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五年前，有一段时间，我反复来往于莞城和佴城之间。那时候我父母正在闹离婚，本来我也懒得管了，但涤生老说你还是回去看看，你就这一对父母。涤生是我老板，他都这么关心，我不好意思无动于衷，我点点头他立即叫秘书小涂买火车票给我……是啊，我想跟涤生说，我就这一对父母，你两对？他的父母我也熟，当时我跟涤青虽还没结婚，但心里已将范医生默认为岳老子了，这话就没说出口。
大家都邻里邻居过来的，都在佴城伏波祠后面的中医院宿舍住过。范医生说我跟涤青青梅竹马，但涤青大我四岁，我就记得她喜欢对我和涤生颐指气使的样子；涤生倒是随时玩在一起形影不离，但两人都是男的，这种关系也不好说是青梅竹马。
那一年佴城到广州的飞机还没有开通，现在佴城界田垅的飞机场，前身是“文革”前期即遭废弃的军用机场，佴城年轻人去那里学车学摩托，用不着师傅教，怎么开车都翻不了。那时往来莞城和佴城只有坐火车，费时整整24小时零12分钟。我其实享受在火车上的慢节奏，这节奏适于我随意地想一点事情，让回忆无边漫游，同时又没人在你耳边唠叨或是吵架。
说我父母正在离婚，这个正在进行时持续了三十多年，不再会让我有半点吃惊。我很早就对离婚这个词形成了条件反射，一开始我甚至以为这是我的名字，它那么随时随地被我父母挂在嘴边，一听到我就扯着脑袋四处张望，寻找声音的来源，张开嘴等着有东西吃。但吃的东西总是等不来，接下来我往往听见的是吵架和砸东西的声音。我父母这么多年就是这样斗争过来的，所以我相信一男一女能走在一起，或者是缘分，或者是冤家。时间一长，冤家夫妻的斗争和恩爱夫妻的缠绵并没有多大区别，都各有各的滋味。据此，某些心情极端的时刻，我甚至认为人应该结两次婚：上半辈子找个人做冤家，斗得筋疲力尽；下半辈子再换一个，经历了艰难曲折的斗争，才能更好地享受那份苦尽甘来的缠绵。
我迟迟不结婚显然跟童年的经历有关。一个从小就误以为自己名叫离婚的人，怎么可能轻易地被婚姻套牢？
那次坐火车回佴城，我想得多的还是父母那些往事。
我父亲顾丰年，男，离婚那年69岁，现年73岁，中学高级教师，大学时学的是数学专业，理化也能教教，最拿手的却是养蟋蟀打架。我叫顾崖，而父亲养过一尾蟋蟀，曾经打遍佴城无敌手，他就给它赐名顾小崖，另有一小名叫满崽。有一晚打架连赢三场，这让父亲赚下了三条翻盖白沙烟。当晚父亲喝顾小崖的庆功酒，喝哕了，不知怎么哕进了蟋蟀罐子。顾小崖吃他哕出来的东西，第二天一早口吐白沫手脚冰凉，没得救了，我父亲起码有半年魂不守舍，逢人就说我那个满崽死得冤枉，爸爸对不起你呀。
我母亲肖桂琴，女，现年56岁，以前干个体户，现在叫做企业家，业务范围很广，以前剥过蛇，到福建贩过水货，现在开餐馆搞建材公司承包建筑工程，甚至还包括修长城——不是指打麻将，正儿八经地修长城。不是孟姜女哭垮过的那道长城，那道长城轮不着她修，她年岁也不够。她修过的这道长城在我们佴城境内。
