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最出名的人物就是韩非和李斯。前面提过两人都是荀子的学生。韩非把先秦法家的学说作了一个总结，使法家学说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一般都说韩非是法家的集大成者。李斯是一个实践者，他直接帮助秦完成了统一大业。所以韩非和李斯，一个是理论家，一个是实践家。李斯能帮助秦始皇完成千古大业，也算是个人物了。你这个理论再好，如果没有实践支持，要站到主流地位很难。比如说有人用你的管理学理论，结果生意越做越差，你这个理论讲得再好，你再怎么出名，也很难推广，很难传承下去。法家后来能够成为中国一个很重要的思想流派，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立足这么多年，除了理论，还靠很多人的实践，尤其是李斯。他没有什么理论贡献，但是他帮助秦始皇完成了统一大业，这是他对法家很大的一个贡献。
对李斯最大的争议是他帮助秦始皇焚书坑儒，使中国文化陷入一个黑暗期。当然焚书坑儒对中国文化是一大破坏。但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一个原因是秦始皇豢养的阴阳术士教他服用长生不老之药，结果他发现上当，就把这些术士给杀了。更重要的是社会原因。当时社会上议论百出，儒生们饱食终日，整天在那里批评朝政，要求恢复上古的政治礼仪制度。秦始皇是要统一中国，要集权的。你们这些知识分子整天在那里批评朝政，影响了我的统治权威，当然就要焚书坑儒啦。但是，秦始皇对中国文化也有贡献。书同文，规定了中国文字的统一，这对中国文化是一大贡献。当时战国七雄，七个分裂的国家，各有各的文字。如果不是他通过政治力量强行统一，各地区仍然用自己的文字，中国文化很难像现在这么博大精深。因为有了统一的文字，各地区、各民族的文化才得以融合，才能产生中国文化这么恢宏的气象。今天的中国传统文化，乃是由不同的地域文化，如中原文化，齐鲁文化，吴越文化，楚文化汇聚拢来的；是由不同的民族文化，如古代羌、戎、狄、百越等民族文化融合而成的。写中国文化史，应该是由分到合，而不是中原地区的汉文化一个源头向四周扩散。但试想如果文字不统一，交通不方便，就很难融合啊。所以不能只批评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他还有车同轨，书同文，对中国文化发展有贡献的一面。
到了汉代以后，并不是刘邦刚刚建立汉朝政权，文化就开始恢复的。起初，刘邦还没有完全取消秦始皇的禁书令。到了刘邦的儿子汉惠帝执政4年后，才取消，其间整整过了15年。这是刘邦的高明之处啊！政权刚刚建立，结束了连年战争，天下刚刚恢复太平，但经济凋敝，人心离散。他也不希望读书人出来议论，各说一套这个国家应该怎么走的道理。刘邦不需要这些空话。他的政策就是黄老之术，无为而治，轻徭薄赋，减轻老百姓的负担；把秦朝的严刑苛法取消，和人民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很简单，老百姓都记得住就行了。治安好了，人们就可以集中精力生产，发展经济。等到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了，社会需要再往前走的时候，就需要文化的配合了。所以到了汉惠帝的时候，才取消了这个禁书令。诸子学说开始复苏，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比较活跃，其中儒、道两家影响最大。
汉朝初年，讲的是外儒内道，其实除了黄老之术中养生的东西之外，用的都是法家那一套。那么为什么不讲法家？因为法家的这些东西被统治者用到极致了，变成了苛政和猛政。秦国的暴政败坏了法家的名声，所以随着秦王朝的没落，法家失去了原有的独尊地位。实际上，西汉的很多措施都是法家的，如果不这么做，就没有办法使国家正常运作。法家的东西好比臭豆腐干，闻起来臭，吃起来却很香。很多帝王不会标榜自己是法家信徒，但实际用的还是法家的东西，用法家理论去建立自己的统治之术。法家既成就了一个秦王朝，又促使了秦帝国的衰亡，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就太值得去研究了！它的成功和失败、优点和缺点都非常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