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第二天早上，杨登科才打通董志良的手机，问他在什么地方。董志良说在外面有事，正准备回家里去。杨登科暗想，他是不是正在为何场长和侯村长的事斡旋？又不好多问，只提出要见他一面。董志良停顿片刻，答应了杨登科。
杨登科是打的赶往市委的。他知道属于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不敢开着蓝鸟，招人耳目。杨登科是有思想准备的。他想起跟胡国干他们下象棋时常用的战术：舍卒保车。看来只好搬出相棋上这个常用的战术了。杨登科再也明白不过，如果舍不得卒子，让车也跟着陷入绝境，最后卒子终是保不住的，只有舍了卒，保住车，那也许还有收拾残局的余地。
到了市委门口，的士司机放慢速度，正要去拿市委保安处颁发的市委大院的的士出入证，准备往大门里开，杨登科忽儿犯了嘀咕，叫住了司机。他暗自思忖，如果舍了卒子，最后车不认他卒子的账，他这卒子不是白白做出牺牲了？
杨登科也就多了一个心眼，让的士司机改变方向，将车开走了。
在一处大型综合商场门口，杨登科下了车。街上行人慢慢多起来，杨登科前后瞧瞧，估计没人注意自己，这才掀开商场的门帘，一脚迈了进去。这个商场离九中较远，平时杨登科来得少，对里面的商品布局不甚了了，问了几个值勤的保安，转了几道弯，才找到音响专柜。时间尚早，选购音响的顾客不多。但见柜台里的服务员一脸倦容，眼睛里还粘着白色眼屎，哈欠接连不断，像是刚从梦中醒过来似的。杨登科上前正要讨问，服务员那永远也打不完的哈欠又来了。也许是意识到嘴巴张得太大，不那么雅观，那服务员忙抬了手捂住嘴巴，还轻轻拍了拍，似要把哈欠拍回嘴里去。杨登科就没了问她的欲望，心想自己长着眼睛，低头在柜台里找寻起来，很快便在最偏僻的柜段发现了自己所需要的东西。
那是一种宽和长不过两三寸的微型录音机。
录音机的名字倒还好听：勿忘我。只是杨登科心想，自己今天晚上就不属于这片自由的土地了，那么还有谁会记得他杨登科呢？
杨登科让服务员拿出录音机，要了电池和带子，几下装好，揿了录音键，低头连叫了两声“勿忘我！”再倒了带子，揿下播放键，里面立即有响亮的“勿忘我”传出。服务员为了尽快销出产品，讨好地对杨登科说：“声音好清晰的，而且一点不走样，跟你的声音十分逼真。”
服务员无意中道出了杨登科藏在心里头的意图，他要的就是这个不走样的效果。杨登科二话不说，将录音机塞进上衣内袋，然后掏出钱递到服务员手上，转身就走。连服务员要给他开发票，他也摇摇手，说：“免了免了。”心下想，拿张发票找谁报销去？
出了商场，杨登科就拦下一辆的士，转过几道路口，进了市委大院。将董志良接出市委，也不征求他的意见，让的士司机直接开往城外。出了城，路上人车稀少了，杨登科才叫停，买票下车，两人一前一后钻入路旁一处茂密的树丛。
拿着司机找补的零钱塞进上衣内袋里时，杨登科不露痕迹地按下了勿忘我的录音键。
这回肯定是在劫难逃了，但杨登科没有半点要害董志良的想法。前面已经说过，杨登科早就做好了舍掉自己这颗卒子，全力保住董志良这颗车的充分准备。他只是觉得有必要留一手。留一手就是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卒子现在保了车，那么以后车会不会回过头来保你卒子呢？究竟世事难料，什么都说不死的啊。
已是仲秋时节，林子里的树木开始凋零，地上铺着橙黄的落叶，人踩在上面，发出窸窸窣窣的响声。初升的阳光从林外透进来，显得稀落而又遥远。杨登科将事情的前因后果一古脑儿都告诉给了董志良。从董志良那处乱不惊的样子看得出，他显然是有一些思想准备的，至少何场长和侯村长的事他早已心中有数，说不定昨晚他就和袁芬芳将何场长和侯村长做了妥善安排。杨登科是从来不怀疑董志良和袁芬芳的能量的。
