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一根射线有一个顶点，一个圆有一个圆心一样，塔鱼浜既是我的顶点，也是我的圆心。塔鱼浜也十分有可能还是我的终点。我记得那里墨色瓦楞下每户人家的歌哭生聚；记得早晨一缕炊烟的蓝色成分；记得一条白狗和另一条黑狗的爱情以及它们的主人的私情；记得两三条潮湿、幽暗、冗长的弄堂，以及弄堂口的沁凉的风，“日那娘”的粗口、一个男人有一个女人侧身相让时肚皮擦出的颤栗；记得两脚踏上木桥时“吱嘎吱嘎”的声响；记得一个老人敲潮烟时因用力过猛而敲落的烟嘴；记得谁家厢房传出的哭泣；记得生产队出工和收工时那面必敲的铜锣；记得我叔叔拆烂污阿二用圆珠笔书写着“韩林”两个字贴在柴堆上的纸条；记得盲太太的谜语和随即被我们一一破解的谜底；记得那个给我带来了鲫鱼的机埠——那些搬运到高处的水洗净了我的童年；记得生产队仓库的墙上偷偷画上去的下流画；记得我上小学一年级时父亲从乌镇“野坊”（锅厂）里带出来的几粒铁弹子；记得那个带给我侮辱的绰号，为此我愤怒地用碎瓦片打爆了几个同龄人的头；记得我母亲莫名其妙的病——一只摇摇船载着有气无力的她去镇上医治；记得夏天的晚上坐在条凳上听到的毛骨悚然的鬼故事；记得那里河流的走向，河面上疯长的水草，水草下面的鱼虾……记得泥墙上数不清的小洞洞，洞里面的蜜蜂，用一根细长、坚硬的麦管勾引出来的过程，以及它尾部被活生生撕开的蜜；记得平房的墙面上一年四季挂满的农具——锄头、铁耙、扁担、竹匾、蓑衣和斗笠；记得一个大雪天潜入生产队粮仓的众多麻雀，以及麻雀突然遭袭的无助的惊恐；记得初春的一天，挽起裤管，走下河埠头，立定在水里，脚踝被小鱼儿轻轻咬啮时的麻痒；记得头顶的星象，那神秘的被风吹乱的图谱；记得村子里无名的棺材，挤在阴晦的桑树地里，黄鼠狼出没的时间；记得我、三毛、咬毛、小英坐在泥地上“抓七”的游戏；记得有一年夏天，在长坂里的一只深水池塘里，我将村里的一个姓施的小男孩托举出水面的壮举；记得村里的白粉墙上，用血红的油漆刷出的一条条政治标语；记得背着竹，去队上的番薯地里偷挖番薯的黑暗中的晕眩；记得水泥广场上，用堆满场地的小捆稻子修筑和挖掘我们的“地道战”；记得这些从银幕上搬下来的“战争”而造成的我们的鼻孔里的两条黑乎乎黏稠稠的鼻涕；记得那些用村里唯一的一只木船去娶亲的日子和抬着棺材，撒着霉头纸出殡的日子；记得生产队里开会，全大队的“四类分子”到齐了，低眉顺眼，甘心接受贫下中农批斗的少数几个晚上；记得“四类分子”严子松（隔壁邻居）逢年过节，早早关了矮门，关了大门，偷偷拜阿太（即祭祖）的情景；记得每年春天，我去油菜田掘来桃树、梨树的树苗，满怀希望地栽种在屋前屋后，却没有一棵得以存活的沮丧；记得我和二弟一道去杭州，以四百元的价格扛回一台西湖牌十四英寸黑白电视机，架在屋前空地上，让全村村民观看的得意时日；记得我追随母亲，离开塔鱼浜的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记得在我的祖父的时代已经不复存在的，却一直高耸在我的想象中的那一座神秘的宝塔……塔鱼浜曾经是我的——“我的童年没有消耗完的地方”（拉金语），虽然我并不比它的青草高出多少，但是我记得，我记得。
桃花太美了，这种美，甚至让你的血液逼将出来，浇灌她也在所不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