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园里的星期天
〔美国〕贝尔·考夫曼
接近傍晚的阳光依然温煦怡人，而市声尘嚣被公园密密丛丛的树阻挡在外。她把书放在椅子上，拿下太阳眼镜，心满意足地舒了一口气。莫登正在看《时代周刊》，一只手搭在她的肩上；他们三岁大的儿子赖瑞在沙坑里玩。和风轻轻撩起发丝，拂过她的面颊。已是星期天下午五点半，公园角落里的游戏场地差不多没有人了。秋千和跷跷板一动也不动地被遗弃在那儿，滑梯上也没有人，只有两个小男孩肩并肩蹲在沙坑里专心地玩。多美好啊，她想，几乎为了这份安详的感觉微笑起来。他们应该多出来晒晒太阳，莫登的肤色那么苍白，整个礼拜都关在灰灰暗暗工厂似的大学里。她充满爱意地握紧他的手臂，眼光瞧着赖瑞，他微微皱着眉头，专心挖掘渠道的神情，令她十分愉快。另外一个小男孩忽然站了起来，很快地挥动一下他胖嘟嘟的小手，铲了一把沙撒在赖瑞身上，还好没撒到他的头上。赖瑞继续挖，那小男孩依然举着铲子，面无表情麻木地站着。
“不可以，不可以，小弟弟。”
她朝他摇了摇手指，一边寻找那孩子的妈妈或保姆。
“我们不可以丢沙子，因为沙子可能会跑进眼睛，弄坏眼睛。我们要规规矩矩地在这个沙坑里玩。”
那男孩眼睛一眨也不眨地，带着期盼的表情望着她。他年纪与赖瑞相当，体重大约重了十磅，一个胖小子，脸上全然没有赖瑞的机灵敏捷。他妈妈在哪里？广场上仅剩两个女人和一个穿轮式溜冰鞋的小女孩，她们正朝出口走去，此外，还有一个男人坐在几尺外的长椅上。他块头很大，拿着《周日漫画》贴近了脸看，那身子几乎占满了整张椅子。她猜想他就是那孩子的爸爸。他的目光不曾离开那份漫画，但嘴角却很熟练地唾了一口。她赶紧移开自己的目光。就在这个时候，胖男孩又和刚才一样迅速地铲了一把沙撒在赖瑞身上，这回有些沙撒在他的头发和额头上。赖瑞抬头看看他妈妈，他的嘴唇犹疑地动了动。她的反应会告诉他该不该哭。她的第一个直觉是冲到儿子身边，掸掉他头发上的沙，并惩罚那个小孩，但她控制住了。她总是说她要赖瑞学习打自己的仗。
“不可以这样，小弟弟。”她很严厉地说，身体往前倾了出去。“你不可以丢沙子！
椅子上的男人动了动嘴，好像要再唾一口，不过他却开口了，并没有看她，只看着小男孩。“你尽管做，乔，”他大声说，“你爱怎么丢就怎么丢，这是公共的沙坑。”
她觉得膝盖忽然软了一下，转头看着莫登，他已经知道怎么回事了。他小心地把《时代》放在腿上，将他那端正、瘦削的面孔转向那个男人，带着他当面指出学生思想中错误之处时所展露的羞赧、歉意的微笑。他一开口，又是带着他惯常的理性逻辑。
“你说得很对，”他愉快地说，“但是正因为这是公共场所……”
那男人放下他的漫画，瞪着莫登，他慢慢地、仔细地把他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
“那又怎样？”他无礼的声音中夹着一丝威胁。
“我的小孩在这里和你的小孩有同样的权利。只要他想丢沙，他就可以丢。如果你不喜欢，可以带着你的小孩滚蛋。”
小孩眼睛和嘴巴都张得大大的，小手握着铲子，静静地听他们说话。她注意到莫登下巴的肌肉紧了。他很少生气，很少发火。她心中充满了对丈夫的温柔爱意，以及一股对那个男人的怒气，气他将她丈夫卷入了一个对他而言，如此陌生、如此可厌的情境，而这股怒气却又是那么无助。
“好，只要一分钟，”莫登很客气地说，“你必须了解……”
“喂，闭嘴。”
男人说。她的心开始怦怦跳。莫登站了起来，《时代》滑落到地上。另外一个男人慢慢站了起来，朝莫登走了几步，然后站住。他弯起他巨大的手臂，等着。她并紧颤抖的双膝。会发生暴力、打斗吗？多么可怕，多么不可思议……她必须采取行动，阻止他们，叫救命。她想把手放在丈夫的袖子上，拉他坐下来。但基于某种原因，她没有这样做。莫登推了推眼镜。他的脸色非常非常苍白。
“这太荒谬了，”他不平地说，“我请问你……”
“怎样？”男人说，他站在那儿，两腿分开，并轻轻抖动，轻蔑地看着莫登。
“你和谁一起上？”两个男人互相瞪视好一阵子。然后莫登转身静静地说：“走吧，我们离开这里。”
他笨拙地走向沙坑，不自然的脚步几乎踉跄摇摆。他蹲下去，把赖瑞和他的铲子抱出沙坑。赖瑞立刻回过神来，脸上全神贯注的表情不见了，开始又踢又叫。