据说我是两岁的时候弄懂了离婚是怎么回事，在此之前只知道那些卿卿哐哐的乱响是我父母吵架时砸东西……等我长到七八岁大小，父亲告诉我，砸东西的是肖桂琴，不是他，因为肖桂琴没文化。但我那时候早慧，已经懂得了兼听则明的道理，并不完全相信他的话。那时我父母吵架时砸东西的事情，已经变成段子在伏波祠一带流传开了。传出那些细节的是几个好事者，听见吵架的声音，他们摆着一副关心的表情走进来，见我父母吵得正酣，就劝解说：“哥哥嫂嫂，吵架我们不劝，不要砸东西哟。人在气头上，不要冲锅碗盆碟过不去嘛。”听见这么一撩拨，我母亲当然就砸起碗来。碗砸完了，好事者又赶紧护住暧水瓶说：“砸砸碗就算了，这个不能砸，这个要好几块钱咧。”于是，暖水瓶也被砸了。那时候，屋里基本上找不到比暖水瓶更值钱的东西，要不然，凭我母亲肖桂琴的气概，照砸不误。砸出一地碎屑，两人冷静下来，坐下来，商量明天先去买哪些东西。日子照样要过下去，不能因为砸了东西就离婚。那时候，离婚在佴城是凤毛麟角的事情，比考取清华北大的几率还小，想离婚要经过组织调查，领导询问，妇联调解，关系破不破裂居委会老大妈还要研究一番给出结果，不是闹着玩的。
那些好事者在外面盛传，两个人都砸东西，但顾老师有文化一点，只砸碗不砸暖水瓶。
那时涤青和涤生听见这些说法，回头就告诉我。我没有看到，因为我懂事以后，父母打算吵上一架，就先冲我说：“崖崽，你去隔壁范医生家里去，我们有事。”当然，也许并不全是吵架，有时候大白天想做爱了，他们也要支开我才行。伏波祠中医院的宿舍那么逼仄，每家只有两间卧室。我七岁前和父母睡在一间，另一间墙上钉满架子，上面摆蟋蟀罐子下面摞起一层一层蛇笼子。
涤生只大我一岁，没能力把听来的事情复述清楚。涤青大我们四岁，她可以模仿得有模有样，还摹仿我母亲砸东西的动态——将东西举起来，脚一个小跳，砸下去后嘴里还嘣出“啊呸”的声音。她摹仿的动作就像在呵我胳肢窝，不笑都不行。
而我两岁时弄懂了离婚是怎么回事，这是父亲告诉我的，有板有眼。我父亲夸我从小就爱动脑筋，爱观察，问出奇怪的问题，比如为什么到了春天两只狗会屁股对屁股连在一起，比如为什么拖拉机要像纺车纺线那样纺几圈才开得走，又比如什么叫离婚。父亲总是含糊地回答：“那叫嬲，大了你就知道了。”“那不叫纺，叫发动。来，跟我念，佛阿发，爹翁动。”我父亲说我两岁多就问过他离婚是怎么回事，反复地问，眼睛里闪烁着求知的光芒。父亲终于被问烦了，只好告诉我：“离婚是指男的和女的过不下去了，要分开，就像我跟你妈一样。”据他说，我听后点点头，冲他说：“那好，你们先离婚，我也跟我妈离婚。”父亲承认，当时他听了这话很受安慰，也很感动，抱着我说：“好孩子，没白养。”
等我长到十来岁，就不乐意被父母一句话支开。他们叫我去范医生家里，我就说：“你们吵吧，不要管我。看你们能吵出什么花样来。”他俩一想也是，都这么多年了，哪还瞒得住？便当着我吵起来。我一开始看着还觉得痛苦，慢慢地学会了欣赏，歪着头当戏看。吵架时照样还砸东西。对抗这么多年，两人都有了斗争经验，砸东西只砸父亲的那些书本，那东西可以反复砸来砸去，用不着回头添置。有时候，隔壁涤青涤生来我家，正碰上他俩吵起来。我觉得很没面子，就会冲父母说：“别吵了，干脆你们离婚吧。我谁也不跟，你们把赡养费给我就行。”我这么说的时候，觉得自己很另类，很有个性。涤青后来也提到这一点，她说她听到这样的话很惊讶，觉得我真是与众不同。
我父亲以为我一直向着他。他有文化，在母亲面前总是有着莫名其妙的优越感。其实我心里知道，我自小也庆幸有个没文化的母亲，正因为没文化，她也给了我很多文化妈给不了的温存。我记得母亲的乳房起码有父亲三个拳头大，我好几岁了，开裆裤都被缝上了，她还让我吃奶。我撩她衣服她会不闻不问，一边打着毛衣一边任我将乳头咂得吱吱叫。有时候发出的声音太猖狂，她也忍不住说：“轻点轻点，饿死鬼哎，又没人和你抢。”虽然母亲没少打我，江湖人送绰号“铁匠娘”，但我更能记住的是她温存的那一部分。父亲既然是个老师，当然看不得这种情景，冲我骂道：“真是丢人现眼，像什么话嘛。”母亲听不得这话，她冲父亲说：“你不要在那里装人，你吃得人家就吃不得？”母亲看不惯父亲的装模作样，但诸如装模作样、假模假式、惺惺作态之类的词她都用不来，看不惯时，她总是说父亲在装人。