但听了杨登科的叙述，董志良还是愣怔了半天，脸上显出一丝惶惑。他大概没想到杨登科那十五万元会弄出个这样的局面。
见董志良沉默着，杨登科鼻头一紧，泣不成声道：“董局长啊，我一个普通司机，因为您的栽培，又转干又提拔，也算是人模狗样了，可我不但没能好好报答您，却给您闯下这么大的祸，我真是无地自容啊。我自己判刑坐牢是自讨的，连累了您，我怎么担当得起啊！”
林子外的天空一下子阴沉下来。董志良还是没声。杨登科侧首偷偷看了他一眼，见他脸越拉越长，赶忙把目光挪开了，用手捶打着自己的脑门，大骂自己不是东西。骂够了，才试探着问了问董志良，现在还有没有挽回局面的可能。
董志良透过树丛，望着远处依稀的山影，沉思良久，才长叹一声，说：“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我们已经没有什么退路了。”杨登科说：“董局长，我反正是木匠戴枷，自己做的，没话可说，您一定要想个办法，保护好自己。”
董志良又不吭声了，再度陷入沉思。杨登科真想跪到他前面，央求他原谅自己，说：“老板您说吧，您要我下油锅，我也不会眨一下眼睛的。”董志良有些不耐烦了，说：“谁要你下油锅了？你下了油锅就能解决问题了？”
杨登科再不敢出气了。秋风起时，林地里的落叶上下翻飞起来。过了好一阵，董志良这才缓了缓语气，说道：“你那十五万元暴露了，我那十五万元也得交出去。交出去事小，不就十五万元吗？只是我们恐怕都得到里面去呆上几年。”杨登科说：“如果我能替罪，我真愿意把您的几年都揽到我的头上。”
董志良看一眼杨登科，说：“如果要你替罪，你真愿意？”
从董志良的目光里，杨登科看出他肯定有了主意。“舍卒保车”四个字又浮现在杨登科脑袋里。他很认真地说道：“我这可是说的真心话，没掺一点假。”董志良说：“其实也不是要你替什么罪，只要你肯跟我配合，这对我们双方都是有利的。”
董志良的话让杨登科稍稍振作了一下，他说：“老板您就开句口吧，我一切都听您的。”董志良说：“我已经想好了，与其我们两个一起都进去，还不如只进去一个，留一个在外面打点照应，也许还能让里面的少吃亏，并提前几年出来，好从头开始一切。你说你是愿意进里面去，还是愿意留在外面打照应？”
杨登科深深知道，可怕的不是进里面去，而是进去后外面没人照应。他就不止一次两次见过这样的事，有人判了十年八年，可送进去后，外面有硬关系，不是保外就医，监外执行，就是立功减刑，提前释放。只是自己一个小小科级干部，除了董志良再没有别的过硬的社会关系，如果让董志良进去，自己怎么在外面照应？而董志良已是市委常委，以后不是市委副书记，至少也会是常务副市长，完全具备这样的实力。何况何场长给的三十万元是自己经手的，哪有让董志良代自己受过，进去遭罪的理？杨登科当下表示说：“我非常愿意进去，别说还有您在外面照应，即使排除这层因素，我也心甘情愿啊。”
董志良似乎被杨登科的话打动了，眼眶里盈满了热泪。他抓住杨登科的手，哽咽着说道：“登科我的好兄弟，这一辈子结识了你，真是我的福分。”然后从身上拿出一张银行龙卡，塞到杨登科手上，说：“这里有四十五万元存款，你立即取十五万元出来，主动交到检察院去，就说何场长给的三十万元，你是分两个地方藏起来的。卡里另外三十万元，留给你的夫人和孩子，算是我对你们的酬谢，也好消除你的后顾之忧。”
看来董志良把什么都考虑到了。当领导的就是当领导的，不仅泰山崩于前而无惧色，还能走一步看三步，这叫杨登科不得不心悦诚服。手里拿着龙卡，杨登科忽想起上衣内袋里还塞着一个微型录音机，就问心有愧了，责怪自己目光过于短浅，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不懂得从大处着眼，正确分析判断事态发展的方向。
