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掉虫灾
题记：历史上的事情，其实并不总像历史考试的标准答案一样刻薄和板着面孔。本章从历史的细节出发，为您讲述一些不一样的历史事实。
说到虫灾防治，人们肯定会想到喷洒农药，其实从生物学的角度，作为生物链中的一环，人类完全可以不借助农药，单凭“血盆大口”就能客串一把啄木鸟。
1980年，西班牙发生大蟹灾，稻区26000公顷稻田被严重破坏，水稻大面积减产。看到这则消息很多人笑了，认为西班牙人怎么都这样呀！在咱们中国，这蟹可是美味，他们没看见每到菊黄蟹肥时节，一批批前往江浙吃蟹的上海人把交通拥堵得不成样子嘛，哪还有蟹灾一说。其实翻翻老黄历，我们的祖先曾经也面临过跟西班牙人同样的窘境。
《礼记·月令》上说，孟秋时节，阳气弱，阴气盛，此时“介虫”就会出来毁坏水稻。“介虫”据东汉郑玄的注释其实就是螃蟹。
《礼记》是记载岁时大事的文献，作者在书中正儿八经地提到介虫一事，可见这事发生的概率不会太低。据文献记载，在早期中国，爆发最大规模的一次蟹灾是在春秋，地点是吴国。《国语》曾记载了一次越王勾践与宰相范蠡的对话，其中提到，今吴国稻蟹不遗种。也就是说，吴国当时正发生非常严重的蟹灾，整个吴国粮食作物因之减产，甚至到了连明年春播的种子都留不足的地步。不过令人感到蹊跷的是，在春秋之后的几千年类似的蟹灾却再无什么人什么文献提及，按照中国人凡事必书的史学传统，书上没了文字，那蟹灾也就是消失无疑了。于是问题又来了，这蟹灾当年闹得如此风风火火，怎么突然就消失了？是用了高科技的手段？还是地球发生了类似于恐龙时代的地质变动？其实都不是，答案很简单，就是人一口一口把它吃没的。
闹蟹灾的那些年，人们也不是没有吃蟹的习惯，我国早期文献《周礼》和《汲冢周书》中就有有关吃蟹的记载。
《周礼·天官·庖人》说：“疱人掌共六畜、六兽、六禽辨其名物。凡其死生鲜薨之物以共王之膳，与其荐羞之物及后、世子之膳羞。”话中的“荐羞之物”根据上文提到过的郑玄的解释其实就是全国各地的土特产，譬如两湖地区的鱼，青州等地的蟹。《汲冢周书》则说，周成王时，海阳有蟹入贡。考青州、海阳在今渤海湾一带，那么照此推来，此蟹必是海蟹无疑。当年沿渤海湾各地赶趟儿地一拨拨地往朝歌送这劳什子，估摸着是当时令海鲜进贡的，这跟我们在前面提到的在吴越湖区引发蟹灾的那类蟹是两码事。也就是说，早期中国人吃的多半是海蟹，吃河、湖等淡水蟹还是稍后的事。
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时期，伴随着政治文化中心的南移，跟现代有关的很多生活习惯逐渐形成，吃蟹就是其中一种。南北朝的著名文人毕卓曾如此描述他的人生理想：“得酒满载百斛船，四时甘味置两头，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世说新语》）大意就是人生只要有酒有蟹，夫复何求呢？可见淡水蟹在当时已经走上餐桌并成为美味。按照现在经济学教科书上的说法，商品化的东西，有需求就必然会有供应。过去不兴办什么大规模养殖场，这市场上作为商品销售的蟹基本上都是农人从自家田里抓来的。
唐朝诗人唐彦谦有首名为《蟹》的诗就把当时的抓蟹、卖蟹、食蟹的场景描摹得惟妙惟肖：“湖田十月清霜堕，晚稻初香蟹如虎。
扳罾拖网取赛多，篾篓挑将水边货。纵横连爪一尺长，秀凝铁色含湖光。蟛蜞石蟹已曾食，使我一见惊非常。买之最厌黄髯老，偿价十钱尚嫌少。漫夸丰味过蝤蛑，尖脐犹胜团脐好。”诗的头二句写金秋十月，稻熟香飘，蟹多猛如虎；次二句写为了不让蟹毁坏庄稼，农人们想尽办法用各种各样的渔网去抓蟹；剩下几句生活味甚浓，写的是卖蟹人和买蟹人在市集上的讨价还价的样子。可见唐时食蟹已成风尚。
