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文学史上，史诗（Epos）可以讲是最古老的体裁之一，例如古印度的《摩珂婆罗多》和《罗摩衍那》，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古代德语文学中的《尼伯龙根之歌》，以及我国藏族的《格萨尔王传》等等都是。在欧洲范围内，史诗作为一种长期与戏剧并立的长篇叙事体裁，其重要地位是到了18世纪才为当时勃兴的长篇小说取代。
歌德的两部史诗都完成于18世纪的最后几年，也即在史诗这种样式已经衰微以后。他这时却来弄这种老古董，又是为什么呢？
原因说来很多。
首先，因为歌德从青年时代起，就对文风鼎盛、人的灵和肉都受到充分尊重和发展的古希腊及其文明怀着深深的憧憬。在《少年维特的烦恼》这部早年的成名作里，主人公不是一再地提到古代的盲诗人荷马，并对荷马史诗中描写的一些情景无比向往吗？保存着古代文化遗迹的意大利，承继着古代希腊罗马文明的意大利，不是始终被他视为精神故乡吗？仿照荷马史诗的体裁进行创作，可以说是他在特定情势下对精神家园的一次访问。
其次，1793到1797这些年，德国和欧洲正处于法国大革命后爆发的战乱之中，身为魏玛大臣的歌德还不得不随他辅佐的年轻公爵出征，目睹种种兵荒马乱和民不聊生景象，身心不堪困扰。这就是上面讲的“特定情势”。它使得歌德越发地向往古代希腊罗马的和谐、宁静。正如他为医治内心的创伤，克服精神的危机，曾经不只一次以写《少年维特的烦恼》这样的作品进行“忏悔”一样，他创作《赫尔曼与多罗特亚》等两部叙事长诗，也是要逃避现实的纷扰，到古代的诗的世界里去求得精神的安宁。一些年以后，为了逃往宁静和谐的东方，他又创作了《西东合集》和《中德四季晨昏杂咏》，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当时，为达到精神上“宁静致远”的目的，在古代以讲述神和英雄的故事为内容因而被视为最高的文学样式的史诗，在歌德看来自然再适合不过了。
再者，由浪漫派诗人弗斯（J.H.Voss，1751-1826）翻译的荷马史诗的《伊利亚特》（1793）和《奥德赛》（1781）的出版和广为流传，以及弗斯创作成功被称为“现代牧歌”的史诗体作品《路易赛》（Luise）并受到好评，还有歌德自己接触到了下面将会讲的所需素材，并且得到席勒等友好的鼓励、支持等等，也是促使歌德下决心用史诗的格式进行创作的外因。
细读《赫尔曼与多罗特亚》和《列那狐》，我们发现歌德对古希腊史诗的学习和运用确实十分成功。
两部作品都采取了徐缓，平稳的扬抑抑格六步诗体，章节和段落整严，各个部分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叙述用语里充满了独特的形容词和比喻，须要强调的话不避重复，特别是《赫尔曼与多罗特亚》还采用希腊神话中九个缪斯的名字作为主篇名等等，都很好地体现了古朴，凝重，庄严的希腊史诗风格。只不过旧瓶装新酒，两部史诗都没有再以神和英雄为主人公，而是一部换成平凡的市民，成就了一曲讴歌和平、宁静的家庭生活的“现代牧歌”；一部换成森林王国中的各种动物，成就了一部隐射人类社会、揭露人类种种天生的弱点，特别是鞭笞统治阶级的虚伪、愚蠢和贪婪的动物叙事诗。
至于两部作品的题材和故事内容，它们同样并非歌德自己的创造或者虚构，而也应该讲是他乐于和善于学习的结果。
《赫尔曼与多罗特亚》的故事，主要取自一个叫葛津的人编著的《萨尔斯堡大主教领地路得教徒遭逐和迁徙全史》（1734）。在这部出版于半个世纪之前的书中，记载着德国南部的埃廷领地一个富裕人家的青年慧眼识金，相中了流徙队伍中的一位品貌非凡的姑娘，经过一番周折终于和她结为眷属的故事。歌德在使用这个素材时作了关系重大的改变：故事发生的时间改成了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后不久，地点改成了德国中部莱茵河右岸的某个小城，也即歌德故乡法兰克福的附近，而流亡者们逃避的也不再是宗教迫害，而是在击溃普奥干涉者后乘胜挺进的拿破伦大军。故事的主人公虽然大致还是那些，然而经过歌德的精心安排，他们之间的矛盾纠葛却富有了更多的典型性和戏剧性：
儿子看中了姑娘出众的容貌举止和乐于助人的高尚品行，父亲却一心要给他取一个富有的妻子。父子二人因此争执不下，最后好不容易由一位聪明的神父出面调解和仲裁，才终于达致一个皆大欢喜的圆满结局。
