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四十多年前，在那个充满理想、人们还不耻于成名成家的年代，因为受陶行知老夫子培育青年及早成才、服务社会的教育思想影响，同时又认真相信革命导师列宁“苏维埃政权加电气化等于共产主义”的论断，尚在重庆育才学校念初中的我便下定决心做一名水电工程师，为的是将来参加举世无双的三峡水电站的建设。我还天真地幻想于工作之暇坐在大坝顶上吹起自己心爱的竹笛，让悠扬的笛声飘荡在夜色迷人的峡江的上空。
谁知初中毕业的一纸体检结果，粉碎了我美丽、幼稚的梦想；几经周折和痛苦彷徨，我终于改学文科，决心做一名被誉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作家。我具体为自己设计了一条先学好外语当翻译家，然后再成为作家的人生之路。在我看来，这条路虽迂回曲折，却实际而保险，要知道自己好歹还有精通外语的一技之长嘛。
忆及前数十年我们的“灵魂工程师”累遭触及灵魂的狼狈、凄惨，目睹当今某些专业作家创作难以为继的苦闷、失落，我常常庆幸自己当年所作的这个选择。
可是，学外语当翻译家的路于我同样也不平坦。由于兄弟般的、牢不可破的中苏友谊不幸破裂，搞俄语的人在1957年突然多了，我不得不放弃俄语改学德语。于是离开故乡的俄文专科学校，从山城重庆顺江而下，千里迢迢地到了虎踞龙盘的石头城中，就读于南京大学的德国语言文学专业。然而因祸得福：南大德语专业不仅素有做文学翻译和研究的传统，而且教我们的是商承祖、张威廉、叶逢植等一些当时在全国出类拔萃的学者、专家。从二年级开始，老师已陆续在课堂上教我们一些文学名著，其中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正是大诗人歌德的一些代表作……
是啊，我永远忘不了在老师们带领下读歌德的情景：《浮士德》和《少年维特的烦恼》尽管在课堂上只能学几个片断，但却读了《五月歌》、《漫游者的野歌》、《普罗米修斯》和《神性》等为数不少的抒情诗，而且读得来十分地专注、痴迷。跟敢于用自己的灵魂和魔鬼打赌的老博士浮士德一样，跟多愁善感、狂放不羁的维特一样，英雄的普罗米修斯也深深打动了我——
我坐在这儿塑造人，
按照我的模样，
塑造一个像我的族类：
去受苦，去哭泣，
去享受，去欢乐，
可是不尊敬你（指宙斯）——
和我一样！
——《普罗米修斯》
还有——
愿人类高贵、善良，
乐于助人！
因为只有这
使他区别于
我们知道的
所有生灵！
——《神性》
诸如此类既铿锵有力而又洋溢着人道精神的诗句，都难以磨灭地铭刻在我心中，鼓舞着我在困顿重重的人生之路上前行，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正在形成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由于自己的奋发努力加上师友们的鼓励、帮助，也多亏南大外文系又一个藏书丰富而且对学生也开架借阅的图书室——其时管理德文图书的乃是大名鼎鼎的作家和学者陈铨，尽管他被视为不可接近的“大右派”，学生有问题还是向他请教——，我还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便以不只一个笔名和本名，在当时全国唯一的外国文学刊物《世界文学》上连连发表作品，从此开始了研究和译介德语文学的生涯，虽说那时候，我还没能力和也没有胆量，去碰被尊为“欧洲诗坛的君王”和“奥林帕斯山上的宙斯”的歌德。
谁知好景不长！1962年我大学毕业后回到重庆四川外语学院当教师的十多年，国家多灾，民族蒙难，哪儿还能搞什么外国文学的研究和翻译！面对着如嘉陵江水一般流逝的青春，蹉跎的岁月，我，一个已届而立之年的男儿，夜里躺在床上也不只一次哽咽失声，泪流满面。头上罩着“臭老九”和“出身不好”的双重阴影，真不敢想象啥时候还有实现理想抱负之日。
难忘的1978年，北方遥远的天际升起了美丽迷人的希望之星！在一片“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和“人才难得”的呼唤声中，中国社会科学院新组建的研究生院招生了。加之德语文学专业的导师又是我景仰已久的冯至教授，我便迫不及待地报了名，参加了考试。后来听说，老人家硬是排除种种异议，才收下了我这个外地户口的大龄考生。而我，在接获录取通知后，更是怀着破釜沉舟的悲壮决心，置已经取得的讲师头衔于不顾，放弃相对安定和舒适的生活，抛下即将分娩的弱妻和尚在念小学的幼女，带着简单的衣物和沉重的书箱，挤在硬座车里颠簸两天两夜，向着遥远的北京，向着自己的希望和理想奔去。
