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下班回到家里，杨登科跟聂小菊说起第二天将在政工科长和办公室主任的共同陪同下，以办公室副主任的身份到各科室去跟同志们见面的事，聂小菊也深受感染，颇觉安慰，心想十年媳妇熬成婆，自己的男人终于算是出息了。
出息了的男人看上去也顺眼得多了，聂小菊的目光久久地停留在杨登科脸上，觉得这张脸周周正正，有棱有角，还真有几分官相。聂小菊显然有些动情了，捧过丈夫的脸，在上面亲了一口。觉得还不过瘾，又温顺地把头枕在杨登科胸前，像是初恋情人一般。男人的胸膛也比从前宽阔厚实多了，只有这样的胸膛，才足以成为女人一生的依靠啊。
确确实实，在不少女人心目中，男人只有事业有成，只有有了一官半职，才能成为女人的坚实依靠。相反那些无职无权，一事无成的男人，其分量总是轻飘飘的，像一片随风飘零的秋后的落叶，总是没法带给女人以安全感。这就是残酷的现实，是男人们怎么也绕不开的严重问题。有些男人终其一生，四处奔忙，拳打脚踢，上蹿下跳，无非就是想让女人能在自己身上得到这么一种既实在又莫名其妙的感觉。这大概也就是聂小菊为什么会在杨登科背后不停地甩着鞭子，而杨登科自己也自觉自愿奋蹄向前的唯一理由了。
缠绵够了，聂小菊才从杨登科怀里抽身出来，说：“登科你打算明天怎么跟同志们去见面？”杨登科一时没反应过来，说：“让蔡科长和曾主任陪着去呀？”聂小菊斜瞟杨登科一眼，说：“我知道蔡科长和曾主任会陪你去。我是说，你第一次以办公室副主任的身份去跟同志们见面，总得有一个良好的姿态和饱满的精神面貌吧？你既然是堂堂正正的局里中层领导了，可不能让人看着还是一个普通干部甚至普通司机的老样子。”
杨登科细想，还的确是这么回事。只是不知怎样才能使自己让人看着不再像一个普通干部或普通司机，便向夫人讨教。聂小菊瞄着杨登科，说：“你的头发两个月没修了吧，胡子也该刮一刮了。身上这套西服太旧太一般化，领带的质地和花色也已过时，跟服装不怎么配套。脚上的鞋子是我花五十元在街边的鞋摊上买回来的，已穿得又硬又皱，毫无光泽。”
说得杨登科都有些惴惴不安了，直望着聂小菊傻笑。聂小菊脸上依然很严肃，用给学生讲课的不容置疑的口气说：“这样吧，今天学校发了一千元补课费，我还没来得及存进银行，今晚就上街，将你好好包装一下。”
主意一定，聂小菊就陪杨登科出了九中。如今街上各种类型的超市多，晚上也营业，生意甚至比白天还好，正是购物的绝好时机。转了好几个大型超市，在聂小菊的指导下，经过反复比较和试穿，终于选购到了满意的西装领带。接着又来到贵都市最大的鞋城，购了一双五百元的高级皮鞋。最后还进了一家美容美发中心，做了头发，修了胡子。
待杨登科在聂小菊的陪同下，花了近两千元，焕然一新往回走时，已是夜里十一点多了。因为行人和车辆稀少，城市的街道比白天仿佛宽阔了许多。杨登科神气十足地站到路边，向远处开过来的的士扬了扬手。的士很快停在面前，司机从车窗里伸出脑袋来，说：“是登科呀，今晚你的派头挺足呀，我都差点认不出来了。”
杨登科低头一瞧，原来是那位受自己之托接送过董少云的战友。杨登科拉过聂小菊，做了介绍，然后两人上了的士。战友一踩油门，开玩笑道：“今天你打扮得这么洋气，我还以为你在外面找二奶呢，原来是跟嫂子在一起。”聂小菊说：“他敢！我放了他脚筋。”战友笑道：“我谅登科也不敢，这么优秀的嫂夫人，再年轻貌美的二奶也没法比呀。”
说笑着到了九中门口，杨登科要掏钱，战友死活不肯。杨登科说：“那怎么行？过去托你接送董少云的钱我都没给足呢。”战友说：“哪里话，足了足了。”
