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忘不了，那一年十月里的一个早晨，在当时破旧、狭窄的社科院内通往外文所办公楼左侧的大路上，我不安地站在一群等待研究生复试的考生中，第一次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冯至先生。他拄着手杖，头戴旧呢干部帽，身着旧呢中山装，面带微笑，迈着沉稳的步子向我们走来，自然随和地和一些原本认识他的考生交谈，谈话中对刚逝去的恶梦不时地发出感叹，对正展现在眼前的新的希望迸出阵阵欢笑。稍微有些拘谨的我站在旁边，心里感到几分惊异：大名鼎鼎的诗人和学者冯至先生竟是这么一位蔼然长者！
接下来，在外文所二楼黑糊糊的会议室的里间，我却以轻松的心情接受了气氛本来颇为紧张严肃的口试，原因多半是我对冯先生已有一个和蔼可亲的印象。然而，我不能忘记，我随后是如何忐忑不安地等待着录取通知，或者说，更多地是不录取的通知。因为，我当时不但已届四十岁报考研究生的最大年龄，而且是拖家带口的外地考生。须知，对于本身也“寄人篱下”的社科院研究生院来说，外地考生就意味着麻烦和负担。可是尽管如此，我仍幸运地从众多的竞争者中被选中了，录取了。而这幸运，我后来才知道是拜冯至先生之赐：外文所一位老资格的年轻同事向我透露，在取不取我的问题上，当时颇有争议，直到冯至先生愤然表示“他真没地方住就住我的办公室”，才解决了“外地考生”的难题。
我忘不了，进研究生院后，如何在冯先生的鼓励感召下，下决心研究歌德；如何在冯先生指导鞭策下，缓慢地、艰难地在这条今日已显得古老荒凉的长路上前行；如何在难耐的寂寞中经受不住来自各方面的诱惑，不时地心烦意乱，左顾右盼，以至于干出一些急功近利的事情，因此不得不接受我的导师无言无声、然而我体会出来却是严厉的批评……
我最忘不了的是，在我研究生学习的第二年，突然从远在数千里外的家里传来噩耗，我辛苦一生的母亲因操劳过度患脑溢血病故了。我眼含热泪，到冯先生家里请他准我回家奔丧，冯先生用他温暖的大手握着我的手，神态严肃而充满同情，但却只说了一句在我听来沉重得不能再沉重的话：“希望你还回来！”
我如老师希望地回去了，学完后留在了老师身边继续做研究歌德的工作，并且开始入门并取得一点点成绩。这时我的导师又关心起我的两地分居问题来，并委托严宝瑜先生去北京外语学校为我的爱人联系工作，然而未获成功。两年后，由于我原在单位十二分热情地邀请，也由于继续留在北京工作的条件太苛酷，我决心走了。
随后，带着歉疚，我去见冯先生。哪知我这位一向严肃寡言的导师却对我说：“这些年实在难为了你，叫你忍受了许多Entbehrungen（德语：意为物质、精神、感情等方面的匮乏、困苦）。”言外之意倒有些对我关心帮助不够的自责。
冯至先生平素从不摆出师道尊严的架子，但也绝少有师生之间个人感情的流露，这次一反常态地说出的带个人感情色彩的话因此震动了我，叫我永生难忘。试问，我在自己导师身边的这五年，不是我过去一生中最奋发有为的五年，最幸福的五年，精神上最富有的五年么？诚然，这五年中我是失去了一些东西；但得到的，因为先生的指导、教诲、扶掖而得到的，不是更多更多么？在握着先生温暖的大手告别之时，我不由得心中暗暗立下誓愿：我敬爱的导师啊，我一定在您引领过我的道路上走下去，走下去！
而事实上，在往后的岁月中，尽管远离了我的导师，尽管环境发生了许多变化，我仍坚持研究歌德，仍继续神游于这位“最伟大的德国诗人”的世界中，并且克服困难，写出了《歌德抒情诗咀华》和《歌德与中国》两册小书，完成了一些可以告慰现已去世的恩师乃至恩师的恩师的工作。
回到正题，再说说我自己如何认识歌德的伟大。我上面讲，我通过冯至先生得到了很多很多，这是我发自肺腑的实话，千真万确。因为，这不仅仅指知识的长进、学业的成就，而且还指，或者说更重要的是指眼界心胸的开扩，精神境界的提高。这开扩和提高，对我来说不只由于时代的前进，环境的改变，不只由于有机会向冯至先生和其他众多的师友们学习，在很大程度上也与二十多年如一日地与歌德神交有关。我甚至觉得，冯至先生之为沉静智慧、胸怀博大的哲人型诗人兼学者，恐怕同样得益于他是一位歌德研究家，大半生接近这位精神巨人，洞悉并仰慕他的伟大。古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也通过接近冯先生而接近歌德，而逐渐认识自身的渺小、庸俗、卑微，而逐渐增强向上的决心，获得前进的动力。
那么，我心目中的歌德，他究竟为什么伟大，如何伟大呢？
首先我同样要说，歌德伟大在他的思想，在他的精神。这种思想和精神，就是发端于欧洲文艺复兴的人本主义或人道主义，歌德不但全面地继承了它，而且明显地发展了它，使它超越他的时代、他的民族、他的阶级，成为一种更加积极、更加完美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成为对于整个世界和人类都有着深远意义和影响的歌德精神即“浮士德精神”。正因此，歌德不是哲学家，却常常被摆在世界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之列，被誉为“现代的苏格拉底”、“魏玛的孔夫子”等等。[313]正因此，歌德尽管主要是一个诗人，却不只是一个诗人；尽管毕生主要从事写作，却不是个一般意义的作家。纵观世界文学史和人类思想史，能如歌德似的以自己的思想精神对世界产生深远影响的大文豪真是凤毛麟角，少则又少；绝大多数哪怕是世界一级的作家，都不过是一个时代的记录者、描摹者和批判者，或者一个阶级的代言人而已。正因此，歌德也就特别难读难解。