那时候，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这所全国文科最高学府虽说连自己的校舍也没有，却仍被大伙儿戏称为“翰林院”，因为它不仅有位高爵显的周扬同志出任院长，而且主要的导师几乎个个都是名闻遐迩的大学者。我的导师冯至教授不只诗名卓著，而且堪称外国文学界的泰斗，于歌德研究方面更是享誉海内外。那些年，我国文坛正在开创一个崭新的局面，特别是外国文学的研究领域更叫五光十色、异彩纷呈，然而我身处学术空气最活跃的北京和社科院却未受诱惑，仍旧坚持专攻已被视为老古董的歌德。因为我知道，研究歌德不但是我导师本人的长项，而且严格说来中国对这个课题的研究还很不够。其后的二十年间，在变换的环境中虽也不免东张西望，我的心思却始终系挂在生活和创作于两个世纪之前的老歌德身上。
今天，在与刘硕良共同主编一套《歌德文集》（14卷）和独自编译一套《歌德精品集》（已出4卷）的同时，继1991年在三联书店出版《歌德与中国》之后，再拿出这部论文集《走近歌德》，让我有机会总结本人近二十年，不，甚至可以讲是前半生的学习、工作和奋斗所得，真叫感慨良多！
我首先想到的，是要衷心感激培养自己的国家，感激开创和造就改革开放新局面的国家领导人，感激我各个时期的师长，感激几十年来帮助和鼓励过我的出版界的朋友和其它方面的友好，也感激始终任劳任怨地支持我学习和工作的家人亲属。回顾此生，我这个人算是不幸又有幸，于四十岁时终于在历尽磨难之后否极泰来。而我之有幸，在很大程度上也多亏自己阴差阳错地与之结下了不解之缘的歌德，多亏我从他老人家那儿有意无意地受到的启迪、影响和鼓舞。因此，我不后悔为研究和译介歌德而耗费了数十年的时间，大半生的心血。
无疑我是十分珍视自己这部论文集的，虽说它还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歌德和歌德的作品与精神实在太丰富、太博大了。著名诗人和歌德研究家绿原曾将歌德比作一棵“参天的大树”，而称自己只是“一个酷爱诗与真的侏儒”，说他“尽管谣不动它的躯干∕只能在它的浓荫之下∕侥幸拾到一枚两枚熟透的浆果∕尝它一口两口，也算满足对它的渴望”。[1]
我当然更是一个“侏儒”，只不过是站在了前辈的肩上，才得以采摘来这一筐子的“浆果”。如果说它们的颜色和味道还比较新鲜，那都是因为我没有仅仅满足于从地上捡拾，而是还努力亲手从树上摘取之故。须知，集子里论及的几乎所有作品，我自己都翻译了，出版了，而翻译时必须字斟句酌，细细咀嚼，心得、体会应该说胜过多少遍的研读。须要说明的是，在世界范围内，歌德研究的成果早就汗牛充栋；我所谓的“新鲜”自然只是比较而言，就我国的研究状况而言。再者，课题本身已如此古老，研究所得似乎也不可能多么地新，不可能多么地现代。特别是我本人写这些文章的目的，仍主要在于引导人们走近歌德，弥补我国广大读者对歌德认识、理解和接受的缺陷，除此并无更高的要求和奢望。
由于这种种主客观的原因，肤浅、谬误和贻笑大方之处在所难免。虽自知不尽人意，然而此生有限，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只好寄望于高明的同行，寄望于也许还有的后继者了。
1999年8月28日是大文豪和大思想家歌德的250周年诞辰；对于全世界的文化界和思想界，特别是对于歌德的研究者、译介者、出版家以及所有景仰他的人们来说，这无疑将是一大盛事。早在两三年前，歌德长期生活和创作的小小魏玛城，已被选定为1999年的“欧洲文化之都”。届时，在德国、欧洲和全世界包括我们中国，都会隆重热烈地纪念和庆祝。这是因为，数百年来只诞生了一个歌德，歌德又不只属于德国，不只属于欧洲，而是属于包括我们中国在内的全人类。
新春伊始，抚今思昔，在作了回顾、发了感慨之后，不禁还想表示几点心愿：一愿这部拙作能在歌德诞辰250周年之前及时推出，为歌德这位大文豪和大思想家在我国的进一步接受起到一定的作用；二愿歌德研究和译介能在我国引起更大的重视，要知道歌德的创作和思想对于德国乃至欧洲的影响至今犹存，实在忽视不得，而我们的研究和译介水平实在不高，甚至与某些亚洲国家相比也相当落后；三愿我国的歌德译介和研究后继有人，青出于蓝，因为眼下确已存在后继乏人之虞。
至于我本人，在完成这部论文集和上述《歌德精品集》之后，很希望能暂停研究和译介歌德的工作，倒不是打算开始过莳花养鸟的清闲日子，而是希望有时间随心所欲地进行写作——搞文学翻译和研究却常常身不由己——，而是想试着实现自己四十多年前的那个梦想。只不过，歌德和歌德的精神，永远与我同在。
1999年2月5日锦水河畔四川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