饭桌端上了腊八粥，我伸勺子搅着黏糊糊的红豆粥，又挑拣着舀起粥里的大枣、花生和桂圆肉，突然想起，又要过年了。
又端上一碟碧绿的腊八蒜，还有一大盘皮薄馅大的蒸饺。门外北风呼号，屋内蜂窝煤小炉子未能增添多少暖气，空气寒冽冽的。我吃饭时，总要哈一哈冻得冰凉的手掌。但是，瞧着桌上摆的腊八粥、腊八蒜，我的兴奋神经被触动了，啊！今天是腊八，离过春节只有二十余天了！
往年这时候，家里该谋划过春节的事儿了。得买好大量的鸡鸭鱼肉，其中一部分早早煮熟再用酒糟泡起，另一部分则放到屋外大筐里冰冻着。还要拿那台小石磨专门磨出许多水磨糯米粉。我家是南方习俗，过年不吃饺子，而是吃水磨糯米粉沥干后包成的汤圆，黑芝麻粉、白糖和猪油做馅子，汤里另加甜酒糟及桂花糖，煮熟后皮薄透馅，糯不粘齿。这种宁波汤圆在大年三十晚上和年初一早晨吃，象征团团圆圆。还吃宁波年糕，那是米面做成的长条形年糕，切成片片，放细细的肉丝和雪里蕻，清汤清水，味美可口。
果然，饭桌上，妈妈和爸爸商量预备过年的事：
“快过年，该置办年货啦，买几坛黄酒吧？”
“嗯。”
“过几天，先打扫一下房子吧？”
“唔。”
“也要买一些菜呢，糟点儿猪肉、猪肝、猪肚儿，腌两只鸡，还得……”
“别搞太多菜啦，”爸爸无精打采说，“让人家又说咱们大吃大喝！再说，正轰轰烈烈搞运动呢，谁也没什么心思串门啦。”
妈妈眨一眨眼皮，明白了他的意思，脸上迅速布满阴霾，微微点头。
他们有自己的心事。可我，仍然一天一天翻看日历牌，掰手指头算计，还有几天该到春节。什么也打消不了我们孩子对过年的孜孜期盼！
噢，过春节是热闹的。贴年画，贴春联，家里打扫一新。虽然隆冬寒天，迎春的热情也随之带来活跃氛围，预示新一年万象更新。每家总要买一些爆竹放，噼噼啪啪响声不绝于耳。我们这些孩子穿着新衣新鞋，一边惊叫着随手燃放鞭炮，一边从衣兜里掏那些零食吃。过年那些天，也是我们孩子磨牙的节日，花生、瓜子、栗子、蜜饯，还有种种糖果与干果，吃得小肚子圆撑撑的。到大年初一，大人们络绎不绝互相拜年，彼此串门时拱手作揖，一片欢声笑语：“过年好！过年好！”街上人群也熙熙攘攘的。
呵，过春节也是欢乐的。自除夕之夜始，到处酒香肉香，一家人聚齐吃团圆饭，时常通宵不眠，只为熬夜守岁。我家也请一些亲戚朋友，比如四姨一家人和亲近的朋友，吃过酒饭后，他们便摆起麻将桌，哗啦啦搓起麻将牌，总要玩一通宵。近午夜时分，妈妈就到厨房给大伙准备一些汤圆之类的消夜。而小孩子们，东串串，西遛遛，未必熬一整夜，吃过夜宵后就睡觉了。
哈，过春节又是喜庆的。大人们根据以往的老规矩，给我们立了许多禁忌，不许讲不吉利的话啦，不能打碎碗碟啦，这个那个的。因为，春节期间那些日子至关重要，预兆一年的吉凶祸福，必得谨言慎行。不过，那些老规矩，连妈妈自个儿也不遵守，爸爸更是稀里糊涂。毕竟与外婆那些老一辈人不同，他俩是有现代意识的一代人了。据说，按传统老规矩，除夕要接神、要祭祖；大年初二要祭财神，正月初八要专门给长辈老者顺星、祈寿；等等。解放以前，还得设香案，得准备香火、蜡烛、纸马等，这一切也统统免了。可是，我年幼时给长者拜年，爸妈还是让我跪下磕头。我如今长大了，也是拱一拱手而已。拜年后，我还能得一些压岁钱，是爸妈惟一容许我自留的私蓄，一笔一笔钱攒下，可以买小人书，可以买零食，可以买我自个儿想买的那些东西。