歌德的伟大思想和精神，也即一种积极的面向未来的人本主义宇宙观和人生观，都具体而生动地表现在他的创作中，成为贯穿他一生主要代表作的红线，而且随着岁月的流逝、时代的进步和歌德本人阅历的增加，在不断地变化和发展。
早在狂飙突进时期的诗歌《普罗米修斯》和小说《少年维持的烦恼》中，他便热烈地讴歌人和人生，坚决要求让人性、包括人的感情等等得到充分的尊重和发展，勇敢地向神和神的代表——宗教挑战。十年后，在《神性》、《搭索》、《伊芙根妮在陶里斯》和《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里，歌德的人本主义思想从前边的热烈讴歌、反抗、挑战，发展为冷静的理性思考、论证和探索，从而告诉读者人和人性何以可贵，以及该如何去发展、完善人性。歌德以毕生精力完成的最后杰作《浮士德》以及《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则集他的人本主义宇宙观和人生观的大成，其中所塑造的已不仅仅是某个个体人，而是集体的人和人类的代表，已不仅仅是歌德时代现实存在的人，而是未来的理想的人。
还不止此，歌德还对这未来的理想的人的成长条件和生存环境，作了富于远见卓识的预想和生动有趣的描写。要证明此言不虚，我们再诵读一下老博士浮士德的临终独白，再到威廉·迈斯特的“教育省”里去漫游一番就行了。
在这儿，不能不提一提歌德关于全世界的人都是同类，各国人民应该相互理解、相互容忍的思想；提一提他在这种世界意识和人类意识的主导下，首倡了“世界文学”的主张。
由于以上的原因，歌德的伟大世所公认，备受历代不同阶级和思想倾向的代表人物的赞誉——
与歌德同时代的法国大批评家托马斯·卡莱尔，在他1832年发表的《歌德之死》中写道：“他的逝世宛如日落。太阳所展示的是万物的实体，这位世界诗人则是万物的精神洞察者和展示者。这个人的活动将影响何等深远啊？只要能相信这样一位诗人的存在，对我们这一代人已经是一种奖赏。”[314]
十六年后，恩格斯在《英国现状》一文中说：“歌德很不喜欢跟‘神’打交道……这种人性、使艺术摆脱宗教桎梏的这种解放，正是他的伟大之处。在这方面，无论是古人，还是莎士比亚，都不能和他相比。”[315]
尼采在1886年发表的《人性，过于人性》一文中称“歌称不仅是一个善良和伟大的人，而且也是一种文化——歌德是德国人历史上一个没有后继者的插曲”。[316]
到了1947年，德国现代存在在主义哲学的重要代表卡尔·雅斯佩尔斯则讲：“歌德不是模仿的榜样，像其他伟大人物一样，他是我们的方向，——但是，他远远不只是方向，因为通过他所宣扬的人性，我们变得更纯净，更清澈，爱得更多更深。歌德是人类的一个代表……”[317]
在我们中国，近半个多世纪来歌德同样受到许多杰出人物的激赏、称赞。归纳起来，所特别强调的都无外乎歌德身上表现得十分突出的人性和人道精神，超越时代和国界的指向未来的人类精神。
为说明歌德的伟大，我们自然还可以举出许许多多的理由，举出他思想精神、立身行事乃至文学创作和科学研究的许许多多方面，但以上所述却是最根本的，最主要的。其它一切都由此衍化出来，都是他这根本精神的具体表现罢了。
谈到歌德的伟大，我们自然也会想到歌德身上渺小和庸俗的一面，想到恩格斯对他所进行的实事求是和富于辨证精神的评价。他那“连歌德也无力战胜德国的鄙俗气；相反，倒是鄙俗气战胜了他”这个论断，准确深刻地揭示了事物的本质，揭示了“最伟大的德国人”渺小和庸俗的社会根源，揭示了它们的时代性。它又使我想起冯至老师在《“论歌德”的回顾、说明与补充》开篇作为题词所引的歌德的话：
最伟大的人物永远通过
一个弱点与他的世纪相联系。
——歌德《格言与感想》
由此，我想似乎可以说，歌德身上庸俗渺小的一面是次要的、时代性的，已随着那个鄙陋的社会成为历史而成为历史，已随着“庸人”和“小市民”歌德——当然，歌德即使作为一个人，也伟大多于庸俗——肉体的逝去而逝去；而他的伟大作品和包含在这些作品中的伟大思想、精神，却因其自身的超时代性而保存了下来，因其超民族性而为世界各国人民所理解和珍视，并且必将作为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而长存不去。
我们中国人因此也一代一代地崇仰歌德，研究歌德，并将继续地崇仰和研究下去。我们在虚心地跨入他的精神世界以后都不能不发出感叹：
啊，永远的歌德！永远的伟大！
1992年8月第一稿
1998年12月改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