歌德所作的上述改变，特别是时间和地点的改变，赋予了作品以突出的现实意义和鲜明的时代色彩。他之所以这样做，正如他1796年12月5日致好友迈耶的信中所说，是“试图把一个德国小城生活里纯人性的东西，放进史诗的坩埚里使其与矿渣分离，同时从一面镜子里反映出世界舞台上的剧烈动荡和巨大转变。”
歌德以史诗的格调写成的“现代牧歌”《赫尔曼与多罗特亚》确实做到了这点。它让我们以小见大，体察到了法国大革命时代一个德国小城的社会风情；只不过，作者对革命引起的动荡和变更的态度和立场，却显然是消极的。他之所以尽情描绘小城环境的宁静优美，小市民家庭生活的和睦温馨，都为了反衬出革命所引起的动乱的可恶，所造成的流亡的不幸。在史诗的的第六歌中，更通过一位老村长之口，直接道出了对革命的失望和反感。
歌德这一常为人们诟病的对法国大革命的消极态度，在《赫尔曼与多罗特亚》里反映得还算比较含蓄，更直接和明显的反映是在稍早完成的剧本《市民将军》和《激动的人们》以及《威尼斯警句》的一些诗句里。例如他曾写道：
法兰西的不幸大人先生是该好好思考，
然而更应该考虑的还是小民百姓：
大人物完蛋了，谁保护民众不遭
民众压迫？须知民众已成民众的暴君。
这段警句以及上述作品中表现的对于革命的恐惧情绪，在与歌德同时代的德国知识分子中相当普遍。就歌德而言，可以说是他在德国的鄙陋环境中，在魏玛宫廷的狭隘圈子里所染上的庸俗气的反映。
可是，尽管思想内容有缺点，却并未影响和削弱《赫尔曼与多罗特亚》在艺术上的成功，并未妨碍它成为一部杰作。歌德的这部史诗受到了包括史雷格尔兄弟，威廉·洪堡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家弗朗慈·梅林在内许多杰出人物的推崇和赞赏。奥古斯特·威廉·史雷格尔说它“是一部以大手笔写成的完美艺术品……一部充满着宝贵的智慧和德行的杰作。”弗朗慈·梅林则称赞它虽篇幅不大，却“出类拔萃，有着荷马史诗似的质朴简洁，比那种一味追求猎奇冒险的浪漫主义实在高明得多！”
《列那狐》的故事取自一些几百年来流传在欧洲，特别是荷兰和法国的民间史诗或者叙事诗。这些诗的内容大同小异，其主人公都是一只极端狡猾的狐狸，而狐狸的对手则是一些同它一样在狮子大王统治下的动物，诸如狼，熊，猫，兔，乌鸦等等，所以也就叫动物史诗（Tierepos）。经过转辗翻译，一部原文为法语的《列那狐传奇》终于在1752年有了比较权威的高地德语（相当于标准德语）散文译本，译者乃是当时富有盛名的文学家哥特舍特（J.Ch.Gottsched，1700-1766）。四十年后的1793年，歌德就以此散文本为依据，完成了这部他自谓“介乎于翻译和改写之间”的史诗体《列那狐》。
和《赫尔曼与多罗特亚》一样，《列那狐》同样采用的是扬抑抑格的六步体，既基本上保留了民间史诗的格律和韵致，又注意适应德国现代读者的欣赏需要而避免泥古，因此读起来十分地清新自然，抑扬顿挫，琅琅上口。
故事情节完全没有改动，矛盾冲突仍旧围绕着狐狸的被控告、遭审判，以及它一次一次地替自己巧言辩解、化险为夷展开、激化和走向高潮。这个狡猾的坏蛋成功地利用狮子大王的昏庸和贪婪，不但战胜了愚蠢的对手，而且最后平步青云，当上了狮王朝中的宰相。在把这则于人类社会司空见惯的故事娓娓道来的过程中，一个个角色的形象和个性都被刻画得维妙维肖，鲜明生动，令人叫绝。
由于上述的这些优点，歌德的《列那狐》便在德语国家和地区广为流传，几乎完全取代了同一故事的其它版本。
不言而喻，跟世界文学史上所有以动物为主人公的杰作一样，歌德的这部长篇叙事诗也绝非游戏之作，而是富有深刻的寓意，有着永远的文学价值、现实意义和讽喻作用。而且，这样的意义和作用似乎并不限于对歌德时代那个封建落后的德国，也不限于对一小撮的反动统治者，而是也可以用来观察今天的人情世态和社会现象，发现在当今之世乃至我们的周围，仍然活动着一些个狐狸、狼、熊和狮子。要知道，歌德通过《列那狐》这部作品，所暴露和嘲讽的乃是人类身上的某些世代相传的劣根性，某些永远难以更易的弱点。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比起《赫尔曼与多罗特亚》来更可以称作“一面镜子”，无怪乎歌德自己要视其为一部“非神圣的世俗的圣经”，对它异常珍爱，虽然它只是他的“翻译和改作”而非原创。