“我不要回家，我喜欢玩，我不要什么晚饭，我不喜欢晚饭……”他们离开时，赖瑞的哭叫成了伴奏，他们一人一手拖着赖瑞往前走，他的脚在地上磨拖着。要走到出口必得经过那男人坐的椅子，现在他又大模大样地坐在那儿了。她小心不去看他，带着她可以找到的所有尊严，拉紧赖瑞满是沙子且冒汗的小手，而莫登抓住赖瑞的另一只手。她头抬得高高的，缓慢地和她的丈夫及孩子走出那片游乐场。她的第一个感觉是松了一口气，避免了一场打斗，没有人受伤。然而在这感觉之下还有一层别的，很沉重且摆脱不掉的感觉。她察觉到那不仅是一次不愉快的意外，不仅是理性败给了暴力而已。她隐隐约约感觉到这件事在她与莫登之间留下了某种非常个人，熟悉而又重要的东西。忽然莫登说话了。
“那并不能证明什么。”
“什么？”她问。
“打架。打架除了证明他比我高大以外，并不能证明什么。”
“当然。”她说。
“唯一可能的结果，”他继续有条有理地说下去，“就是——什么？我的眼镜破了，也许掉了一两颗牙，几天不能上班——为什么要这样？为了正义？还是真理？”
“当然。”
她重复一次。她加快脚步，只想回到家，让自己忙着做些日常工作，也许那种像强力胶粘在她心上的感觉就会消失。所有的愚蠢卑鄙的恶棍也都消失，她想，一面更用力拉住赖瑞的手。小孩还是哭个不停。以前她总对他那毫无抵御能力的小身体、柔弱的膀子、棱角分明的肩膀、细瘦不稳的双腿，有着一丝温柔的怜惜，但是现在，她的嘴唇愤恨地紧闭着。
“别哭了，”她很凶地说，“你真丢脸！”
她觉得他们三个好像踩在烂泥里前进一样。小孩哭得更大声了。如果刚才发生了事情，她想，如果他们打起来了……但是他还可能做什么呢？让自己被揍扁？企图对那男人说教？找警察来？“警官，公园里有个男人不肯阻止他的孩子把沙撒在我小孩的身上……”整件事就这么蠢，根本不值得想。
“老天，你不能叫他安静吗？”莫登怒冲冲地问。
“你以为我一直在干吗？”她说。赖瑞往后退，脚抵在地上。
“如果你不管教这个小孩，我来。”
莫登急促地说完，靠近那小男孩。但她的声音制止了他。她细小、冷酷、充满轻视的语气，连自己都吓了一跳。
“是吗？”她听见自己说，“就你？”
沙那罕名琴
〔美国〕保罗·琼斯
在我的一生之中，麦克舅舅的那把小提琴一直被视为传家的宝贝，在我离家求学之前如此，甚至那次以后它的地位也从来没有改变。大部分的家族都有诸如此类的“传家之宝”，一把剑、一幅画或者是一个人形杯。不论是什么，它都是这个家族的象征。只要它一天存在，这个家族就有其维系的力量。我最早的记忆是在麦克舅舅第一次让我亲眼看到小提琴的时候。他掀开破旧的黑盒子，那把提琴躺在华丽耀眼的绿色天鹅绒里。
“现在，你可以说真正看过一把名琴了。”
他严肃地说，并且让我从提琴两侧“f”形的洞中看到里面已经褪色的标记——“格里摩那安东纽斯·史塔拉第瓦里斯名琴”。
“这是一把顶尖的乐器。”
他说，一面把提琴放在颊下，演奏了一小段盖利·欧文的作品，然后又把它放回琴盒里。饭厅里有一个放瓷器的小橱柜，上面正是那把小提琴的安身之处。事实上，麦克舅舅算不上什么音乐家，而是水利局的职员，一位在附近广受尊敬的、沉默的长者。他偶尔的演奏，只有在爱尔兰人固定跳舞的那几个晚上，或者是那几天，才能得以见识。舅舅可以说没有小提琴的天分，而他自己也有自知之明。是他父亲把小提琴传给了他。不用说，他父亲自然又得自于他祖父之手。依此类推可以溯源到最早把小提琴从意大利带到科克来的老祖宗。麦克舅舅的妹妹，也就是我的母亲，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然而她总是喜欢把事情做最坏的打算。她常说，对于苦难的遭遇，她见识得太多了。然而这些话并没有发生太大的作用，因为我的父亲与之相反，一向非常乐观。正因为如此，我家一直有两股互相平衡的力量。父亲是一个糕饼师傅，一个非常优秀、刻苦勤奋的德裔美国面包匠。他孜孜不倦地工作，一直到自己拥有一家面包店。等他有了自己的店面以后，往往又会想把事业朝更大的地方去扩展。这件事一直困扰着我母亲。她老是担忧着父亲的那些远大的创业计划，害怕有一天我们会债务缠身而导致丧家毁业。在她的眼中，向别人借一毛钱不但是一种耻辱，甚至是一种可怕的危险。