越临近春节，我越是担心。或许，由于搞文化大革命，今年谁也没有心思过年了？妈妈置办年货时许多东西都买不着，也蔫搭搭的。爸爸听到悄悄的流言，说是造反派们怕过年耽误革命，正强烈要求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不放假！尽管流传着小道消息，人们仍然抢购着能买到的一切东西，所有商店门口都排着长长队列。
春节前一星期，四姨派来小表哥，与我一起磨糯米粉。小表哥是初中三年级学生，大高个子，他是学校里的篮球队员，喜欢体育运动，打排球、踢足球、溜冰，都会几下子。他身板壮实，叉开腿往椅子上一坐，压得椅子吱吱响。
妈妈搬来小石磨，脸盆那么大，搁到木凳上。小表哥坐旁边，手握竖立小石磨上的碾棍，一圈又一圈，推着小石磨。我呢，坐另一旁，手握舀勺，小石磨转四五圈，就对准石磨的小眼儿加一勺子泡水的糯米，转呀转，乳白汁水从小磨盘石槽流出，淌进面口袋里。滴滴答答，一串水珠从口袋过滤下来。
一转又一转，吱呀呀，一转又一转，吱呀呀……
我痴迷于静谧氛围中，单调的吱呀呀碾盘响，窗外光秃秃树枝上鸟儿的啁啾，遥远零落的自行车铃声，模糊朦胧地成为寂寞的点缀。我的灵魂，像漂泊的孤舟，在涟漪层层的水面摇荡呀摇荡……
“嘿，加呀！”小表哥催促道。
我呆怔着，竟忘记加糯米了，赶紧加一勺子。
“米太多了，加点儿水。”
我又下意识往眼儿里加水。
“你木呆呆的，怎么啦？”小表哥笑了，又压低声音说，“跟你说，过年来我家，我领你放鞭炮！你知道吗？昨儿我买两个‘二踢脚’，嘿嘿，放起来，炸雷似的，才带劲儿呢！”
我又兴奋了，啊哈，二踢脚！
厨房又飘来肉香，妈妈咣咣在案板上剁着什么。
傍晚，爸爸下班进屋，回头一瞥，门口支架上挂着装满水磨糯米粉的口袋，滤下的水珠滴答、滴答淌到脸盆里。他随口说：“哦，水磨粉弄出来啦？”解下毛围巾，脱掉黑呢大衣，又道：“嗯，单位已经通知下来，今年春节不放假了！”
“一天假也不放？”妈妈诧异地问。
“可不是，从初一到初五，天天上班！”
“光是你们单位不放假呢，还是全国……”
“当然全国。中央发下文件，说是根据各地造反派组织倡议，文化大革命正在夺权的紧要关头，应该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还有破四旧啦什么的一串话。”
“唉，连过年也不让过！”
“也好，省许多事。”爸爸躺沙发取下眼镜，掏出手绢仔细擦拭蒙上热气的镜片，神态悠然。
我抑制不住失望，也问：“爸爸，真的不过年啦？”
“还有假的！”
“那，那，也不拜年啦？”
“不过年了，还拜什么年？”
“那……”我不好意思说出，作忸怩态。
“什么呀？吞吞吐吐的，说呀。”妈妈看着我。
“那，那，也不给压岁钱了吧？”我终于说出了。
爸妈破颜一笑。
“给你，哈哈，给你——”爸爸戴上眼镜，拍我一下后脑勺，“给你两巴掌！”他转脸又冲妈妈说，“好啦，你做的那些菜，咱们自个儿吃吧。”
最兴奋的时刻，莫过于放鞭炮点捻子一刹那，我的心怦怦跳，手腕颤抖，线香总也点不着捻子。好容易点燃了，捻子嗤嗤冒火星，慌乱中扔出去，叭！鞭炮半空中炸响，昏黄暮霭里薄薄的碎纸屑飘落下来。
院里放了几个鞭炮，小表哥又拽我至大门口，悄悄说：“我这儿还有个‘二踢脚’，走，到大街放去。”
四姨家住东直门大街的一个大杂院里，有七八户人家，两进院子。门口高台阶，能在那儿望见车水马龙的大街。已是傍晚了，街尽头半轮夕阳成橘红色，乳白色天空也闪闪发亮，骑自行车的人们熙来攘往，被裹进灰暗的一团雾气之中似的。