大诗人李白十分爱吃蟹，他曾写诗道：“蟹螯即金液，糟丘是蓬莱。
且须饮美酒，乘月醉高台。”另一诗人韩驹也写道：“故人书札访林泉，郭索相随到酒边。来擘团脐先一笑，二螯能覆两觥船。”不单唐人爱吃蟹，唐以后各个朝代都很好地继承了这一传统。以会吃而著称的苏东坡在一首诗中如此描述他当年以诗换蟹的往事：“堪笑吴中馋太守，一诗换得两尖团（指蟹）。”拿一首顶尖的诗换两只尖尖的蟹，也不知苏大才子这笔买卖做得值不值。到了明清，食蟹之事经过传承发扬，较之以前又有了进步。晚明的李贽一生颠簸，但对吃蟹却颇有研究，他说：“蟹之鲜而肥，甘而腻，白似玉而黄似金，已造色香味三者至极，更无一物可以上之。”类似的感慨清初的著名戏剧家李渔也发出过：“以是知南方之蟹，合山珍海错而较之，当居第一，不独冠乎水族，甲于介虫而已也。”近现代崇尚思想解放，说起话来就更直白了。章太炎的夫人汤国梨女士写过一首诗，其中有二句是：“不是阳澄湖蟹好，人生何必住苏州？”听听，有了这样的感慨，有了这样的觉悟，这蟹灾如果还不灰飞烟灭，那也真得太小瞧人，太对人不住了。
有朋自远方来
或许某一天，我们祖先用几千年创造出来的东西随着时代的发展真会成了无人能懂的天书。
小时候学《论语》，开篇就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当时不理解，为什么有个朋友从远方来，会让孔子这个满腹经纶的大学者乐呵半天。后来年岁稍长，读黄易的《寻秦记》，读到项少龙返回先秦途中于某日闯入一对老夫妻家，夫妻俩说，项是他们这几年来唯一的客人时，终于懂了。有朋自远方来，真的是一件很值得高兴的事。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生活在农耕社会的人们习惯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土地在给予人们巨大的物质回报的同时，也在无形中如一把锁链束缚了他们的手脚。所以古时的人平常不出门，不是不想，而是出门之后，你的那一亩三分地怎么办？跟孔子差不多同时代的老子就曾这样描述他心中的理想之境：“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是一个令现代人很难理解的愿望，但在当时却是大多数人的呼声。
当然也有非走不可的时候，但仅仅依靠双脚跋山涉水对于任何人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况且徒步行走速度慢，耗时长，出门一趟很不容易，不到万不得已绝对没人愿意四处溜达。就拿进京赶考来讲，即使到了交通相对较好的明清时期，西南边陲的举子进京也往往要提前大半年出门，否则这三年一度的会试，你还真可能就赶不上了。在这种情况下，能够代步的马自然就稀缺起来，金贵得很。中原王朝历来都很重视对马的管理，很多朝代在边境地区都设有专门的马市，用来同游牧民族进行马匹交易，从而弥补中原地区马匹的不足。
况且古代生产力发展有限，很多地方尚未开发，崇山峻岭，戈壁沼泽都成了制约人居的因素。十里八里不见人烟是常有的事，所以古代小说里，写得最多的就是主人公“因贪行些路程，而误了宿头”。
如果不贪路程，时间上又拿捏得准，运气好的，没经过十字坡，碰不上孙二娘小两口，也就用不着担心被做成包子馅。运气差的，景阳冈下喝完酒，说不定那只还没被武松打死的吊睛白额大虫就是你人生最后的归宿。
经历了重重关卡，一个事先没有预约的朋友猛地出现在你面前，你说你能不高兴，能不快乐，能不欢呼雀跃么？