此时董志良又开了口，说：“我设想了一下，三十万元的数额，你又主动交了十五万，我估计也就个十来年的刑期，我会想法子让你只在里面呆那么四五年就出来的。就是这四五年时间，你也会在里面过得舒舒服服。至于你出来之后，我一定给你找一个更挣钱的地方，比你做这个科级干部不会差到哪里去的。”
如果能有董志良设计的这个结果，那还有什么可说的？就是没有这个结果，家里还有董志良给的三十万元，以后的日子还是过得下去的。董志良这是处处都想着他杨登科啊，而他还要在袋子里揣上一个录音机，他这岂不是小人做派？领导如果知道了他竟然暗中留了这么一手，不是要感到寒心吗？杨登科真想当即把录音机拿出来扔掉。
可最后杨登科还是放弃了这个念头。他打算还是给聂小菊龙卡时，顺便把录音带子留给她。一盘小小的录音带子又不要喂饭给它吃，收着也不碍事。
跟董志良分手后，杨登科就去了一趟银行，将那十五万元取了出来。又打电话把聂小菊叫到一个偏僻地方，跟她见了一面。聂小菊自然是悲悲切切，仿佛世界末日就要到来了。杨登科相反冷静了，说：“我已和董局长商量好了，一切都由我顶着，虽然我要到里面去呆上一阵，但有他在外面照应，我不会吃什么苦头的。”
聂小菊一把鼻涕一把眼泪，说：“你真是世上少有的奴才，连坐牢这样的事都愿意去顶替主子。”杨登科说：“你这才是妇人之见呢，我们两个都进去了，不是同归于尽么？留着他当领导的给我在后面撑着，还怕天塌了下来？”聂小菊说：“要是你进去后，他食了言，对你不管不问呢？”杨登科很有把握道：“这你放心好了，董局长我还是了解他的，他不是那样的人。何况他不管我，对他没有任何好处。”
杨登科还想说他这里还留有一手呢，可话到嘴边还是强忍住了。他先从口袋里拿出龙卡来，递到聂小菊手上，说：“这是三十万元，是董局长特意留给我的，现在它已经属于你和杨聂了，你要把它藏到最安全的地方去。”
聂小菊的眼睛就闪了闪。她也许觉得，有了这三十万元，杨登科进去呆上几年那就非常合算，一点也不冤了，按常规在外面工作十年八年，全部工资算拢来也不过十万八万的。
杨登科原打算将龙卡交给聂小菊后，把那盘带子也递给她的。那只录音机刚才已被他扔进垃圾桶，只留着这盘不大的带子还揣在怀里。可看到聂小菊接过龙卡时眼睛里闪动的亮光，杨登科心里不觉沉了沉，生出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忧惧。这个女人太容易被金钱打动了。杨登科没经历过也听人说起过，容易被金钱打动的人往往不太可靠，是托不得大事的，哪怕这个人是自己的至亲至信。
杨登科一时又下不了决心了。
可两人拥立片刻，分了手，聂小菊已走出去几米了，杨登科又把手伸进口袋，悄悄捏住那盘带子，轻轻喊了一声聂小菊。
聂小菊当即回过头来。杨登科心里像被什么锥了一下，他看见聂小菊满眼是泪。聂小菊奔回来，投进杨登科怀里，泣不成声道：“登科你放心好了，我会照顾好这个家的，你不用担心我们母子，我们等着你早日回来。”
这句话让杨登科备感欣慰。他不再犹豫，一手搂着聂小菊，一手掏出了那盘带子。
也是鬼使神差，杨登科脑袋里忽然又想起为了做上学校教导主任，聂小菊自己跑到董志良那里去，求他去找教育局领导给自己说好话的事。这个女人不仅对金钱感兴趣，对权力也是情有独钟。凭经验和直觉，杨登科意识到迷恋权力和金钱的女人，有时比痴迷权力和金钱的男人更可怕，更靠不住啊，虽然这个女人是自己的老婆。
杨登科将那盘带子重新放回到了口袋里。