小表哥掏出仅存的那个二踢脚，捧手掌里摸一摸，犹豫地说：“就一个了！咱们晚上再放吧。这会儿，人太多了，崩着谁也不好。”
二踢脚有大人拇指粗，点燃捻子后，它在地上炸响一声，还飞蹦至半空，更响亮地再炸裂一声。我极想瞧他立刻燃放那二踢脚，拽住他袖子央求：“小哥，咱俩到那边空地放，好不？不会崩着人的。”
“你可不知道——这二踢脚飞起来有多远，说不定能炸到大街上呢！”
街面上又驶过一辆宣传车，车顶架两个大喇叭，响起一个姑娘的清脆声音：“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突然间歇了，咕嘟一声，显然是喝水，竟也从大喇叭里清晰地播放出来，街上人们都笑了。
马路对过，一辆草绿色北京吉普车停下，两个披军大衣的男子和另一个穿黑呢大衣的人下车。我远远认出，穿黑呢大衣的人正是爸爸，他与那两人讲几句话，径直穿过马路，冲我们走来。
小表哥捅我一把，“你瞅，姨夫来啦！”
爸爸神色匆忙瞥我俩一眼，直接进入大门。
我俩也紧跟过去，爸爸在大屋里正对四姨和姨夫说：“四姐，姐夫，实在对不起！快要下班时，单位接到北京市工代会一个电话，叫我们出一个笔杆子为他们连夜赶写文章，欢呼发表毛主席最新指示，他们立即派车来接人。结果，这个差事落我头上了。”爸爸苦笑一下，又说，“现在，一辆吉普车还等在外面呢。”
姨夫说：“忙什么，你把司机和同来的人一起叫来，吃过晚饭再走嘛！”
爸爸摇摇头，“算了吧，我赶紧得跟他们过去。他们说，在新侨饭店专门订一个房间，要我连夜赶写出文章来，催稿很急呢。”又转过脸吩咐妈妈，“你和小野在这儿过节吧，晚上也别回去了，明天早上我来这儿接你们。”
四姨说：“好，好，晚上住这儿吧！”她又瞟了妈妈一眼。妈妈大概感到这事情突如其来，表情怔怔的，嚅动一下嘴唇，微微点头。
大家送爸爸出门，直至马路边。爸爸急匆匆走过自行车与车流不断的大街，冲那辆吉普车旁的两条大汉作个手势，一个披军大衣的男子顺手拉开车门，爸爸钻入车内，吉普车鸣笛两声，疾驶而去。
我蛮得意的，呵，爸爸真有本事，人家派汽车接他写文章！可我回头却不由吃一惊，妈妈脸色好难看！她的眼睛瞪得滚圆，外面一圈白边，面色发青发灰，脸部肌肉隐约抽搐。她呆立那儿，直勾勾盯着马路对过。
“妈，怎么啦？”我推她一把。
妈妈有气无力地转过身，“哦，我有点儿累了。”她又惊恐地回首望马路对过一眼，喃喃地说，“今晚还是回家吧。吃过晚饭，咱们回家。”
我私下里想住在姨家，多热闹啊！便立刻反驳妈妈：“爸爸让咱们在四姨家住下呀！明天早晨，他还要接咱们哩。”
妈妈的语调突然异常严厉，“不！你——听我的！”我惊异地发现，她身体孱弱得好像大病一场。她额头沁出星星点点汗珠，一只手扶在我肩膀上，拖着沉重双腿慢慢走着。
我和小表哥又在院子里放几个小鞭炮。不知怎的，却玩耍得不很起劲了，总有惶惶不安的隐约感觉。寒风卷起深黄色纸屑及枯叶，漫天飞舞。我们又回到屋子里，妈妈与四姨、姨夫及大表哥几个人，正在里屋低声细语说着什么，脸上表情有忧戚之色，氛围显得沉重而紧张。
妈妈嗓音沙哑说：“……唉，我担心呀！肃反运动时，他也是被一辆吉普车接走的……”
“他刚才说，被市工代会接去写文章嘛。”四姨轻声插一句。