杨登科没法硬给，只得让聂小菊先下车回家，然后掏出香烟，陪他抽一支，说几句话，算是小偿战友不收车费的情。点了烟，战友吐一口烟雾，说：“董少云寄了宿，你也解放了。”杨登科说：“是呀，接送董少云的事被董局长知道后，他让董少云到学校去寄了宿，后来还狠狠批评我不该背着他来这一套。如今学校把寄宿生当摇钱树，收了钱，却天天让学生吃母猪肉，董局长这也是下了狠心了，其实他完全可以不这么做的。”
战友忍不住笑起来，说：“哪是董局长下狠心？是学校在教育局领导那里得到批示，以高中学生学业任务重，硬性规定学生寄宿的。”杨登科说：“还有这样的事？”战友说：“怎么没有？我的亲外甥也在一中读高中，他家里困难，没钱寄宿，学校就找到我姐姐说，不寄宿就转学到别的学校去，没法子，我姐姐才从我这里拿了两千元钱，交了半期的伙食费。”
从的士上下来后，杨登科想起董志良批评自己的那些话，好像董志良是怕影响不好和麻烦杨登科，才让儿子到学校去寄宿的，当时杨登科还暗暗佩服董志良，原来董少云寄宿的原因并非如此。杨登科就想，也许董志良早就知道他在接送他的儿子了，却故意装聋作哑，如果学校不让董少云他们寄宿，自己恐怕至今还在履行这份义务呢。
回到家里，聂小菊还等着杨登科。她不让他脱下身上的衣服，连脚下的鞋子也要他继续穿着，而以往进屋后他如果不脱鞋不换下家里的便装，她肯定是要河东狮吼的。聂小菊叫杨登科在地上站定，她前后左右对他进行反复打量端详，不时还要走过去，提提衣肩，抻抻衣脚，扯扯裤腿，像摆弄洋娃娃一样。还把杨登科扔在沙发上的公文包塞到他腋下，让他在客厅里来回走了两趟，对他迈步摆臂的姿势一次又一次做了纠正，直到杨登科装模作样走得让她完全满意了，才放了手，说：“这多有领导风度，明天就按着这个步伐和样子走步得了，保证再也不会有人觉得你像个小干部小司机了。”
折腾了好一阵，准备上床睡觉时，麻烦又来了。原来杨登科刚刚做了头发，往床上一睡，这发型岂不要弄得一塌糊涂？但总不能在地上站一个晚上吧？两个人琢磨了一会儿，最后还是聂小菊有办法，找来一个浴帽，套到了杨登科头上，并反复嘱咐道：“要特别注意，头不能乱摆乱扭，保持好平正的姿势。”
按照聂小菊的指导，杨登科平躺到了床上，而且一动不动，像听话的幼儿园的孩子一样。然而不知是因为明天要以中层领导的身份在局里干部职工面前露面而过于兴奋，还是老担心头发弄乱，身子有些不自在，过去一挨枕头便能猪一样睡死过去的杨登科怎么也睡不着了。他僵尸一样挺了个把小时，只觉背心生疼，四肢发麻，极不好受。
又坚持了半个小时，杨登科实在受不了了，才翻身下了床，想活动活动筋骨。在地上徘徊了一阵，聂小菊也醒来了，发现杨登科在床前晃来晃去，就拉亮电灯，问道：“你觉也不睡，发什么神经？”杨登科枯着一张脸道：“你要我只得平躺，又不能动弹，搞得我全身疼痛，哪里还睡得着？”
聂小菊不免有些急了。晚上没睡好，明天站在人前没精打采死气沉沉的，打扮得再时髦再阔气又有什么用？聂小菊实在拿不出什么好办法，心想连萨达姆都害怕失眠精神不济，影响自己在公众中的光辉形象，不得不借助药物帮助睡眠，看来杨登科也得如此了。于是穿衣出门，跑到校医家门口，把人家从睡意蒙眬中敲醒过来，要了两片安眠药，回来让杨登科服下，杨登科这才沉沉睡去。
第二天早上见杨登科精神状态上佳，发型也保持完好，聂小菊便踏实了。早饭后杨登科正要出门，聂小菊又叫住他，给他递上一样东西。
那是一只黑色羊皮公文包。
杨登科瞧瞧手上的公文包，然后盯住聂小菊，说：“我又没出差，拿个这么高级的包干什么？”聂小菊在杨登科的包上拍拍，捞过那垂在包下的一小块圆形羊皮，答非所问道：“看见没有？这上面还写着‘真皮’两个字呢，绝对的货真价实。”杨登科说：“这是哪来的？我以前怎么没见过？”聂小菊说：“这是那次董少云他们参加市里地理知识大奖赛获重奖时，我作为辅导老师获得的纪念品，价值三百多元哩。本来我早就想给你了，只是觉得你当时一个小工人，也不配拿这么高级的公文包，所以一直收着没拿出来。”