父亲确信自己是人，搞不清母亲为何老是骂他“装人”，这是有逻辑错误的，但又懒得跟她讲请楚，只得翻着眼皮说：“懒得和你一般见识。”虚晃一枪，走掉了。
隔壁的涤生就没有这样的运气，他到我家，看到我那么轻易就将母亲乳头吃在嘴里，还嘬出咂咂的声音，哪能不眼热？他回到家里，也要撩他母亲的衣服。他母亲胡会计是个斯斯文文的女人，像古书上写的那样，她随时是病恹恹的样子，蹙起眉头。胡会计不让涤生撩衣角，但也不会骂他，只会把他手拍开，把自己脸撇到一边，想让他突然省悟什么叫自觉。他却得寸进尺，继续撩。可惜他姐姐涤青总是站出来坏他好事。涤青看不得涤生这副丑态，怒从心生，把涤生揪到一边大骂他：“你这个小流氓，真不要脸。你都要读小学了，装什么嫩？嗲你个大头嗲！”涤生郁闷地说：“顾崖天天吃。”涤青说：“好样子不学，学丑样子。他妈是搞什么的？他妈是剥蛇的。你想吃你就去当她的崽好了。”胡会计就蹙着眉说：“涤青，不要这么说人家，邻里邻居，让人家听到了不好。”
涤青说得也没错，我妈确实是剥蛇的。她不是佴城人，是我父亲下放到广林县时找来的。她户口上填着苗族，其实她自己也不信。我外公外婆都是根红苗正的汉族，一共生育十次，到头来养活六个子女。1988年广林县改为苗族自治县，凡广林出生的人都可改为苗族。外公外婆年纪大了，改了民族也讨不到什么好处，就懒得去改。而六个子女三个务农，三个奔到了城里，考虑到改成少数民族能获得优惠政策，奔进城的全改了苗族。我外公外婆会怎么想呢？于是，我不得不说，家里这些实打实的怪事将我造就成一个民族虚无主义者，在我看来民族成分就像一件戏服，你扒下来了我可以穿，不必太过认真。当我正要因这样的认识而暗自得意，却又听人说，一个叫列宁的人老早就发表了大同小异的看法：世界发展的进程，也就是民族消亡的过程。呜呼哀哉，出语成谶，所言即谛！类似的让我失望的事还有很多。诚如父亲所言，因为我善于观察，所以常有发现。但是，我那些自以为是的全新发现，过不久才知是拾人唾余。
比如第一次遗精，也是如此。那天，这事情来得着实突然，猝不及防。当时我以为我生了一种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病，遗精后那种空无让我顿生遗世独立的念头。我不知道这病下一次会在什么时候来临，心底突然有了期盼以及焦虑。
父母结婚的时候，是半边户。母亲跟着父亲来到佴城，没有工作，先是去父亲所在的学校食堂当工友，和人打架，被警告、记过直至开除了事。父亲把母亲放在家里赋闲也不是办法，她一闲下来便有百样事情风生水起，父亲只得通过亲戚的关系将母亲弄进贸易公司剥蛇。那时候佴城蛇很多，农民在地头田塍上捡到了，存起来，攒足一定的量进城卖到贸易公司。卖得少了不行，收蛇的价格很便宜，而且是牌价，不受市场规律干扰，不会起伏。农民捡四条五条就进城卖，瞎耽误工夫。我爱去贸易公司蛇库里看蛇，麻花花的蛇一网箱一网箱堆起来老高。也爱看母亲剥蛇的麻利劲，她用胶皮在拇指上缠一块刀片，一锥头把蛇脑袋扎在案子上，手指轻轻一划一剥，发出豁拉的声音，轻巧得像是给蛇脱去一层袍子。蛇肉很白，剥掉皮还要扭摆一阵，扭着扭着就散架了。蛇皮都是卖去广东。除了我自己所在的省份，我知道国家版图上第二个省份就是广东。