杨登科绝望地咒着自己，是不是因为这次突然到来的变故，让自己对什么都疑神疑鬼了？这世上最无可救药的恐怕就是人了。贪婪。自私。焦虑。怯懦。患得患失。首鼠两端。得意时倨傲，失意时自卑。崇拜权势，欺压弱小。看重金钱，藐视贫穷。貌似强大，其实不堪一击。怀疑一切，甚至连自己都不敢相信。
杨登科无奈地跟聂小菊分了手。他在街旁徘徊了好一阵，一时不知如何处理这盘带子才妥。他甚至后悔不迭了，早上不该一念之差冒出这么个馊主意，害得自己煞费苦心，左右为难，多出这番周折来。
后来杨登科忽然想起了自己的老同学钟鼎文，觉得把带子托付给他应该是放得心的。他于是上了一辆的士，去了城西派出所。
钟鼎文并不清楚最近杨登科身上发生的一切，却已经知道杨登科的主子董志良进了市委常委，而且风闻他有可能要做分管政法的市委副书记。因此一见杨登科，钟鼎文就拍着他的肩膀，说：“登科好久没见你的影子了，是不是董领导成了市里的核心领导，你也跟着身价看涨，烧香的人多起来，忙得抽不开身，顾不上老同学了？”
杨登科哪有心思跟他开玩笑，随便应付了两句，正要道出自己的来意，只听钟鼎文又说道：“机关里都说董领导以后会做副书记，分管我们政法这一线，该不会有假吧？登科你应该没有忘记，你的进步，老兄我也是出过力气的，以后可要在董领导那里替我多美言几句，让我这个老派出所所长也进步进步，到市局去补个有点油水的缺。”
钟鼎文本来是跟杨登科开惯了玩笑的，并不一定真要通过他去巴结董志良。可杨登科却莫名其妙地放弃了来派出所的初衷。他假设自己就是钟鼎文，而董志良已经做上了分管政法的市委副书记，恰好自己手头有一盘记录着顶头上司不可告人的隐私的带子，是将它留着，等到朋友从里面出来后还给他，还是交给上司，为自己今后的晋升铺下一条黄金通道？理智地分析，杨登科觉得钟鼎文决不是那种人，可如今世风日下，人心叵测，有些人为了自己升官发财，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啊。杨登科设想着，万一钟鼎文为了自己的前程，卖友求荣，把这盘带子交到了董志良手上，他这一辈子岂不是彻底完蛋了？
杨登科期期艾艾告别钟鼎文，出了派出所。
杨登科想到了杨前进。也许只有他是靠得住的。杨前进虽然在城里打着一份工，事实上他与这个城市并无太深的瓜葛，用不着拿着这盘带子去换取别的什么，就是想换恐怕也换不来。何况他的工作是杨登科看在他妈妈的分上，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让钟鼎文出面，才给他搞到的，现在让他替自己做件小事，他肯定会用点心吧？
然而见了杨前进，杨登科又下不了决心了。他瞧瞧杨前进那张稚气未消的脸，觉得他虽然长得牛高马大，却还是嫩了一点。嘴巴没毛，做事不牢，一盘带子虽然小，可里面却藏着一个天大的秘密，如果杨前进心不在焉，将它泄漏了出去，或是弄丢了，岂不要坏了大事？
最后杨登科扔下杨前进，来到了街上。他漫无目的地朝前走去。想烂脑袋，杨登科也想不出一个处置兜里的带子的妥帖办法。像是放电影一样，杨登科几乎把全城自己认识的朋友都搁到脑袋里放映了一次，竟然没有一个可以放心托付这盘带子的最佳人选。杨登科有些灰心，甚至起了扔掉带子的念头。他怀疑自己这么做到底有没有必要。既然都铁了心做董志良的替罪羊，又何必在后面搞这么个小动作呢？
就在杨登科这么垂头丧气的时候，猛然间瞥见了前方不远处的一块招牌，那上面有几个熟悉的字眼：红杏楼。也是怪，杨登科一下子记起在那楼里有过一面之交的那个叫做丁雨亭的女孩来，她还给自己留过手机号码呢，只是杨登科后来天天跟着董志良东奔西跑，虽然偶尔也想起过她，却再没机会到红杏楼来，也没跟她联系过，连手机号码都不知扔到了什么地方。这么长时间了，也不知那个丁雨亭还在不在里面。想起到检察院把钱一交，自己就没有任何自由了，就是按董志良预计的，至少也得有四五年挨不上女人，这可是非常残酷的。