综上所述，作为歌德一种特定体裁的代表作，《赫尔曼与多罗特亚》和《列那狐》这两部史诗都各有自身的特点、优点和价值。它们不只帮助读者认识一种在世界文学史，特别是欧洲文学史上曾经地位显赫的体裁，而且让读者体验一个特定时代的社会风情，甚而也更好地认识包括我们在内的人类自身。
《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逃避庸俗
1，迈斯特与浮士德——一对“孪生兄弟”
在歌德数量巨大的文学创作中，《浮士德》被公认为最重要的一部作品。紧接着应该提到的恐怕就是两部以威廉·迈斯特为主人公的长篇小说了，虽然它们远远不像一些抒情诗和小说《少年维特的烦恼》那样广为流传，那样脍炙人口。事实上，《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和《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这两部小说，许多方面都近似于诗剧《浮士德》，从一定意义上讲，它们与《浮士德》真像是一个母体同时孕育出来的孪生兄弟。
《漫游时代》留待以后再议，这儿只谈《学习时代》。
1777年2月16日，歌德在日记里提到“口授《威廉·迈斯特》”，就表明当时已开始了《学习时代》的前身或者说初稿《威廉·迈斯特的戏剧使命》的写作。这分为六部的初稿，后来修改成了1796年正式出版的《学习时代》的前四部。从1777年到1796年，整整二十年之久！如果一直算到《漫游时代》完成的1829年，这两部小说的创作也延续了50余年，和《浮士德》差不多了，也可以说是凝聚着歌德毕生心血的作品。
然而，拿小说《威廉·迈斯特》与诗剧《浮士德》相比，并非仅仅因为它们篇幅的大小，创作时间的长短，以及在歌德文学创作中的地位等等，都相近似。更加重要的是，它们的思想内涵同样异常丰富，而且几乎完全一致：都探讨的是人生的价值和目的，以及如何实现自我价值、达到人生的目的这些一些对于人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威廉·迈斯特可以说也是一个浮士德，只不过他活动的范围仅限于18世纪末的现实的德国，而不像浮士德似的上天入地，体验了不同时代和不同国度的人生罢了。
再者，这两部杰作虽然思想内涵近似，所采用的体裁、手法和格调也迥然不同，取得的结果和产生的影响也不一样，这同样值得研究者注意。
与《浮士德》一样，《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的创作过程，也有当时与歌德齐名的另一位德国大文豪席勒的参与，也凝聚着歌德的这位伟大朋友的心血。从两位大诗人定交的1794年起，到小说完成的1796年年底，也就是在最后长达三年的修改、加工、补充和定稿的关键时期，他们就其情节、结构、人物等等曾通信四、五十封之多。是席勒第一个读到了小说的手稿。在仔细读过以后，他便主动写信给歌德，在信中不但给予热情的赞扬和鼓励，而且指出了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修改的意见，其积极、认真的程度真不亚于自己的创作。特别是1796年7月的四、五封每封都长逾千言的信，对小说更是作了细致入微的分析评价，至今仍被视为有关歌德这部杰作的最重要论述。
除了席勒，《学习时代》还受到了与歌德同时代的其他许多作家的关注，其中，德国浪漫派的主要理论家弗里德利希·史勒格尔更是给予了详尽的论述和充分的好评。史勒格尔的这篇评论，本身也成为了德国文学理论批评的经典。《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更被公认为德语“教育小说”的楷模，不仅对整个浪漫派直至二十世纪的霍夫曼斯塔尔和赫尔曼·黑塞等众多的作家都产生了影响，而且使教育小说成为德国文学的传统样式。在论及《学习时代》的成就时，当代著名的歌德研究家特龙茨说，它“始终是歌德在德语长篇小说发展史上的一个特殊贡献”。[99]
席勒等友好的鼓励、帮助，是《学习时代》完成和取得成功的重要外因。但是，最终使它从“戏剧小说”扩展、提高为“教育小说”，主要还是作者歌德自己阅历的增长、思想的提高、艺术的成熟等等内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