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荣昌等一句什么话呢？现在需要灾后重建模范，是不是应当考虑“留用”一下赵书记，哪怕依旧“暂时”？谭华没有发话，再无回旋余地，送走领导后，赵荣昌也登车离去，无可奈何前往省城。
这一次更玄，变化尤其快：车刚出城，还没有上高速，电话到了。
鉴于本市救灾和灾后重建任务极重，需要加强领导力量，经有关领导紧急磋商，决定让赵荣昌在市里再留几天，负责贯彻谭书记视察要求，落实救灾和灾后重建关键措施。赵荣昌去省里配合调查的时间另行通知。
这显然是特殊情况下的临时措施，并不意味情况有根本变化，但是市长黄仁德即刻有了不同反应。
前天晚上，黄仁德与赵荣昌谈过话之后，决定于第二天开会，落实引水工程资金事项，以示对赵荣昌的告慰，聊为临别相赠。虽然还不到需要黄市长往某一个地方给前赵书记送茶叶的程度，毕竟人家市长还是讲了感情。黄仁德没有食言，不再拖延，态度明朗，干脆利落，于第二天下午的会议上把经费盘子讨论下来，让赵荣昌心里落下一块石头。但是其后情况生变，谭华驾到，本该离开的赵荣昌一走再走，一留又留，黄仁德有感觉了。
那天上午市里有一个大会，赵荣昌跟黄仁德在主席台上见了面。赵荣昌跟黄仁德商量一件事，想在这几天开一次经济务虚会议，问黄仁德什么意见。黄仁德还是那句话：“赵书记定吧，听书记的。”
经济务虚会是赵荣昌的一项施政举措，不定期召开，就本市经济发展重要问题集思广益。这一次赵荣昌打算让大家一起探讨象山开发区建设事项。台风刚过，重建事多，为什么要挤在这几天开会？赵荣昌还是那个理由：不知道自己会怎么样，不知道情况会有什么变化，所以利用一点时间，抓紧点吧，能办一件事是一件事。
“咱们定下周一怎么样？”他问黄仁德。
黄仁德推辞说，不巧他有点私事，正打算向书记请假。他母亲快八十了，前些时候突然发现身体有些问题，不敢再拖，打算利用这个双休日到北京去找专家看一看，医院和医生都联系了，他得陪老人家去。作为儿子，这种时候只好把其他事先放一下。他会尽量不影响工作，初步设想是用双休日两天时间，但是也怕到时候碰到一些具体情况，很难说不会拖点时间。
“不影响赵书记时间安排。”他表态，“即使我不在，务虚会照样开吧。”
赵荣昌说：“那不好。市长主抓经济，当然要市长在。”
两人商量，赵荣昌不愿把会议往后推，担心省里忽然一个电话，事情一变而不知何去，遥遥无期。但是黄仁德也没法推，毕竟市长也是人子，关键时候必须尽点孝道。怎么办呢？赵荣昌决定还是预定周一开会，先做准备，发预通知，待星期天，再根据市长的具体情况最后确定。
黄仁德说：“哎呀，其实不必等我。”
赵荣昌说：“注意保持联系。”
黄仁德动身去了北京。
星期日中午，赵荣昌给蔡波挂电话，问蔡波在什么地方。
“我在处理引水工程那件事。”蔡波说。
在经费盘子基本落实之后，蔡波需要抓紧落实。赵荣昌却要蔡波把事情先放一放，赶到象山半岛，找个合适的地方，再通知叶家福，就说赵荣昌有请，同学聚一聚。
“赵，赵书记，”蔡波顿时口吃，“这为什么。”
“去办吧。”
“怎么去那种地方？”
“就要那里。”
他们谁都没有想到，就在其时，事情正在悄然逆转。
当晚他们相聚于象山半岛滨海角落的一个村庄小酒馆里，只有他们三人。小酒馆两层，楼上有雅间，窗外是海湾，海湾中泊着大小渔船，渔火点点，海风中有一股强烈的海腥味，还有成群结队的苍蝇在乡村酒馆的雅座碗筷间飞翔。
赵荣昌感叹说，不要再几年，这里肯定会是另一番景象。
“我应当是能够看到的。”他说。
蔡波说：“不是应当能够看到，是你应当亲手把它做成。”
“谁知道呢。”赵荣昌回答。