也许这是最后的机会，如果自己运气还好的话，说不定真能碰上那个他还没忘掉的女孩。杨登科也就起了心，将带子的事搁到脑后，几步迈上红杏楼的台阶，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掀开了那挂落地门帘。
想不到刚进门，就碰上了自己要找的人。
当时吧台旁有三四个女孩正在嘻嘻哈哈说话，杨登科也不在意，只顾低头往里走。因为曾经来过，知道那种服务项目在里面。可没走上几步，吧台旁的几个小姐都围了过来，拦住了杨登科，一齐说道：“先生，你需要什么服务？看中谁了？”
杨登科头一抬，立即就乐了，那个人不正在这里么？他指着其中一个女孩，说：“你还认得我么？”女孩眼睛也大了，说：“是你呀！”
这女孩就是丁雨亭。照理说，这个地方的女孩接触的男人那么多，杨登科还是一年多前来过一次，是不可能认出他来的。只是其他男人到这里来，说的话一个调子，做的事一个样子，都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愿打的打了，愿挨的挨了，然后分手，再无瓜葛。唯独这个杨登科与众不同，出了钱却没取货，丁雨亭才那么难以释怀。想想也是的，那次杨登科留下的其实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百元钞票，而是留下了一份这种场合根本不可能有的尊严。能在这样的场合获得这样的尊严，于一个从事此种职业的女孩来说，简直神话般让人难以置信，而杨登科偏偏制造了一个这样的神话，丁雨亭能忘得掉么？
这天丁雨亭又把杨登科带进了上次的那个包厢。
丁雨亭开始还有些拘谨，和杨登科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她不想像上次那样逼着杨登科做他不愿意做的事。事实是这次杨登科就是想来做那样的事的。那次是来陪领导的，他不能因小失大，给领导留下不好印象，如今都到了这个地步，还有什么可顾虑的呢？
好在丁雨亭是个有灵性的女孩，又经历了那么多的男人，对男人的一颦一顾还不一眼就能识破？杨登科只跟她说了几句话，在她那半露的胸前多瞧了两眼，她就心领神会，试探着偎进他的怀抱，动用她的一切能耐来调动杨登科。只不过她没有将杨登科看成一般的嫖客，她是发自内心地要报答这个让她无法释怀的男人。作为一个风尘中的女子，这恐怕也是她唯一能拿得出来的报答方式了。
也许是已把什么都置于脑后，也许是面对特殊的女人和处于非同以往的境遇，杨登科这天表现得空前勇武，发挥得酣畅淋漓。丁雨亭更是竭尽全力，拿出十二倍的热情和所有本事迎合着杨登科，让他体会到了从未有过的做男人的自信和豪迈。
杨登科忽然想起在电大时读过的一篇文章，里面说过一句话，叫做什么妻不如妾，妾不如婢，婢不如妓。此话可是一点不假啊。怪不得好多男人总是吃着碗里的，盯着锅里的，就像丁雨亭那次说过的，一有机会就巴不得红杏出墙。
杨登科将自己挥洒完毕之后，又拥着丁雨亭温存了一阵，才万般难舍地慢慢穿好衣服，起身准备离去。除了那十五万元，裤兜里还有一千元现钞，杨登科也不想带到里面去孝敬那些牢头狱霸，于是拿出来，要交给丁雨亭。
丁雨亭本来是想做一回纯纯正正的女人，一分钱也不打算收杨登科的，现在见他竟掏出一把钞票来，哪里肯接，正色道：“你这可是看轻我了。”杨登科说：“对不起！其实我并没有这个意思。”丁雨亭说：“我在这里服务过不少的男人，每次我都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钱。可今天你一进这个门我就想好了，我要做一回女人，做一回真正的女人，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我没法忘怀的人，为了我的尊严。”