那时候，广东给我一个囫囵的印象就是人人一身蛇皮衣，买东西时掏出一个蛇皮包，抽出几张蛇皮钱。剩下的蛇肉，作为生产垃圾内部处理，贸易公司里的人凭工作证买，一角八分钱一斤。那时候，蛇肉吃得太多，令我很想吃猪肉。猪肉有油水。另外，蛇肉吃多了，家里老长蜈蚣，我经常被蜈蚣咬。父亲教过化学课，告诉我蜈蚣毒仅仅是些草酸，虽然让人疼痛，但并无大碍，解毒的办法就是用碱性液体冲洗，比如淋一泡自己的童子尿。我的膀胱比较守时，不能随时尿出来，不像有的小孩嘘几声便有尿，老嘘老有，再嘘还有。再说，蜈蚣经常咬在自己尿不到地方。有一次竟然咬了头皮百会穴那个地方，要是拿尿去淋的话，就得事先去杂技团学一学顶碗的本事，脑门顶长眼睛似的，看见东西落下来便调整一下脑袋，稳当当地接住。母亲自有简单易行的办法，她吐一口唾沫一抹伤口，立时见效，喊得应。她一开始剥蛇被蛇咬，被剥蛇的同事抬去医院急救了几次，自后她体内就产生抗体，百毒不侵。
母亲虽然没文化，但那年月就懂得创收，补贴家用。光剥蛇赚不到多少工资，她和她的同事都悄悄地把蛇苗带回家养，养得多了还寻找到规律，到计生委领避孕的药拌在蛇食里让它吃下去，让它们忘记时令变化以及发情交尾，专注于长个。长到一定程度，再让我舅舅从广林乡下进城来帮忙，将蛇一箱一箱地拎到贸易公司卖。她也懂得和收蛇把秤的师傅搞好关系，递一包烟，乌梢蛇就卖出了眼镜王的价钱。
四五年前那段时间，我父母闹离婚很频繁，我应付差事地回去了几趟，没想到他俩真就离了。这和我父亲的性格有关，他是个心高气傲之人，能忍受老婆没文化，将她作为半边户带进城，但忍受不了她本事一天天看涨，把自己比了下去。当然，更深层的原因，是他俩冤家聚头终会散的。
说起我父亲的清高，那也是很有名，他一辈子不得志，却是个大炮筒子，以敢骂领导闻名于佴城教育系统。他们中学的校长胡栓柱就被他好几次搞得下不来台。他们彼此都熟悉，都是混伏波祠这一块。胡栓柱是胡会计的哥哥，涤生的二舅。胡栓柱不学无术，却是人混子，拿了假文凭进到学校里教书，后来他兄弟胡栓梁的小舅子混上了副市长，他也随之摇身一变，变成了中学校长。即使他当了校长，我父亲照样没把他放在眼里，在胡栓柱面前依然保持着心理优势。胡栓柱虽然书教不好，但走马上任以后，定规矩是一把好手，将日常行为规范的条款增加了一倍，第一条就是“上班不准穿短裤”。胡栓柱首先在教职工会上宣布这一条，我父亲便举手要发言。经允许，我父亲站起来，他质疑说：“胡校长，我把短裤穿在里面可不可以？”
胡栓柱说：“那叫内裤。”
“那你的内裤是短裤还是长裤？要是是长裤的话，同志们呐，我们的胡校长竟然不穿短裤咧。”我父亲嘻笑着说，“但我已经习惯穿短裤了，不穿的话，穿裆风把那东西吹出风湿病关节炎，如何了事哟。”
父亲是有血性，有钱不会赚，位卑不惧官，因此他注定一辈子不得志。要是他能得志，前提得是胡栓柱之流全都内裤外穿变身超人，唰唰唰一窝蜂地飞离地球。
那次，既然父母真的离了婚，我就走不开，在佴城呆下来。母亲帮的忙，疏通关系让我去群艺馆上班。因为我既能写东西又会拍照片，虽然这两者拆开来，任何一样都不突出，但在佴城文化圈里，写东西的大都操不圆照相机，会照相的，往往连给摄影作品取名字都抓耳挠腮。我搞这些事没有天赋，也有童子功的，上手早。我父亲是个老师，心气又高，死活都要让我学有专长。