所以，在古人的诗词中写得最多的莫过于相聚时的欢欣和分别时的离愁。孟浩然在《过故人庄》里这样描写与朋友相聚的场景：“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而同是大诗人的白居易在浔阳江头送客时却只有失落和惆怅的份：“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如果时间稍长，离愁继而发酵成相思：“记得小苹初见，两重心字罗衣，琵琶弦上说相思。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晏几道·《临江仙》）多么浓烈的情感，无论快乐还是痛苦都那么厚重，像显微镜下的蚂蚁，再小也是巨人。
而现代人则不同。轰天响的机器，忙碌的挖掘机，新修的四环线、五环线、地铁、飞机场。城市张开它的血盆大口，越来越多的陌生人涌入你的生活，你机械地上班下班，然后把自己锁在套间房里，你的社交圈子越来越大，你认识的人越来越多，你的手机上、QQ上、MSN上、E-mail上满是可以联系的人，但真正能在半夜里给你呵护的到底有几个？恐怕连上帝都不知道。
或许碰巧，你有几个散落天涯的死党，面对快速的生活，便捷的交通和通讯手段。想念了，挂个电话，或者QQ上视频一下，实在不行就打个飞的，从东半球的北京到西半球的洛杉矶12小时之内就可以搞定，地球都成了村，天涯自然也跟着成了比邻。
心理学家说，一件太容易的事往往难以让人兴奋。于是现代文学里，描写欢聚的少了，描写离别的少了，描写相思的少了，描写困惑和迷惘的反而多了。
世界变化太快，科技的发展在肆无忌惮地蚕食着让人向往的农耕文明，我们那些从祖辈父辈身上传承下来的农耕社会情感在慢慢消解。也许再过几百年，甚至几十年，人们再翻开孔老先生的《论语》的时候，“有朋自远方来”或许真的就成了没人能懂的天书了。
宋王朝
人，穷了，会死；企业，穷了，会死；国家，穷了，同样会死……北宋是穷死的。的确，宋王朝从开国到败亡，财政收支就一直走下坡路。到中期仁宗在位时，朝廷每年财政亏空高达300万缗，而等到几年后的英宗治平年间这一数字居然渐升至令人窒息的1570万缗。缗是宋代的计量单位，跟贯等同，按购买力对比1缗大约相当于现在的人民币375元，1570万缗是个什么概念？相当于人民币58870万元。如此巨大的财政亏空，以至于到1067年英宗病逝后，朝廷甚至都拿不出足够的钱为这位曾经的皇帝办一场像样的丧事。
公认的北宋有四弊“积贫、积弱、冗官、冗兵”，而这四者中又以“冗兵“为最。
开国之初，太祖赵匡胤决定沿袭唐五代以来的募兵制，军人职业化，实行严格的兵农分离。而军人的来源除宋初多来自各被剿灭的割据势力外，以后各朝基本上都是募集在各种自然灾害面前失去土地、颠沛流离的贫民。
在赵匡胤看来，这样做至少有两大好处，一是赈济了灾民，不使他们铤而走险；二是增加了国家军队的数量，有利于加强国防。但赵匡胤忽略了一点，当这种赈灾体制被无限放大的时候，其对国家财政，对社会发展都是一个极大的负担。
康定元年（1040年），时任御史的欧阳修写了一篇有名的政论文《原弊》，其中说到：“一遇凶岁，则州郡吏以尺度量民之长大而试其壮健者，招之去为禁兵，其次不及尺度而稍怯弱者，籍之以为厢兵。”也就是说，每当出现大型自然灾害，国家就去受灾地把灾民招募为兵，健壮的到首都去做禁兵，瘦弱的就留在地方当厢兵。而且这个项目在当时还是帽子工程，“吏招人多者有赏”，于是，很多官员一生中最大的政绩不是造福一方而是募集流民。
一代名相富弼与人闲聊时常常跟人提及他在庆历八年（1048年）所做的事。这一年河北地区闹水灾，富弼成功地在流民中招募了数万人的军队，并因此受到朝廷晋级工资的嘉奖。