杨登科就懂了聂小菊的想法，说：“我现在尽管不是工人了，但董局长做了交代，还得继续给他开车，拿个公文包，我看没有这个必要。”聂小菊说：“你还得继续给董局长开车这没错，可你已是堂堂办公室副主任，这也没假呀。我跟你说吧，我虽然天天呆在学校里，但你们机关里的大官小员，我还是多少见识过一些的，大凡做了科长副科长，哪个手上没拿着一个上档次的公文包？所以说这跟必要不必要没什么关系，这是一个标志，有了这个标志性的真羊皮包，你的身份就今非昔比了。”
聂小菊这套理论还不容易否定，杨登科只得说：“过去我除了帮领导提过包，自己从没带过包，还真有些不习惯。”聂小菊说：“怪不得有人说，贵族至少要三代以上才能培养得出来，你看你已经是科级干部了，还是找不到做领导的感觉。不过不习惯也得习惯，你又不像孙悟空会七十二变，再变回普通工人或普通干部，也不太可能。”
说得杨登科心潮翻涌，说：“行行行，夫人的美意我领了。”将公文包往腋下一夹，挺了胸就要出门。又觉得不太对劲，这个包也太轻太瘪了，他曾经提过的领导的公文包可是很有分量的。于是转身，到书柜里胡乱抓了两本书，往包里一塞，才将包撑了起来。再将鼓鼓的包塞到腋下，感觉顿时就真切了许多。
油头粉面，西装革履，腋下再夹个颇有分量的公文包，走在洒满阳光的上班的路上，杨登科一下子就找到了做领导的感觉。
很快到了局门口，见了门边的烟摊，杨登科像电大毕业那次一样，花五十多元买了两包芙蓉王，塞进公文包，这才昂首挺胸进了大门。
陆陆续续有人上班来了，大家见杨登科焕然一新，气宇轩昂，问他是要上电视，还是要去参加什么重要仪式。杨登科笑而不语，去了办公室。办公室的人都围过来看稀奇，这个问他的西装是什么牌子的，那个问皮鞋产于何处，有的则说：“杨科你这派头，如果跟董局长出去，人家还以为你是局长，他是司机呢。”
还有人注意到了杨登科腋下的公文包，说：“杨科的包看上去挺高级的，不是假皮子的吧？”杨登科说：“绝对真皮。”要将公文包递给同事们验证。恰好曾德平进了办公室，杨登科于是手一缩，把公文包重新塞回到了腋下，径直走到曾德平面前，亮着嗓门甜甜地喊了声曾主任。同时拿出包里的芙蓉王，抽一支出来，递到曾德平手上。曾德平看看杨登科，接烟于手，说：“登科你好精神，像是换了个人似的。”
杨登科嘿嘿笑着，打燃打火机，给曾德平点了烟，说：“谢谢主任大人鼓励。”
曾德平鼻孔里喷着烟雾，明知故问道：“准备出差？”杨登科心想，这个曾德平还要装蒜，今天他和蔡科长要陪自己跟同志们见面，还怎么出差？于是说道：“曾主任不安排我出差，我敢出差么？”曾德平说：“你是老板的人，我怎么安排得了你？”
闲话了几句，曾德平见杨登科还在面前站着不动，又故意问道：“有事么？”
杨登科想，昨天董志良不是跟蔡科长说得好好的，今天他俩一起陪自己到科室去跟同志们见面么，莫非蔡科长把这事忘到了脑后？杨登科有些扫兴，只得提醒道：“蔡科长跟你说了么？”曾德平说：“跟我说什么了？”
杨登科心里生了毛毛火，八成是蔡科长还没给曾德平打招呼。身为政工科长，怎么能把领导当面交给的任务当做耳边风呢？于是转身出了门，要去政工科。曾德平望着杨登科的背影，窃窃而笑：“这家伙也太迫切了。”
不想刚出门，就碰上了蔡科长。没等杨登科开口，蔡科长就说道：“不是说好今天陪你跟同志们见面的么，我在政工科等你好一阵了，你却躲在了这里。”