小时候，父亲提前给我补理化课，见我没有生就学理科的头脑，很是失望。他总在我面前讲述他以前的辉煌成绩，得了年级第二就痛不欲生，还说他连年是全县小学生的学习榜样，经常被派出乡村学校做报告，别的孩子因为仰慕，总是抢着跟他换红领巾。那时候不作兴签字，表示敬意就互换红领巾。因为……我父亲严肃地说，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是用革命烈士鲜血染红的。
他以身垂范，但起不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一俟段考，我死活只能拿这么点分数。父亲既然恨铁不成钢，遂就铁打铃铛，即便硬不起，也要摇得响。他每天压着我写日记，写作文。他找教语文的同事帮我改改，然后老往佴城日报寄。一开始几年没被采用，也没有任何回信。过得几年，父亲有个学生调进了佴城日报。那学生以前是数学尖子，得了一场脑炎后智力不够用了改投了文科，现在照样也混成了作家。靠我父亲这个弟子帮忙，我十五岁便在佴城日报副刊上发表过几组散文还有诗歌，十六岁在佴城日报发表了几帧照片，这样一来，佴城就有一些人知道了我的名字。
老一辈的人喜欢把很多事情的成败归结于遗传，或者是一些与众不同的现象。比如我在佴城日报发表了文章，就有人传我脑袋上生有四个旋。后来，涤生考取清华以后，伏波祠一带就有传言，说他脑门顶上有八个旋，四个正旋四个反旋。
写文章这事一开始确是父亲压着我搞的，但我慢慢地对此道有了喜爱。甚至此刻，倚赖着在佴城日报发表几个豆腐块攒起的自信心，我竟有了写一篇篇幅冗长的小说的冲动。这种冲动是和隔壁范医生的榜样力量有关。在伏波祠一带，涤青的父亲范医生才符合我心目中知识分子的形象。我每次去他们范家，范医生要么在中医院给人把脉，要么在家里读书写字。他读的大都是线装书。晚上我去他们家，总是看见他在书桌上铺开稿纸写文章。他的稿纸比父亲从单位捎回家的信笺纸大一倍，八开，每张纸上五百格。他用钢笔竖着写，从右写到左，和线装书的格式一样。这让我肃然起敬，因为别的人都横着写，从左写到右，只有他敢和别人反着来。经他指点，我才知道他写的字总比别的人多很多笔画，别人写个字只三画，他能写出十画；别人写一就一画，他偏要费去十二画。涤青告诉我，范医生是在校注一本古代医书，关于五官科医术的典籍。原书万把字，范医生能从这万把字里折腾出几十万字，而且只能用以前的繁体字写，要不然文章会跑气。涤青说这话我毫不怀疑，既然一画的字他能写得繁复不已，肯定也能把那万把字兑稀，就像将麦乳精兑水，麦乳精多少并不重要，水总归是管够。涤青还悄悄地告诉我，出版社会把范医生的书出版，出出来，书就像课本一样，每个人手里攥一本。我问涤青什么叫校注，她简明扼要地说，那本书只有她父亲看得懂别人都看不懂了，所以范医生有义务把那本书写成让别人也看得懂的文字。听到此处，我对范医生的敬仰之情更是百尺竿头更进了一步。我看着范医生案头上摞起的尺把厚的稿纸，感觉到只有坐在书桌后面不动声色地写写抄抄，才是一种体面的生存方式。我父亲斗蟋蟀我母亲剥蛇，当然是不好意思拿出来跟范医生比的。
再过得几年，我母亲做生意逐渐铺开了，赚的钱越来越多，而范医生老是在写他的那部书，没完没了。他退休后，一天只在家里看四五个病号，赚点油盐钱，然后杜门谢客，将越来越多的时间花费到写书上面。胡会计开始对他有怨言，在他面前老提起肖桂琴现在怎么怎么样了，骂他真是偷懒，每天不干正事，而且只开方子不卖药。当然，范医生依然怡然自得，若不这样，他会在我心目中垮塌掉。