近些年里，赵荣昌对这个半岛可谓倾注心血，此刻此间还是相当荒凉，简陋的乡间渔村，坎坷的乡村道路，蚊虫苍蝇，一如千百年的旧模样，但是这里不声不响已经悄悄发生了巨变。半岛对岸，有一条铁路线正在修筑，半岛前端，一条大型引水渠正在加紧施工。象山半岛有着大片可供开发利用的土地，有着本省沿海最好的港湾条件，为什么千百年里始终荒凉？因为交通不便，还因为缺乏淡水资源。这两个关键制约因素此刻正在消解，半岛的开发前景正在凸显。
赵荣昌说，有朝一日也许人们会记起赵荣昌这个人，因为他在这里打下的基础。
蔡波说：“这算什么？八字还没一撇呢，赵书记别想撒手。”
赵荣昌笑：“蔡波是在替我宽心。”
叶家福在一旁闷不做声。
当晚没其他人，三位老同学聚会，一起喝酒。谁都没有被惊动，这里没有谁知道他们是谁。乡村酒馆做不出什么好菜，随便叫几个，聊为下酒，酒是赵荣昌自己带过来的，茅台，一共三瓶。赵荣昌说今天就这三瓶，必须喝光，一人一瓶，各自包干。酒有些来历，是张同海给他的，他给张同海送茶，张给他酒。张劝过他，说他当书记要懂得节制，不要多喝。他身边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他非常节制，知道他偶尔会情绪失控，喝得不省人事的只有最了解他的很少几个人，包括张同海，还有身边这两个同学。眼下这种境况，今天这个场合，不想再克制了，就此一醉吧。
他们喝酒。蔡波和叶家福联手对付赵荣昌，蔡波用言语，不断跟赵荣昌说东道西，叶家福不说话，不动声色把赵荣昌的酒悄悄喝掉。吃饭喝酒之际，有电话接二连三，打到赵荣昌这里。
今天是星期天，如果明日经济务虚会确定召开，今天必须正式通知。但是市委办一直无法与黄仁德联系上。从上午到黄昏，黄仁德始终不开手机。上午未能联系上，大家分析可能黄市长上飞机了，飞机上必须关闭手机。到了下午还联系不上，大家开始着急，不知道黄市长为什么这样，明明知道需要等他确定会议时间，不主动联系说明，还把手机关了，哪怕是他母亲大事不好，正在手术，濒临死亡，作为一市之长，再怎么样也不应该如此销声匿迹。直到晚间，赵荣昌三人躲在象山半岛一家乡间小酒馆里聚会时，黄仁德依然联系不上。
赵荣昌下令：“不要停，继续找。”
酒馆小妹给他们端来一大盆蟹，盆中大蟹一只只大如巴掌，都是上等的大红蟹，煮得恰到好处，蟹壳红亮，香气蒸腾。蔡波吃了一惊：“这谁点的？”
小妹不知道。蔡波赶紧起身，出包厢去问老板。蔡波没有点蟹，因为叶家福一向不吃那个东西。蔡波出门去了一小会儿，又回到包厢，脸上挂着惊讶。这盆蟹没有送错，就是给他们的，特别是要给赵荣昌。该蟹却非本店经营食品，是外人送来的，过程比较奇怪：有一辆轿车从小酒馆外的村道开过，已经上了前边的小桥，忽然又倒车回来，停在小酒馆门外。有一个衣着讲究的中年人下车，指着停在小酒馆外的越野车问酒馆老板：“这位领导在这里？”当天为了不惊动地方，蔡波没用自己的车，派了政府办的越野车，三人坐一辆车来，却没想如此偏僻地方，居然也有人注意到这辆车。
小酒馆老板不认识轿车上下来的人，也不知道包厢里三位客人的底细，来人问了几句话，得知三位陌生客中两个高个子，一位矮个，来人点头，问其中矮个子是不是走在中间？老板肯定，来人说他知道了。酒馆老板问来人要不要进包厢见一见客人？来人说不打扰，打开他的轿车后盖，从里边拎出一串蟹，让老板做一做，送给领导品尝。来人居然还掏出钱包，替三位客人提前买了单，然后坐上他的轿车离开。
不禁赵荣昌笑：“天上掉馅饼了，砸高的还是砸矮的？”
他们三人中，蔡波叶家福是高个，赵荣昌个矮。天上掉馅饼，通常砸高不砸矮，但是这里的情况不一样。
叶家福警觉道：“这东西能吃吗？”
蔡波说：“东西不会有问题，人不知道。”
赵荣昌问：“没打听是谁？”
小酒馆老板说不明白，蔡波也觉茫然，皱起眉头猜测。
这时蔡波的手机响铃，有人找他，却是郭启明郭老板。
“蔡副市长在忙？”郭老板问候。
蔡波啊了一声：“是你吗？”
“是啊。大礼拜天，领导忙个啥？”
蔡波沉住气，在电话里调侃，大礼拜天领导能忙啥？为人民服务嘛。郭老板也调侃，领导干什么都是为人民服务，不像他小老板干什么都是为人民币服务。