“我看也不像出事情。刚才，秉仁兄的神态挺乐观的！”姨夫也说，“再说，真要是被抓走，人家哪儿还容他单独来这里，总要后面跟一个人看守着……走哪儿监视到哪儿呢。”
“那两个披军大衣的人……怎么回事儿？就是站吉普车旁边的两人呀，肯定不是他们单位的人，我从来没见过呀！”
“嗨，那两个人，秉仁兄不是讲过，这是工代会接他去写文章的嘛……”
大表哥惴惴不安提醒大家：“咱们小声点儿吧，别让隔壁邻居听见了……”他随手关上里屋房门，就只能听到里屋嘁嘁喳喳的悄声交谈了。
我在外屋，挺想进去再听一听。可我知道，妈妈绝对不会让听的，这样重要的事情他们不让小孩知道的。我坐在椅子上，浑身瘫软无力，恐惧感似乎浸透了骨髓。唉，怎么回事情呢？爸爸真的被人逮走了？是妈妈瞎猜还是残酷现实？我们怎么办呢？我不敢再往下想了。暮色越来越浓重，一抹深褐色夕阳照耀着对面墙壁，仿佛像红蜡烛淌下的蜡油。大院墙根那一堆未融化的积雪成黑色了。我再也没力气站起来了，也没心思到院子里放鞭炮了。我只是可怜巴巴地盼望，天色快些黑下来吧。
吃晚饭时，四姨和姨夫预备一桌酒菜，有酒糟鸡、白切肉、卤猪肚、皮蛋等，每人面前一杯糯米水酒，又不断端上一些炒菜。可是，这顿饭却吃得无滋无味。电灯黄黯黯的，四姨与大表哥时时将忧虑的视线投向愁眉苦脸的妈妈，姨夫想活跃饭桌上的气氛，说个笑话打趣一下，大伙只是应付似的勉强笑一笑，注意的目光仍然集中于妈妈身上。桌上又一片沉寂，可听到单调的筷子碰碗碟与轻微的咀嚼声。
妈妈伸筷子扒拉两下眼前的菜，就什么也不想吃了。她疲惫地坐一边，低头呆想着。四姨怜悯地瞟她一眼，“哦，今晚，你们还是住这儿……”
“我想好了，还是回家吧！”
“唔，让小野住下，也行。”姨夫抬头看我一眼。
“不，小野跟着我！”
晚饭后，我们只呆了短暂片刻，很快起身回家。四姨一家人送我们去公共汽车站，大伙默默无语。一直到了站牌下，四姨情深意切地扶住我肩膀，又拉起妈妈的手：“小妹呀，心放宽一些哇……真有什么事，赶紧给我们打电话！”
“好，好的。你们，也回去吧。”妈妈喉咙像堵个东西，她像是个恹恹无力的重病人。恰巧，一辆公共汽车驶来，她拽我一把匆匆登上去。
公共汽车的车厢光线暗淡，有许多空座位。我坐那儿，朝车窗外眺望着。夜景辉煌，灯光闪耀，街面零落几声鞭炮响，虽然未放假，很多家门口仍然挂上红灯笼。哦，一条又一条数不尽的胡同呀，还有一幢一幢低矮的铺面房，墙壁上被寒风刮得破碎的大字报纸，灰色柏油路面也有不少枯叶及纸片滚动。我突然作恐怖的幻想，如果一个人被抛弃到荒凉原野上该怎么办？没有树，没有人家，没有灯火，寒风呼啸，一望无际的黑暗……
“妈，到哪一站啦？”
“嗯——”
昏暗的光线中，妈妈那对呆滞的瞳仁正失神地望着我。我打一个寒战，后脊背一阵发凉。
有一只冰凉的手抚摩我的脸。
睁眼见妈妈坐我身边。月光下，她显得更加面容苍白憔悴，头发蓬散，揽起我的手啜泣着：“小野，孩子……我的孩子……”
我根根汗毛竖起，吓出一身冷汗。
“我想来想去，你大了，该告诉你……要有思想准备呀……非常可能啊，爸爸……爸爸被逮走了……”
我坐起身惊愕望她，血液仿佛一下子凝结了，喉咙里抽抽噎噎，兀地，我放声哭出来。只嚎哭两声，被妈妈捂住嘴巴：“别哭！你是大孩子啦，该懂事了。爸爸妈妈要是都出了事，你就要独立生活……妈妈也不在了，你怎么办呢？”一串串晶亮泪珠在她脸上闪烁，“如果把妈妈也逮走，啊，给你五十块钱，你要收好……”
