菜叶，怎么想怎么不划算。帝国很大，要用钱的地方很多。到汉安帝永初七年（公元113年），邓皇后下令，禁止宫室再用类似办法来生产反季节蔬菜。
后来三国魏晋南北朝，国家动荡，财政困难，这反季节的物什沉寂了一段时间。到了唐朝贞观开元年间，中原政权全面复兴，国力强盛，反季节栽培于是又被很多人提了出来，并有了进一步发展。为了降低成本，唐人改烧火增温为温泉水灌溉增温，为此政府还专门设了一个正处级的机构“温汤监”来管理此事。唐人王建有诗“酒幔高楼一百家，宫前杨柳寺前花。内园分得温汤水，二月中旬已进瓜”，（《宫前早春》）说的正是此事。到了元朝，这反季节栽培更进一步，连温泉水都不消用了。譬如种韭菜，“至冬，移根藏于地屋荫中，培以马粪，暖而即长，高可尺许，不见风日，其叶嫩黄，谓之韭黄”（王祯《农书》）。明朝则在元朝的基础上将此法推而广之，“种植瓜蔬，于炕洞内烘养新菜，以备春盘荐生之用。立春日进生（一作鲜）萝葡，名曰咬春”。（朱一新《京师坊巷志稿》）因为技术越来越成熟，产品于是也逐渐脱离了奢侈品的属性而转向为大众消费品。明人沈德符在其名著《万历野获编》中说：“比年入京，赴一友社文，时才过夏至三日，案头插半开紫牡丹二三朵，方骇诧叹羡间，乃曰：‘此寻常物，每花祗值百钱耳。’”到了近现代，这类东西就更让人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
天山下的“来客”
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一个世界，一段交流可以成就很多历史。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王翰《凉州词》）“遥看汉水鸭头绿，恰似葡萄初酦醅。”（李白《襄阳歌》）”“葡萄满酌玻璃。已拼一醉酬伊。浪卷夕阳红碎，池光飞上帘帏。”（赵长卿《清平乐》）。这样的诗句，王翰能写，李白能写，赵长卿能写，但比他们名头更大的屈原却无论如何也写不出，不是屈原文采不出众，而是他缺乏类似的生活体验。
葡萄酒盛行于唐，始现于汉，跟屈原生活的战国末期风马牛不相及，既然关公战秦琼都只能是说戏人嘴里抖出的包袱，那么嗜酒的屈原自然也就不可能喝到这种用西域明珠酿造的酒。
葡萄酒第一次出现在中原典籍上是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大宛以蒲桃（葡萄）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岁不败。”据同一本书记载，公元前139~前115年，张骞、李广利出使西域，然后把酿造葡萄酒的原料——葡萄经甘肃带回了内地。当时，跟着张骞、李广利一起到来的除了葡萄还有另外几种东西。
“张骞使西域还，乃得胡（核）桃种。”（张华《博物志》）从此这种有如人脑的东西开始成为中原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唐代段成式在《酉阳杂俎》曾这样描述他所见到的胡（核）桃树：“树高丈许，初春生叶，长三寸，两两相对。三月开花如栗花，穗苍黄色，结实如青桃。九月熟时，沤烂皮肉取核内仁为果。”也就是通常我们见到的核桃仁。南北朝时期后赵的石虎就特别爱吃这个“沤烂皮肉”之后取出的核桃仁。每次吃炊饼，他都要“以干枣、胡桃瓤为心，蒸之使坼裂”方肯食用。
如果说葡萄和胡桃的到来只是为中原民众的生活增加几许亮色，并无多大实用价值的话，那么胡麻的传入则绝对可以称得上是中原与西域物质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
中国食用油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西周时期，当时用的是动物油，凝结的称脂，融解的称膏。由于动物油的来源有限且不固定，于是人们开始寻找新的代替资源——植物油，不巧的是地大物博的中华古国偏偏缺乏优良的植物油来源。
早期人们习惯用蓖麻的籽来榨油，但蓖麻不仅产籽少而且籽粒的出油率也不高。这样，寻找一种优质的植物油来源就成了中原地区人们的当务之急。
成书于秦汉的《尔雅》里有个“苏”字，原注是“桂荏”。
“荏”也就是白苏子，一种油料作物，籽粒可以榨油，而且出油率也不算低，但它却有个致命的弱点——无法密植。这个时候，胡麻适时地出现了。据《汉书》记载“张骞外国得胡麻”，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也说，“汉使张骞始自大宛得油麻种来，故名胡麻。”“胡”
暗示了它的来源，“麻”说明了它的用途同雌麻一样是用来榨油的。
由于胡麻单产、出油率高，油的质量也很好，所以一经引入就迅速在中原大地传播开去。《广雅·释草》里说，“狗虱、锯胜、藤宏、胡麻也”，翻译成现代文大约就是狗虱、锯胜、藤宏都是胡麻。
一个新奇的外来物品，在信息交流极不发达的古代居然能一下子涌现如此多的别名，让人不得不佩服胡麻的传播速度。
陈寿《三国志·满宠传》记载：“孙权至合肥新城，宠（满宠）驰往赴，募壮士数十人，折松为炬，灌以麻油，从上风放火，烧贼具。”把麻油用到战场上，就算到了农业高度发达的今天也不现实，更何况在生产力和生产水平都相对落后的三国时期，可见当时的胡麻产量确实很大。