翻阅皇祐元年（1049年）富弼给朝廷所上的谢恩表，我们可以看到富弼的成绩“农民流入京东者30余万……遂募伉健者以为厢兵，既而选尤壮者得九指挥，教以武技，已类禁军。”按宋朝军制，一指挥为500人，九指挥就是4500人。值得一提的是，这4500人并非富弼所募集的全部数额，充其量只是其中的“尤壮者”，至于在这些“尤壮者”之外还有多少非“尤壮者”，那就不得而知了。而且这样大数额的招募在有宋一代也并非什么新鲜事。
根据《宋史》记载，仅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就曾招募各地流民25000人入伍。“河朔流民寓京东者如旧制招募教阅，以为忠果二十指挥，分隶河北总管司，以除盗恤饥。而河北及熙河路修城垒，河北所募兵五千人，熙河亦三千人。修京城，以废马监兵置广固、保忠凡十指挥，亦五千人。”到北宋中后期，朝廷所管辖的兵数更是一度高达1259000人，是开国之初的六倍还多。这么多兵，要消耗掉多少财政呢？根据蔡襄在1064年前后上奏的《强兵篇》所说：“天下之入不过缗钱六千余万，而养兵之费约及五千（万）。是天下六分之物，五分养兵……民何得不困？”也就是说，国家财政收入的六分之五都被拿去养兵了。如此再加上国家各级公务员（官）基本工资福利，朝廷早就入不敷出，更遑论拿钱去搞什么建设，发展什么生产了。
到最后，被活活穷死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了。
“力比多”和两篇名文
为什么都是人，别人能写出千古名文，而你绞尽脑汁却写不出半个字？或许不是你不努力，而是你确实缺少了某种激素。
袁枚《祭妹文》“除吾死外，当无见期。吾又不知何日死，可以见汝；而死后之有知无知，与得见不得见，又卒难明也。然则抱此无涯之憾，天乎？人乎？而竟已乎！……哭汝既不闻汝言，奠汝又不见汝食。纸灰飞扬，朔风野大，阿兄归矣，犹屡屡回头望汝也，呜呼哀哉！呜呼哀哉！”。
声声带泪，字字泣血，如鲠在喉，不忍卒读。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冬，袁枚三妹，一生饱受婚姻折磨的袁素文病逝于江苏上元，袁枚扶柩在旁，亲送其下葬，写就此文。
袁素文名机，素文是她的字。一岁时，父亲指腹为婚，将其许配给了高八尚在腹中的儿子。高八跟素文父亲不熟，但高八的哥哥高清生前却是素文父亲的好朋友，当年高清因一起府库亏空案锒铛入狱，是素文父亲不遗余力地四方奔走，高清才最终得以平反昭雪。
高家对此感恩戴德，高八更是指着夫人胀大的肚子对素文父亲说，这娃娃若是男儿，就与袁家搭一门亲事，以报袁家的大恩大德。
时间一晃很多年，袁素文23岁时，高八突然派人捎来一封书信，说自己儿子身染疾病，不宜成婚，还请贵府小姐另谋高就。深受封建礼教毒害的袁素文一听要解除婚约，终日啼哭，甚至绝食抗争。
等高八死后，高清的儿子才把真相告诉袁家人，原来高八儿子并非有病，而是有“禽兽之行”：品行恶劣、性情暴戾、行为轻佻、言语粗俗、吃喝嫖赌、无所不为，高八怕以怨报德，才向袁家人撒了个谎。但尽管如此，怀着“一念之贞”的袁素文还是不顾日后痛苦，坚持并愿意出嫁。
嫁到高家后，才发现高八之子比想象的还要遭，一副无赖嘴脸，他不仅自己不读书，还不准袁素文读书，甚至连针织女红都不许袁素文做。为了外出嫖妓，他先是卖尽家产，后又向袁素文逼索嫁妆，不答应就拳打脚踢，有时急了还会用火烧袁素文的大腿骨，婆婆前来劝护，他连母亲一起殴打。最后赌博输了钱，因无力还债，竟要拿袁素文做抵押。
无奈之下，袁素文被迫与其解除婚约，但之后袁素文闷闷不乐，不见笑颜，偶然小恙，也不医治，最后郁郁而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