原来蔡科长并没忘记领导交给他的光荣任务。杨登科心头的火气一下子就消掉了大半，说：“不是还要叫上曾主任么？我来看看他在不在办公室。”蔡科长说：“那曾主任在不？”杨登科说：“在。”要转身去叫曾德平。忽又立定了，给蔡科长发了烟。蔡科长不再像杨登科电大毕业回来那天，生怕杨登科的烟给自己惹来麻烦，避犹不及，而是高高兴兴地接烟于手，放鼻子下嗅嗅，说：“杨主任的烟挺高级的嘛。”杨登科乐滋滋道：“离领导的要求还相差很远呢。”一敲打火机，给蔡科长点上，这才屁颠屁颠跑到办公室门口，对曾德平道：“曾主任你快出来，政工领导等着你。”
曾德平也就出了办公室，跟蔡科长一道陪杨登科一个一个科室去和同志们见面。
听蔡科长介绍说杨登科做了办公室副主任，同志们再不好装聋卖傻了，认真瞧瞧杨登科那不凡的打扮和十足的派头，做恍然大悟状，说：“怪不得啰。”自然都不叫他杨科了，口口声声呼着杨主任。以往局里人叫他杨科时，都是逗他开心的，带有戏谑的味道，现在大家改称杨主任，却是正经的严肃的，而且隐含着说不清道不明的羡慕甚至嫉妒。究竟杨登科是从一介司机提上来的，起点虽然低了点，但从转干到提副主任却是坐的直升飞机，想想那些正规的大学毕业生在局里干了好多年，至今还是普通干部，哪有杨登科这样的速度？
杨登科自然觉得杨主任的称呼那么顺耳，那么中听，那么让人振奋。多少年了，跟了一个又一个领导，吃了那么多苦中苦，做了那么多人下人，才终于盼来了这声实实在在的杨主任。杨登科也就知足了，这个名正言顺名下无虚名副其实的称呼究竟来之不易。
杨登科当然不只顾着知足，还不忘打开包，拿了烟敬同志们，顺便说些请多多关照的话。同志们说：“是杨主任要多多关照我们，你和曾主任是办公室领导，是局长心腹和局里的当家人，你们不关照我们，我们只好喝西北风了。”同时夸奖几句杨登科的领带西服皮鞋还有腋下的真皮包，说：“凭杨主任这样不凡的风度和气质，今后还会继续进步的，苟富贵，莫相忘，到时可不要撇下我们这些难兄难弟哟。”
这些话说得杨登科差点双脚离地，要飘起来了。他嘴上谦虚着，心里却十分受用，所以临出门，跟同志们握手道别时，手竟有些忍不住老往后缩。特别是跟那些普通职工和只有级别没有实职的科级副科级或一般科员握手，如果对方动作慢了半拍，杨登科便只能捏到人家的手尖了，好像大领导出席什么重要仪式，接见小领导或普通群众一样。
花了半个上午，才跟十多个科室的同志们见完面，然后三个人来到杨登科的发祥地司机班。小钱刁大义和胡国干正在扯谈，见蔡科长和曾德平陪着风度翩翩的杨登科进来了，自然知道他们来做什么了。只听蔡科长说道：“给三位带来一个好消息，经党组研究决定，杨登科同志已正式被提拔为办公室副主任了。”
三个人脸上沉了沉，旋即缓过劲来，做作地拍了拍手掌。
接着曾德平又告诉他们，司机班有可能会由杨登科来分管。
杨登科像在其他科室一样，上前给他们递起烟来，一边说些客套话。他们自然都接了杨登科的烟，只是比以往客气了许多，左一个杨主任右一个杨主任的。
杨登科这才意识到彼此之间，已经不可能再像过去一样平起平坐了。
杨登科便尽量做出平易近人的样子，跟几位兄弟捶捶胸，拍拍肩，你敲敲我的脑袋，我扯扯你的领带。打闹着，杨登科一不小心，腋下的包一滑，掉到了地上。还是小钱眼疾手快，立即将包捡起来，一边拍去上面的灰尘，一边说：“杨主任这包好高级的，我看局里正科级以下的领导，还没谁有这样的好包。”
胡国干便来了兴致，将包拿过去，说：“光看这个包，人家还以为杨主任至少是副处以上领导。”刁大义也不甘落后，夺走胡国干手上的包，说：“国干你这话也太没水平了。杨主任虽然现在还是科级干部，可凭他不凡的天赋和超群的才华，我敢打保票，过不了三五年，别说副处，正处甚至副师什么的，也是不在话下的。”