想不到丁雨亭能说出这样的话来，杨登科对她肃然起敬了。别看她从事的是这样的职业，其实她的内心却是孤傲和高贵的，在如今这个钱就是一切的社会里，这实在是太难得了，难得得有些不太真实。杨登科莫名地感到一丝欣慰，觉得没白认识这个女孩。他说：“雨亭你误会我了，我根本不是这个意思，我手中的钱与我俩刚才的事情完全是两码事。”
然后杨登科简略地说了说自己的处境。有意思的是，说着这些的时候，杨登科的口气显得十分轻松，仿佛说的旁人的趣事，跟自己一点关系也没有似的。
丁雨亭静静听完杨登科的叙述后，终于懂了他的心思。她不再拒绝他，接过那一千元钞票，小心地放到墙上的坤包里，然后回过头来，捧住杨登科的脸，给了他一个长吻，一个饱含了真意和深情的吻。还说了一句这样的话：“我已经下了决心，今天就离开这里，我不能再让任何人动我的身子。以后每年的今天，我都会到红杏楼来等你，直到把你等回来。”
这句话的分量太重了点，杨登科愣住了，一时没法承受似的。
丁雨亭这句挺有分量的话还让杨登科做出了一个重大决策。他毫不犹豫地把身上的带子拿出来，一把塞进了丁雨亭的手心，然后将带子里的秘密一点不保留地告诉给了她，托她收藏好这盘带子和这个天大的秘密。
丁雨亭顿时感激涕零了。
她感激这个男人把如此重大的使命交给了她。这是对她的信任，对她的肯定，对她莫大的尊重。这是一种多么难得的知遇之恩啊，尤其是在这种充满着铜臭和腥臭的特殊场合。这让丁雨亭一下子找回了早已丢失的做人的尊严和价值。更为重要的是她觉得自己成了一条身负重任的航船，因为有了使命和人生的目标，不再像过去那样轻飘飘地在人生的海洋上毫无意义地随处晃荡了。
士为知己者死，这个时候别说杨登科让丁雨亭给他保留这盘带子，就是让她为他去赴汤蹈火，她肯定也会在所不辞的。
这盘带子终于有了一个落脚点，杨登科悬着的心便踏实了。因此走出红杏楼时，杨登科就像换了个人似的，垂着的头悄悄扬了起来。
刚好不远处高楼上的大钟非常响亮地响起报时声，杨登科留意了一下，此时是十月十日午后五时正。
杨登科就记住了这么个特殊的时日。
不过上路后，多虑的杨登科又起了疑心，担心把那么重要的东西托付给丁雨亭，是不是一个错误。说不定是自作多情，过于轻信这个丁雨亭了，也许她纯粹是逗他开心的，就像逗其他任何一个到她那里去快活的男人一样。这可是她的职业使然，恐怕谁都不是痴子，会一厢情愿把这种女人的话当真的。可不是么，人生本是一场戏，大家只不过逢场作戏而已，他又何必在乎一个烟花女子随口说出的戏言。
但杨登科否定了自己的猜忌，他是凭直觉做出的决定，而直觉往往是最准确的。
不觉就到了检察院门口，这时杨登科已非常坚决地将那盘带子逐出了自己的思维。他想，一切董志良都替他考虑到了，在里面呆四五年算得了什么？杨登科变得心静如水，脑袋里没有任何异想杂念。他将腋下那用牛皮纸包裹着的十五万元现金夹紧点。又忽然想起社会上特别流行的关于五种最铁的哥们的说法，什么一起下过乡，一起扛过枪，一起同过窗，一起分过赃，一起嫖过娼。自己跟董志良分过三十万元，也算是铁哥们了。既然跟董志良有这么一层非同寻常的铁哥们关系，自己又替他顶了罪，他又要做市委副书记了，可能还会分管政法部门，自己此番到里面去，跟去住宾馆又有什么区别呢？
杨登科脸上不禁露出得意的微笑来，仿佛他不是到检察院去投案自首，而是去和心仪已久的情人约会。他还想，现在自己什么都可抛开了，唯一要考虑的，是如何在检察官面前把自己和董志良的故事编得天衣无缝，无懈可击。
编故事并不是作家的专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