“郭老板找我有事？”蔡波问。
郭启明的事情却是找黄仁德，有朋友请他跟黄市长联络，他怎么也联系不上，问来问去，好像大家都在找黄市长。他觉得挺纳闷，所以找蔡副市长打听内部消息。黄仁德市长刚从美国回来，不会马上又出国去吧？
蔡波说：“黄市长送母亲去北京看病，这两天该回来了。”
“不对啊，”郭启明说，“听说他们家老太太刚给送回老家。”
“那就怪了。”
蔡波没跟郭启明多说，只问：“郭老板是不是喜欢吃红蟹？”
郭启明不明确答复，只说那东西大补。
“郭老板也喜欢学雷锋做好事不留名？”
郭启明笑：“领导别挖苦，我有那么好吗？”
那时顾不得继续追查红蟹来历，蔡波匆匆收了电话，把郭启明找黄仁德的情况报告给赵荣昌。
“看起来有问题。”赵荣昌说。
半小时后有一个电话打了进来，是市委秘书长。秘书长报告说，根据赵书记要求，有关方面紧急核对了航班记录，未发现黄仁德市长乘座航班的信息。另外，黄市长家人也无从联系。
黄仁德有一个儿子，现于美国留学。其妻于半年前赴美探亲，至今仍在美国。
“这是什么意思？”赵荣昌问，“市长去向不明？”
“这，这，”秘书长紧张起来，“还不敢断定。”
赵荣昌握着手机，思忖许久。
“赵书记，”秘书长请示，“这怎么办呢？”
赵荣昌做了决定，让秘书长继续设法联络，同时立刻向省委报告。
“这，这，万一。”
秘书长的意思很清楚：把情况如此上报省委，相当于报称市长失踪。万一黄仁德只是因为某个意外事项，例如突然生病或者手机丢失而无法及时联络，那就糟糕了。
赵荣昌摇头：“不能等了，报告吧。”
蔡波、叶家福听出了赵荣昌电话里谈的事情，两人大惊。
赵荣昌不动声色：“可能出事了。”
他告诉两位，几天前他跟黄仁德谈过一次话，讲起他们这样的人什么都可能碰上，无论如何都要经得起。当时黄仁德问他是怎么做的，要学习学习。他说了一句话：“关键是清楚自己到底要什么。”
桌上的三瓶酒都没有喝完，赵荣昌感慨，说本来想在这里一醉，看来不允许了，走吧，酒收起来，以后可能还有机会。
他们离开了象山半岛。
第二天全市震动。
市长黄仁德被确认失踪。根据查核，黄于星期六晚间乘国际航班于北京机场出境，用的是一份化名护照。该护照及上边的照片均是真的，因此得以通过安检，却因为护照上使用的名字不是“黄仁德”而未被及时发现。这份护照为数年前黄仁德利用职便，通过特殊渠道悄悄办理，显然他早为自己留了应急后路。
黄仁德为什么要跑呢？与123案有关。周兴宜在本市拿土地搞“豪门”大酒店，黄仁德起初不予支持，后来表态“请赵书记定”，这一转变是有代价的：周兴宜通过省城黄仁德的一位亲戚，给黄市长在美国的儿子送了十万美元。周兴宜案发后，蔡波曾经告诉叶家福，外界盛传周兴宜花了大价钱，才搞到本市西郊那块地，该传闻不是空穴来风，人家果然是花了大价钱在黄仁德身上，只是外人无从知晓。周兴宜出事，这一笔钱让黄仁德坐立不安，他在出访美国期间密切留意国内案情发展，不仅因为赵荣昌被牵扯到里边，更因为自己暗中也有把柄在人家手里。黄仁德回国后，恰当周兴宜案迅速发展，相关官员相继落马，他从一个特殊渠道听到了消息，预感自己可能已被注意，这时还有什么办法？这一笔美元已经足够他倒楣，但是既然有这一笔，就可能还有其他笔，从这里再挖下去，很可能会查出一个无底洞。此时此刻能怎么办？监狱还是逃亡？黄仁德选择后者，三十六计走为上，仓皇离境，一走了之。
令人难以置信，市委书记赵荣昌为张同海周兴宜所累，满城风雨，却是市长黄仁德不吭不声忽然大爆冷门，成为豪门夜总会123案又一要角。黄仁德一跑了之，是否可以相应排除赵荣昌的受贿嫌疑？是否意味着赵荣昌奇迹般走出灭顶之灾，有如他在台风大雨中一脚陷入窨井，又从没顶洪水中冒将出来？
这当然是不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