父亲最大的冒险是在亚撒斯街开店的那一次。房子前半截规划成别致的面包店，后半截装上镜子、大理石台桌和大型吊扇作为冰淇淋店。在描述这个计划的时候，我父亲吐沫横飞，兴致勃勃。但是一看到母亲那张愈拉愈长的脸，他的热情就冷却了一半。
“我跟你说，玛丽，根本没有什么风险，”父亲说，“只不过是在贷款契约上签个字而已！”
“要贷款多少？”
“三千块。如果顺利的话，两年之内我就可以还清。我跟你说，那个地方真是一座金矿啊！”
“但是，万一房子被抵押了，”母亲哭丧着脸说，“我们会流落街头，变成乞丐的！查理。”
那天我们很早就吃过晚餐，全家都坐在餐桌旁边。我在一个角落写家庭作业；舅舅在左边看晚报。此时，他取下眼镜，阖上报纸。
“听我说，没有比争执的双方各持一理而相持不下更糟糕的事。我想，也许我能解决这个问题。”
他站起来，把瓷器柜上面的小提琴取下来。
“我听说这种牌子的小提琴可以卖到五千块钱。把它拿去卖了吧！查理。”
“哦！麦克！”母亲说。
“我不能这么做，麦克。”父亲说。
“如果你急着用钱，”舅舅对父亲说，“可以在老艾瑞关门之前送去给他。”
说完之后，他戴上眼镜，重新又摊开报纸。我发现他的手微微地在颤抖，可是他的声音却十分坚决。
“反正我也老了，不能再去动它了。”
因此，父亲就挟着那把提琴出去了。我们则坐在原处等候回音。艾瑞的乐器行就在离我家三条街的地方。记得当时我正在解一道习题，一直找不到答案。舅舅继续看他的报纸。母亲则在一旁做她的针线活儿。不久门口传来父亲的脚步声。他踏着快步，一面还吹着口哨。我们认定，现在一切应该都妥当了。意外地，他进来的时候，手里却仍然提着那个琴盒，而他做的第一件事竟是把它放回原处。
“这样看起来好多了。”他说。
“你没有把它卖了？！”舅舅问道。
“正当我要敲艾瑞的店门的时候，”父亲说，“我忽然想到，为什么我们要卖了它呢？把它放在那上面，就好像一座里面有五十张百元大钞的保险柜一样。有了它，三千块钱的贷款对我们就不会构成威胁了，对吗？玛丽。万一我们还不了钱，真的到了不得已的时候，只要走三条街问题就解决了嘛！”母亲立刻绽放出笑容，“我好高兴哦！查理。”
“这还蛮有道理的。”舅舅平心静气地说，“如果真是这样，我现在决定要正式宣布：在我的遗嘱中，小麦克是这把提琴的继承人。即使他仍然对小提琴一窍不通，日后仍可以作为供他上大学的费用。”
后来，贷款的偿还并没有发生问题，虽然比父亲预定的期限晚了三年。我上了高中以后，下午就在店里帮忙。至于上大学，仍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高中毕业那一年的夏天，舅舅驾鹤西归，他的小提琴就到了我手里。当时我准备进入工程学院就读，虽然家里的收入还无法供给我足够的费用，然而小橱柜上面的琴盒却使我深信一切都不成问题。
“学校里是不是应该有工读的机会让你半工半读？”一个晚上，我们在搓面团的时候，父亲问我。我告诉他，学校的确可以提供那种帮助。
“我想那样最好，”父亲说，“我在你写字台的抽屉里放了一个信封，里面有二百块，就搁在领带底下。这样你就可以开始你的学业了。你知道的，那把小提琴对你妈有很特别的意义。”
他说得没错。可是母亲更担心的是我就要赴异地求学这件事，而坚持我不应该过分劳累去工读的也是她。她说过，小提琴是属于我的，况且麦克舅舅当初的意思也是要用它来供我完成学业。临行的前一天，爸妈都在店里忙着，我带着小提琴到了艾瑞的乐器行。老艾瑞从里面走出来，眼睛闪着鹰隼般锐利的光芒。我把琴盒打开，向他展现我的提琴。
“这个值多少钱？”
他拿起小提琴，把它靠在厚厚的眼镜边缘。“二十五块到五十块之间，这要看是什么人出价。”
“怎么会呢？它不是一把史塔拉第瓦里斯名琴吗？”
“它的确有这么一个标记。”他心平气和地说，“许多小提琴上面都有，可惜都不是真货。从来就没有一把真货！你这把大概有一百年的历史，可是，请恕我直言，它不是一把顶好的货色。”
他十分仔细地瞧着我，然后说：“我曾经看过这把提琴。你是不是查理·安格鲁的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