有一年春节我和涤青涤生两姐弟从莞城回佴城，涤生打电话，叫我初二去他家，说这是范医生的意思。我去他家，一路上在想范医生怎么突然想着要请我吃饭？吃完那餐饭范医生将我拉进书房，案头上依然是一摞稿纸，书依然还没写完。我依然对他充满了敬意，心想一个男人就应该干一件没完没了的事情。
“顾崖，你是聪明人，我要讲什么意思，你大概也明白。”我不明白，却点了点头。我不想在自己敬重的人面前显得愚蠢。范医生说话直来直去：“那好，我就不跟你绕弯了。你和涤青都不小了，你三十一了吧？你们从小一起长大，青梅竹马，可能太熟悉了反而隔膜，有些事情上塞下阻通畅不了。那就由我这老东西把这层窗户纸捅破吧……”见我没有回应，他又说，“涤生都跟我说过，你十四五岁时就对涤青蛮有好感，是不是有这回事？”
我的脸暗自羞红。我知道涤生指的是哪桩事。我想想涤青，涤青是那么熟悉，我可以随时随地将她纤毫毕现地记起。看着范医生期待的样子，我说：“范叔，我听你的。只要涤青愿意，我能有什么意见。”
“放心，她那边我有把握，才跟你说这话。”
我没想到一辈子的事情竟然被范医生三言两语摆平。那天回到家后，我才意识到我和涤青有可能成为夫妻。她在莞城谈过几个男的，可惜都无疾而终；我泡过哪些女人她也是知道，在莞城，我们时常碰面，也时常把各自的朋友一起带来。那些交往的朋友来去匆匆，而我们几个倒是一直联系着。我不知道和涤青在一起生活会是怎样，躺在一张床上会是怎样，做爱呢，她是蛮有主见的人，而我恰好比较随性。我想到我们至少不会像我父母那样，三天两头吵个不停，就稍稍宽下心来。
我父母离婚那年我回到佴城，进入群艺馆工作。虽然沈馆长曾是父亲的学生，我知道这份工作搞到手，母亲起了关键的作用。虽然现在人们只对赚钱感兴趣，但去群艺馆或者文联谋求一个职位，你便会发现文艺积极分子竟然仍有这么多。
说是工作，实则轻松至极，没事时自行安排。除了年节的晚会和文艺活动需要我去拍拍照片，给群艺馆的剧团写写小品剧，一年办两期文艺刊物，基本上没我什么事了。不光是我，单位里别的人都一样悠地闲。在佴城，我颇认识那么几个熟人，个个貌似有单位，其实一年到头难得上几天班，天天在麻将馆里或者在茶楼里碰，打牌搓将，每个人桌前摆一沓钱，一会儿你把一些钱给我，一会儿我又把一些钱还你，循环不已，久而久之那些钱都消耗在了茶水单子上。
沈馆长也不上班，他伙同一票好友，成天出没于佴城的交际场所。如果我有什么事情找他——我刚参加工作，多的是手续要办。每打他电话办手续，他就说你把文件弄好，要我签什么意见打个草稿，我帮你盖章就是。沈馆长把章子挂在屁股上，走到哪带到哪。那是颗原子章，不需要蘸印泥。我找他盖章，他可以在饭桌上帮我把字签好把章盖好，而且每一个章都力图盖得清晰圆润，他用嘴吹吹，再手一挥签上花押：沈二门。他写字有极简主义风格，乍一看还以为是日本人签的。签完字，他有时拽我陪同吃饭，说既然来了，接待工作总是要做一做嘛。我想也是，既然有了单位，班总是要上一上的。沈馆长有一手绝活是弄狗肉，他弄的狗肉要剥皮，刨成肉片，像吃牛百叶肚一样，在汤锅里卤一下就放嘴里嚼，嘣吱嘣吱，声音脆得犹如生嚼芽白杆子。佴城出去的大画家俞淦品每次回来，点名要吃沈馆长弄的狗肉，吃完了还要将切好的狗肉片打包带走。狗肉吃多了，俞淦品画了一张“老沈烹狗图”赠给沈馆长，一饱口福之后，聊表感激之情。那画大尺幅，挂起来遮得住一面墙，画的是沈馆长赤着上身挥舞两把菜刀，与一群鲜蹦乱跳的恶狗激战正酣，画面空隙地方画了不少飘笔，那是狗毛乱飞。那画有丈把长，一人高，题款多达几百字。意思好像是说，沈馆长好客，一日客来得巨多菜没备足，他便跑到城南冷风坳杀豺狗，最后屠尽群狗，大胜而归，大宴宾朋。这都是俞大师自己说的，若他不说，有篆书底子的能认出十来个字，研究甲骨文的还能认出多一点。有人愿出十几万购买，沈馆长不答应。他喝了酒跟我说，俞大师估计也没几年折腾了。等他死后，画价起码能翻个跟头。到时候他自己也退休了，卖画的钱说不定能在好码头盘下几个门面，开狗肉馆子。