她把折叠好的纸包放入我衬裤口袋里。我恐惧地拽住她胳膊，泣不成声道：“妈，妈，我跟你们一起……我，我不要钱……”
“记住，如果妈妈也被逮走了，你去找梁伯伯。”妈妈嘶哑地说，散发着一股口臭，“梁伯伯要是不敢收留你呢，你，你……你就节省用钱啊。对啦，里边还有粮票！”
我傻呵呵仰脸呆望着她。
“啊——妈妈说什么也得跟你一起……”妈妈捧起我脸蛋仔细端详，又轻吁一口气，“不会的，不会出事儿的……不会，不会的。”她又喃喃自语。
“爸爸会回来吗？”
“当然会回来的！他也没做过亏心事，一辈子老实本分，遵纪守法，干吗要逮他呢？”
我轻松多了。周围极其静寂，可听见细微喘息声。我倚靠妈妈怀里，又体味到巨大悲痛退潮后的空虚，它更让人恐惧。清冷月光如轻纱笼罩，屋里家具物件如大海的模糊礁石，冰冷坚硬，黑黝黝的。妈妈起身了。她躯体松弛了，微微有些哆嗦，摸一下我脑袋：“你睡吧，妈妈可能是太过敏了。明天早晨，爸爸就会回来的……”
她走出房间。我再也睡不着，来到窗前，仰望黑色夜空遥远闪烁的几颗星星。还有，光秃秃枣树枝杈上，一轮满月挂着。我凝视月亮，月亮也瞧着我。哦，它肯定知道人世间一切秘密，包括我家的命运……
我跪在地上，双手紧捂住胸口。我冲着月亮低声祈祷：啊上帝呀，保佑我们家吧。一定保佑爸爸千万别被人抓走！一定保佑妈妈千万别被人抓走！还有我……千万别成为一个孤儿！跟那些街头无家可归的孤儿似的，白天破衣褴褛地捡烂纸谋生，夜里蜷缩到墙角露宿……
不知跪了多久，我的膝盖也麻木了。我又爬回床上，似乎还能看到那颗静谧的星星仍停留树尖上，就像从那枝杈上长出来的，神秘俯视我……唉，它沉默着，为什么不对我说一句安慰的话呢？
“……今天早晨，我直接到四姐家，她说昨晚上你们就回来啦。嘿，干吗回来呢？”说话的声音，把我从睡梦中唤醒了。
“唉，我也是怕真出了事情，连累他们……”
“哈，哈！出什么事儿呀，怎么可能出事情呢？哈！”爸爸大笑。啊，他回来啦！我从热呼呼被窝儿跳出，光脚丫跑出外屋，喊着：“爸爸，爸爸！”扑上去搂住他，使劲亲吻他那凉酥酥的脸，在满是胡子茬下巴蹭来蹭去。
他笑了，推开我，“瞅你光脚丫子，也不穿衣服，不怕着凉呀！”
妈妈刷地滚下两行泪水，抽泣个不住，“唉，你，你哪儿知道，我们娘儿俩昨晚……是怎么度过的呀，又是一种什么滋味儿！”
爸爸眼圈红了。我的鼻子也酸了。
我回屋赶快套上毛衣，虽然寒冽的冷空气冻得下巴颏直抖，可我的心情却无比轻松。地上涂抹一片斑斓的金色阳光，窗玻璃也蒙一层薄薄雾气，几滴晶莹水珠闪烁着。他俩坐沙发上闲聊，妈妈问：“你昨天晚上整整写了一通宵？”
“哪里呀，才两千字的文章，好写得很！我按着报纸上套路写，八点钟动笔，十一点半就写完了。自己又修改一遍，十二点钟交给他们啦。”
“唉——你为什么不早些回来？害得我们着急！”
“他们不让走啊，说还得送头头审查，如果要修改，立刻得让我动笔。我写完稿子，就在澡盆里泡了半个多钟头。过两个钟头，他们才把稿子送回，说有几处要修改。我又花了一个钟头改稿子，直到三点钟才睡。”
“现在一定饿了吧，给你煮点儿宁波汤圆吧？”
“不用啦。昨天夜里，我在那儿吃一顿夜宵——是虾肉馄饨和蟹黄包子。今天早晨，又在四姐家吃了早点。”
“我想吃汤圆！妈妈——我想吃汤圆！”我刷着牙喊。
“还是吃几个吧？今天是大年初一呢。”妈妈说。
“好，吃几个就吃几个。”爸爸无可无不可地说。