蔡科长和曾德平一旁听着几位司机的调侃，觉得他们嘴巴上的功夫确实了得。也怪不得，机关里的司机天天跟领导在一起，领导都是能说会道的，笨嘴笨舌也别想做上领导，伴随领导左右的司机耳濡目染多了，自然而然要被领导同化，得些领导的真传。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有人说司机和秘书是领导的影子，那确实是有些道理的。
最后杨登科的包又回到了小钱手里。他在上面敲敲，说：“我观察过，官做得越大，公文包也就越大，因为大领导掌握的方针政策和国家机密多。杨主任的包鼓鼓囊囊的，装着什么方针政策和国家机密？”胡国干说：“管他方针政策还是机密，先打开看看再说。”刁大义说：“我同意国家干部的意见。”
小钱受到激励，也不征得杨登科同意，哗啦一下就将拉链拉开了，同时将手伸到了包里。杨登科想上前阻拦，也没来得及。
小钱立即从包里掏出两本书来，道：“什么方针政策和国家机密，原来是两本破书。公文包不装文件，却装书，杨主任上进心好强的。”胡国干也说：“听说市里准备公开招考副处领导，杨主任刚做上科级干部，就想考副处了？”
唠叨着，几个人的目光都落在了两本书的封面上。原来一本是《马屁经》，一本是《新厚黑学》。大家都笑了。连蔡科长和曾德平都来了劲，一个说：“杨主任你真会读书，好多世界名著不读，专门读这样的书。你这个主任是读这两本书读出来的吧？”一个说：“把这两本书借给我们学习学习，学通学精了，也好早日飞黄腾达。”
原来早上杨登科去书柜上拿书撑包时，心里正亢奋着，也没顾得上瞧一眼封面，顺手就塞进了包里。这是杨登科在地摊上一元一本买的，当时是感到好奇，可带回家后，往书柜里一夹，从此再没想起过，谁知阴错阳差成了包中之物，也真滑稽。
此后，杨登科是读了《马屁经》和《新厚黑学》才做上办公室副主任的传言便不胫而走，搞得农业局里尽人皆知，碰到杨登科，都嬉笑着向他借这两本书，好学几招。杨登科啼笑皆非，将那两本破书扔进垃圾堆里，换上了局里的文件汇编和局办公室发的只有副科级以上干部才有的工作记录本。再有人拿过包找那两本书时，见是文件和记录本，就失望得很。
包里虽然没了《马屁经》和《新厚黑学》，但关于这两本书的闲言还常会被人提及，后来竟传到了董志良的耳朵里。有次出差回来，车上只有他们两个，董志良还特意问起杨登科：“局里人都说你包里常备了《马屁经》和《新厚黑学》，有空没空就拿出来学习学习，有这回事吧？”杨登科红了红脸，说：“我在地摊上买过这两本书，当时仅仅是好奇，拿回家后便没了兴趣，一页都没看过，早已被我扔掉了。”董志良有些不相信，说：“不会吧，这么好的书你也舍得扔掉？我还想借来读读呢。”
杨登科有口难辩了，说：“真的扔掉了。不过老板想看，我再到地摊上找找，也许还找得到。”董志良说：“随便问问，哪有时间看这些闲书。”不再追问。杨登科松下一口气，瞟一眼董志良，心里想，如今当领导的据说都喜欢看这种书，也许他早就看过了。
渐渐的，《马屁经》和《新厚黑学》便淡出了人们的记忆，大家见到杨登科时，也难得问及那两本书了。这倒让杨登科觉得少了什么似的。
有一天杨登科心血来潮，竟在包里塞进了党组任命自己为办公室副主任的那份文件，一个人闲来无事的时候，就打开包，取出任命文件偷偷看上一遍。多看得几回，文件里的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标点符号都烂熟于心了。
任命文件的边都翻毛了，但奇怪的是，杨登科每次捧着这个任命文件时，总是心跳不止，激动难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