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种是《韩非子》55篇，在《汉书·艺文志》里就有著录，而且到现代还是55篇，完全没有遗失。说明两千多年来一直很重视它。当时在诸子百家里面流传之快，还没有一本书能比得上它。《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说它“传于后世，学者多有”。意思是一直有人在研究和传承他的思想。韩非是法家的集大成者。想了解法家的思想，看《韩非子》就差不多了，而且它的文章很好。论说文到了韩非的时候又到了一个高峰。为什么说他是集大成者？因为在此以前，虽然都叫法家，但派别很多，主要的是三派：一派是以商鞅为代表的“重法派”，着重在法治上。他们认为，重法以后，国家就可以强大。但是后来秦朝太过重法，弊端就出来了。你重法，法律就越来越严酷，法律太严苛，老百姓犯一点小错误，就可能杀头，就把百姓逼到揭竿而起的地步。
另一个派别是“重术派”。以韩国国相申不害为代表。“术”是什么？有各种解释。一句话，就是国君用来驾驭群臣的方法。让他们跟你保持默契之余，要服从，还要能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最后是“重势派”。在早期法家思想里，这个“势”，讲的是权势、威势，讲权重位尊。最讲究势的代表人物是慎到。早期法家讲的势是“小势”。到后来，法家的势，就是指时代的潮流，是“大势”。你要顺着这个潮流去做，如果逆势而行的话，尽管花很大的力气，效果却很少。这就有点像道家思想了。法、术、势都有价值，但也各有偏差，所以到了韩非就要尽量使法、术、势熔于一炉。
韩非是战国末年韩国的公子，此时已经到了秦始皇时代。他和李斯是同学，都在荀子门下。韩非看到韩国的衰弱，曾经好几次向韩王提建议，但韩王都没有采纳。韩非口吃，不擅于演说，所以就写文章。他的文章写得好，因此传得非常快。当时都是私下传抄，一传十，十传百，传到秦国。秦王读了以后以为是古人写的。后来得知是在世的韩国人，就发出了“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的感叹。就是说，如果能见到这个人，和他交往，死而无憾，很想见他。后来秦国攻打韩国。韩王知道秦王欣赏韩非，就派韩非作为使节去议和。秦王见到韩非后非常高兴，就把他留下来了，但也没有重用他。为什么呢？因为秦国当时是李斯执政，他没有自信，怕师兄韩非会威胁他的地位。所以就在秦王耳边吹风，打小报告，说韩非是韩国公子，不可能真心实意帮助你。过了一阵，李斯还是不放心，又说服秦王把韩非杀掉以绝后患。秦王听信了，就要去捉拿韩非。当时秦国的刑法很严酷，一般人是受不了的。李斯又出来做好人，暗中派人送毒药给韩非。表面上要他自杀，免得受苦，实际上是怕秦王反悔，赶快了断韩非，不让秦王见他。韩非怀才不遇，最后被自己的同学所杀，也是他的悲剧。他的名篇叫《说难》，很多人批评他：明明知道游说很难很危险，但还是去说，真是自取灭亡。这是历代文人的矛盾，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历史上一直有这样的人，现代也有。
韩非怎么把法、术、势融为一体的呢？法是法家一个基本学说。在这方面，韩非子特别强调“以刑止刑”。什么意思呢？为了不杀人，为了不多杀人，必须把刑法规定得非常重，犯个小事就判很重的刑。这样人民就会害怕，怕了就不去犯法。不去犯法，才能不用刑。如果刑罚很轻，犯法的人就多，案子就会越来越多。所以他强调严刑重罚。秦始皇后来的暴政就和这种思想有关。当然，韩非也有积极的方面。他特别提出“法不阿贵”，就是法律不能去讨好高官贵族，不能照顾那些位高权重的人。那么怎么实行法呢？法令是要靠权势去推行的。如果你没有权势，人轻言微，一个小公务员再有见识，可谁会听你的？所以老百姓最好不要去议论政治，议论也是白议论，因为你不能去改变什么。这里讲的就是“势”。政治的推行要靠官吏。如何选拔官吏，如何考核他们的政绩，如何识别忠奸，也很重要。这就是“术”。所以韩非说，法、术、势都不能偏废，都要注重。
韩非子提出一个核心问题：“凡治天下，必应人情”。如果你要治理天下，必须顺着人之常情，顺着人的欲望。这就和儒家完全不一样。儒家提倡克己，要求“去人欲”。但韩非认为人欲是去不掉的，所以只好顺着来。那么怎么才能应人情呢？他认为，既然人人都喜欢财、名、权，那就给他们财、名、权，鼓励他们效忠你。既然人人都害怕杀头，那就用杀头去重罚犯罪的人，使老百姓畏惧，继而顺从。总之，治理社会应当采取顺应人性的方法，也就是重赏重罚的方式。这是韩非思想的基本出发点。法家的东西对中国的确是有价值的，当然也有很大的祸害。皇帝专制能够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哪怕这个皇帝是傻的，还要全国人民听他的，这是法家的消极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