有两辆马车停二店门口卸货，大街交通又堵塞了。一辆公共汽车也驶不动了，不住揿着喇叭，司机还伸出脑袋来恼火地大喊。赶车人牵了缰绳，哦——哦地吆喝，那几匹马纹丝不动，马鼻子喷着白气，马蹄踏在柏油路哒哒响。赶车人急得满头大汗，公共汽车后面挤压黑鸦鸦一大群骑自行车的人们，铃声也响成一片。几个淘气孩子往人群扔鞭炮。顿时，叫骂，吵嚷，起哄，嘎嘎狂笑，间杂刺耳的口哨，嘈乱纷纷的。又一名戴红袖章的小伙子，跳下自行车，从军用挎包取一大叠传单，随手朝半空一撒，红红绿绿的传单飘舞着，大伙又冲过去抢那些传单了。
一张粉红色传单恰好落我脚下，弯腰捡起一看，油墨刊印的某中央首长讲话。我边走边津津有味看着，这位中央首长在大会上向群众宣布，毛主席身体非常健康，活到一百岁没问题。林副主席的身体也很好，只是神经系统有点儿小毛病，但不要紧，根据我国先进医疗条件，一定能把这点儿小毛病治疗好。我觉得挺新奇，因为大家尚不清楚林副统帅的身体还有点儿“小毛病”。这真是一份很有意思的传单。
进小独院大门，客厅里传来笑声，能听得出是于滨伯伯很有气魄的大笑。爸爸说话嗓门大，他年轻时得过中耳炎，左耳半聋了，时常不由自主放大音量。今天星期日，又是春节期间，家里请来四位客人，于滨伯伯、王伯伯、梁伯伯，还有我的表姐夫。他们正聊得热闹。
我一步跨入客厅，挥着那张粉红色传单大喊：“爸爸——爸爸！我拿了一份传单呢，里面说毛主席身体非常健康，能活一百岁！林副主席身体也不错，就是有点儿神经病……”
没说完，爸爸霍地站起，脸色铁青瞪着我：“你——你胡说八道什么……简直是啊——说林副主席……”
“就是神经病嘛！”我梗着脖子，“传单上写的……”
啪！爸爸抽我一个嘴巴。
我蒙了。从小到大，爸爸向来没打过我，也从未发过那么大的脾气。我依旧晕头昏脑说：“是传单上写的嘛，中央首长讲话……”
爸爸一把抢过传单，飞快掠一眼，又指点那几行字道：“看看，你仔细看看！上边是说神经病吗？只是讲神经系统有一点儿小毛病……”
“那就是神经病呀。”我嘟哝道。
“再胡说！再胡说！”爸爸搡我一把，严厉地瞪我，“再胡说我还打你……”
我傻怔怔站那儿。
霎时，客厅里异乎寻常地静寂，出现一种窒息的气氛。客人们都沉默了。然后，有的目光盯着眼前茶杯，有的注视着窗外，也有的抬眼望天花板。谁也不说话，也不来劝解。爸爸尴尬坐回沙发，偷觑他们一眼，低声嘟哝着：“咳！小孩子，怎么能胡说八道！小孩子胡说……”
难堪的沉默持续一分钟之久。表姐夫举杯喝一口茶水，嗓子眼咕噜一响，“嘿——听说，林彪身体不好，是平型关战役时负伤的。嘿，嘿，他们还说，林彪去苏联治病，参与指挥斯大林格勒战役，斯大林很欣赏他，想留下他，给毛主席打了电报……”
“噢——是吗？那，那当然喽，毛主席怎么可能同意呢。”王伯伯赶紧附和道，面孔的笑容是僵硬的。
梁伯伯眼镜片也闪烁着捉摸不定的光，“嗯，嗯，对呀，斯大林格勒战役是个重要战役，很重要。”
爸爸呷一口茶水，神色平静了。他转脸热切地问于滨：“那么——林彪的俄文肯定是很好？”
于滨矜持一笑，世故地扫视大伙一眼，拈起香烟深吸一口，摇头说：“不，林彪的俄文并不怎么样。我一个朋友，东北时期给林彪当俄文翻译，他说的……”