除了用来榨油之外，胡麻还是一种极其优良的调味品，用它为佐料制作的胡饼在历史的很多时期都深受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喜欢。
根据东汉刘熙在《释名·释饮食》里的解释，胡饼乃是因其表面撒了一层胡麻而得名。东汉时，“灵帝好胡饼，京师皆食胡饼”，西晋时才子王长文“于成都市中蹲踞啮胡饼”，东晋时大书法家王羲之更是“坦腹东床啮胡饼”。到了唐朝，著名诗人白居易还曾写有一诗《寄胡饼与杨万州》：“胡麻饼样学京都，面脆油香新出炉。寄与饥馋杨大使，尝看得似辅兴无。”可见在唐朝胡饼流布之广，就连京城长安这种胡饼的二手产地都一夜间成了天下胡饼商们心目中的圣地。
到了今天，葡萄、胡桃、胡麻这些天山下的来客更是完全融入了我们的生活，成为了我们生活和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前世今生说大豆
豆制品在今天多得让人眼花缭乱，但你知道，古人是如何吃豆的吗？
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大豆早已不再陌生，各种各样的豆制品更是深入人心，但这都是后来的事。在先秦的时候，大豆远没有这么多的吃法，那时候大豆是作为主食的，煮熟了当饭吃，就像今天的大米。
在先秦的古籍里，有“豆”字，但那指的并非大豆，而是一种祭祀用的容器，真正的大豆在汉以前叫做“菽”，古籍有记“中原有菽，庶民采之”。今天的人都知道大豆是一种很好的植物蛋白来源，它含有多种人体自身不能合成的氨基酸。豆浆中含有的雌激素更是有增白、美白、平衡女性内分泌的效果。但是在先秦，大豆却完完全全是一种穷人的食物，只有所谓的下等人才会去食用，因为在豆制品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磨要到汉朝才发明。
大豆的口感不算很好，而且相当耐煮。石崇和王恺斗富的故事很多人都知道，但是这两个天字第一号富翁还比赛过熬豆粥恐怕知道的人就不多了。
石崇到王恺家做客，王恺请他吃豆粥，煮了老半天这豆粥还没煮好。后来王恺到石崇家做客，豆粥顷刻而成，王恺大为惊骇。百思不得其解，花重金买通了石崇的厨子，厨子才把真相告诉王恺。原来石崇每次煮粥时放的不是豆粒而是早就研好的豆末，所以煮熟得特别快。王恺回到家，如法炮制，果然。于是王恺也回请了石崇一回以示炫耀，石崇很奇怪，回去之后查明真相，一怒之下把厨子给剁了。
可见在石磨没有发明之前，煮豆子实在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没有经过充分熬煮的豆子营养状况很差，因为豆粒外部有一层紧贴细胞壁的膜，它能够有效阻止人体内各种消化液对豆粒的破坏。在植物的进化史上，这样的结构能够保证豆粒不被野生动物所消化而是随着它们的粪便四处迁徙繁衍。
另外，大豆中还含有一种抑制人体内胰蛋白酶发挥效应的激素，如果这种激素在进入人体消化道之前没有被有效破坏，那么当它进入人体后就会影响到人体的消化吸收，这也是那些食用过量大豆的人常常感到腹胀难受的原因。
因为这些，大豆自然而然地被上流社会所抛弃而成了农民的专利。穷人和上层人物不一样，但是穷人的胃和上层人物的胃差不了多少，上层人物吃多了大豆会消化不良，穷人同样会。于是穷人想出了腌作咸菜的办法，古书里把这叫“苴”。《诗经·豳风》里说“九月菽苴，以食农夫”，意思就是九月份到了，大豆熟了，把它腌作咸菜吃吧。做咸菜有个好处，可以充分利用外界的微生物对阻碍人体吸收的大豆种皮进行降解。其食用方法已经有点类似于今天的豆豉了。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大豆的嫩叶。在先秦的古籍里，它的学名叫“藿”，是一种蔬菜。《战国策·韩策》里有“民之所食，大抵豆饭藿羹”，说的就是拿大豆来做饭，拿藿来熬汤。这很容易让人想起今天的的青菜汤，估计做法也差不多，但味道可能相差很大。因为在先秦的文献中“藿食者”是个卑下的字眼，是与所谓的“肉食者”相对的。《说苑·善说》里记载了一次献公和祖朝的对话“献公使人告之曰：‘肉食者已虑之点，藿食者何与焉？’祖朝对曰：‘……食肉者一旦失计于庙堂之上，若臣等藿食者宁得无肝脑之涂于中之地乎？”
反过来，假如“藿羹”的味道真的很好的话，“肉食者”恐怕不会轻易放过这样一道美食吧。有意思的是，在《仪礼·公食大夫礼》中还记载有一种叫着“卜藿”的东西，前人多半认为那是一种“豆叶共煮的粥”。味道如何，不得而知，恐怕也好不到哪里去吧。
大豆可以当饭，豆叶可以做菜，就连茎杆也能当作柴禾。曹植有首闻名天下的《七步诗》“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其中的“豆萁”指的就是大豆茎杆。这真是一种罕见的全能作物，再加上大豆耐旱，产量也高。到汉代时，大豆已经成了普通民众不可缺少的食物。中国最早的农书《氾胜之书》中就重点介绍了大豆的栽培技术，而且作者建议每人要种五亩大豆，以为“田之本”。还指出用当时比较先进的“区种法”种植大豆亩产可达十六石，大约相当于今天的亩产400斤，对于科学技术不很发达的古代，这样的亩产量其实已经接近于天文数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