之后他又说：“当然，我希望老爷子长命百岁。”
沈馆长爱喝酒，喝多了就拍着我肩头兄弟兄弟地乱叫，叫得我倍感亲切。碰上这么一个不爱发指示只爱找人喝酒，且毫不端架只爱与人称兄道弟的领导，我知道是自己的福气。
沈馆长很少找我，反而是我找他的时候多。有一天沈馆长主动打来电话，要我帮个忙。他说：“顾崖，我舅子在鹭庄搞旅游生意，要人照些风景照片，做成广告牌挂在城里。你最近忙不忙？不忙的话你就帮我这回忙。他叫黎照里，是个爽快人，不会亏待你。”
我说：“沈馆长，你只管开口就是，我随时可以去。”我很愿意为沈馆长做些什么，投桃报李，纵有拍马屁之嫌，也是发自内心。
何况，黎照里我老早就认识。我记得他当年人长得帅，肌肉爆多，几乎要将胸肌练成乳房了。他打篮球打得很好，司职后卫，盘活全队，在整个佴城都大名鼎鼎。黎照里虽然没在单位上班，逢五一市直机关搞篮球赛，各单位总是抢着把他当外援引入。他个子不高，却能灌篮，一蹦五尺多高，身子先是拉成反弓型，再往前屈成正弓型，啪，偌大一颗球就喂进筐里去了。十几年前我逢五一就去市中心广场赶球会，一场一场地看。那广场有五六块篮球场，比赛杂多，经常好几场同时进行。逢黎照里出场的赛我必定围观，从头看到尾，也没意识到自己就是他粉丝，更没有拿小本子签名的习惯。再说他字写得也不好，我经常看过的。他的职业是在洋广铺路拐角的地方架个摊卖散装槟榔，摊前有一块马粪纸的牌子，上书“正宗湘潭九制槟榔”，底下还写了清香型、甜香型、焦香型、焦苦型，等等。
黎照里将每颗槟榔果切成三片，大片的两角，小片一角五。付钱后，他问你喜欢哪种香型，再用一根滴管往槟榔片里点几滴祖传秘方的卤水。我每次去都买一包焦苦型，黎照里点着卤汁，总是说：“好的，老弟，我也只吃焦苦型。”我嚼着焦苦型槟榔，仔细品咂了他的话，听出来他多少是有些名人意识的，以身垂范，他爱吃的香型就是品质保证。
在我看来“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是一句足可以载入《论语》的名人名言。那时候NBA还没有稳定地给CCTV输送节目，CCTV也还只有一个频道。一有直播赛事，宋世雄擦玻璃的声音便萦绕耳际。那时候，市里的篮球赛人们看着照样大呼过瘾。黎照里也会底线转身后仰跳投，看得全场人高声叫好，更不用说灌篮了。我当时还以为灌篮的动作是他发明的，前无古人。
有一年五一我照样在市中心广场看球，黎照里那年代表团市委，身披1号战袍。有一次，他灌了篮以后抓住篮筐悬在半空，撒手落地后，脚踩在了先行落地的篮球上面。他没练过狗熊踩球的技术，脚底一打滑，俯趴着便跌在地上。跌伤了脸，伤愈后有半边脸竟慢慢萎缩掉了。即使在大太阳底下，他的脸看上去也是阴阳不定。人却是个好人，脸受了毁容性的伤，只是让雇他的团市委付医药费就完事，绝口不提误工费或者营养费，更不用说什么精神损失费。那时候，人们还耻于太计较钱，计较钱就是为人不硬扎。黎照里肯定也认为那次受伤，是自己技术不好造成的，活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