我抽身溜回自己的小屋。这时，后墙小窗外隐约传来哇啦啦呼喊，旁边清洁队广播站又开播了。街道上还响起一辆清洁车驶过的轰隆隆声。我痴坐床边，脸庞还是火辣辣的，耳朵也发热。唉，爸爸劈脸狠抽我一耳光，从未有过那么凶蛮！不知怎么，我并不特别委屈……因为，爸爸严厉举动后面有着一种恐惧。其实，客厅里客人们都有这样的恐惧。他们面面相觑，谁也不敢上前劝解一句，谁的视线甚至也不敢落在我身上……可我说了什么可怕的话呢？“林副主席有点儿神经病……”唉，这句话与传单上中央首长讲的不一致，应该准确地说：“林副主席神经系统有点儿小毛病”，这么长一句话，我也说不清，那么……就变成一句反动话了？
骤然间，无边的恐惧将我笼罩了。虽然我才十岁，却非常明白说反动话意味着什么？红卫兵就可以像暴打戴先生、王伯伯那样，甚至将我打死！还会牵连爸妈，给他俩安个“唆使子女进行反动宣传”的罪名……我大脑一片空白，浑身像发疟疾似的哆嗦着。啊，林副主席有神经病！有神经病……我一下扑在床上，紧抱住柔软的被服，发觉自己也可能得神经病。恐惧摧毁了我，有一种强迫思维折磨我，逼得我狂喊：“林副主席有神经病——”我还想到大街上狂喊。咳，我就成了小疯子啦！
神经病，神经病，神经病……
玻璃窗外，枣树枝梢上几只鸟儿啁啾欢叫。阳光在地板和墙壁上闪烁出奇异的图案，那些几何形状的金黄色框框，仿佛魔方似的释放出一种温暖，帮助我赶走了恐惧的阴影。看啊，看啊，怔怔地呆望着。哦，太阳公公的大手抚摸我，我安静了，疲乏了，打起了瞌睡，恍惚一切又幻化入梦境……
才睡一会儿，爸爸推醒我：“怎么睡着啦？小野！小野！唉，也不盖被服，小心冻着！”
我揉揉眼睛，傻呵呵瞅着他。
“起来吧，该吃中午饭了，”他的语调异常亲切温柔，“爸爸刚才打了你……还疼吗？唉——唉，你不懂事呀，要知道，有些话可不能乱说的……唉，别哭了！”
我抑制不住扑簌簌的泪水。爸爸冲动地抱住我，硬硬的胡子茬扎得我脸上痒。我呜咽哭出声。
“唉，爸爸也是一时……唉，你也别哭了……唉，唉！”爸爸叹息几声，摘下眼镜用手绢揩拭着厚厚的镜片，他的瞳仁里也有泪花闪烁。
铜制火锅下面的烧红木炭劈啪乱迸，不时有星星白色灰烬飞出，火苗欢跃地燃烧。火锅汤水沸腾，翻滚着蛋饺、咸肉、鱼片和虾干，还有粉丝和白菜。饭桌蒙蒙雾气弥漫开，客人们脸蛋红扑扑的，额头沁出点点汗珠，有的索性只穿件衬衫，边吃边笑谈。
梁伯伯还穿着毛衣。到冬天，他的气喘病又犯了，不断咳嗽着。他喝了不少酒，越喝脸色越苍白，一道道皱纹更深刻了。他举杯说：“老王啊，我和你干一杯！吭吭，吭！祝贺你，总算被解放出来啦！”
“嗨，哪儿呀！我的问题还没完全解决哩，也是算挂起来吧。”王伯伯笑嘻嘻眯起一双细眼，不过，笑容里多了几分苦涩。他举起酒杯，“唉，不讲这些！我得跟你干一杯，咱们老朋友聚一块儿不容易！”
他俩干杯。
王伯伯愁眉苦脸的，圆脑袋也蹙缩了，好像瘦一圈。他举动木怔怔的，流露出抑郁的神情。前一时期，他被单位拘押了，并给他立了专案，要审查他的“美国特务嫌疑”问题。专案组无任何证据，只反复追问：“你干吗从美国回来呢？回来是什么目的？是不是中央情报局派遣你的？”正当他禁闭审查时，研制高科技军事武器的某科研机构，在研究重大项目时遇到障碍，他们要求上级批准王伯伯也去参与研究。上级机关派下任务，专案组便打一份报告，说王伯伯有“美国特务嫌疑”，尚未结束审查，不适宜参与高度机密的研究云云。这份报告递上去，落在一位老将军手里，他大发雷霆，竟当场把那份报告撕成两半，还措辞严厉地写一张纸条，命令立即释放王伯伯，否则，让他们承担“阻挠我国精密军事武器研究的严重政治后果”。专案组被震慑住了，就暂时停顿审查。但是，也没有放王伯伯“回到群众中去”，而是允许他上午去军事科学院参加那项机密研究，下午则回单位扫厕所。总算是放他回家了。
王伯伯断断续续讲了这段经历，还嘿嘿苦笑几声，说话时仔细斟酌着词句，惟恐表现出什么不满情绪来。于滨却怒从心头起，筷子顿在碟上，当当响，连声替他鸣不平：“太不像话！不像话！哼，我看他们倒有特务嫌疑，这纯粹是破坏嘛！”
“老于同志哇，”王伯伯蹙起眉头，天真地问，“您是老革命，政治经验丰富，请您估计一下，今年的文化大革命该怎么搞？是不是该结束啦？”
“哈，哈哈！”于滨仰面大笑，“你可真是问着啦！这个文化大革命到底怎么搞，我看连中央文革心里也没有准谱呢！”
“这，不会吧？”王伯伯摇脑袋，“中央文革在毛主席身边。毛主席对文化大革命的部署，他们总该知道吧！”
于滨莫测高深一笑。“嗨——文化大革命开始，我们哪儿有思想准备呀！我一直以为，文化大革命就是文化的革命么，文化界的事嘛！不就是又要整知识分子嘛，怎么也没想到整起我们来了。”
“这样也好呀，你们当权派也能体会到我们知识分子挨整的苦处了……”梁伯伯直爽地说，“反右以后，我们往稿纸上每写一行字，都是战战兢兢的，吭吭！惟恐招惹着谁，从半空中掉下一顶反党帽子呢！”
他捂住胸口又吭吭哧哧咳嗽一阵，接着说：“所以呀，吭吭，我说，群众给你们当官的贴大字报，戴高帽子，吭吭，坐土飞机，挂牌子批斗，吭吭，吭！也让你们尝尝挨整的滋味！嘿嘿，这么一来，咱们也算是同甘共苦了吧？”
一桌人都笑了。于滨略有些尴尬，旋即也爽朗地大笑，立刻举酒杯道：“老梁呀，我要敬你一杯！讲得好哇！我们尝到挨整的滋味儿，当然得吸取教训，不能再让这种人整人的悲剧反反复复啦！”他豪迈地把酒一饮而下，动感情地说：“我一定记住你的话！以后，我们重新掌权，要引以为戒！”
梁伯伯也喝一大口酒，苍白脸颊浮上红晕，头发乱蓬蓬地一摇晃，认真地说：“你讲的是真心话……吭，吭吭！可我不相信你能做到！这个，太复杂！你也是身不由己呀。还有，老于啊，掌权的感觉可跟现在不一样啦，哈，你的身边又会围上一批溜须拍马之徒，耳旁塞满了奉承话，你还能回想起今天？哈哈。”
“嗨，老于不会这样的！”
“老于是好人！”
“我相信老于！”
桌上的客人纷纷反驳梁伯伯。不过，于滨含笑颔首，若有所思，用异样的眼神凝视梁伯伯，轻声说：“唔，老梁讲的，是大实话。”
铜制火锅下的火苗渐渐衰微，多数木炭烧成灰烬，剩两块木炭焚着余火。妈妈想再加木炭，都说不必了，客人们专意欣赏着菜肴，不断从火锅里捞出长长的粉丝。于滨舀了一碗汤，细细咀嚼一个蛋饺。他脸红红的，有些醉意。一会儿，缓慢地说话了，仿佛喃喃自语：
“延安整风运动里，我是平生头一次挨整！一天晚上，没做任何解释，就把我从宿舍抓走了，关进社会部一间窑洞，进去先没收了我的裤腰带，是怕我自杀、逃跑吧？我走几步路提着裤子，那个委琐的模样哟……唉，最痛苦的是这儿！”他拍拍胸口，“是这里呀！那时，我仔细琢磨的一件重要事情，就是自杀！用什么法子呢？有一回，我趁看守不注意，冲一棵老杨树撞过去，嗨，只脑袋撞了个大血包！我当时恨自己的脑袋太硬哟……”
于滨浑浊的瞳仁突然溢满泪水，放下勺子。“嘿，我跟着的那位老首长告诉我，以前在中央苏区就不断发生这一类事儿，有好些人不明不白被枪毙了，还有被活埋的！要比这残酷得多呐……”
他苦笑着，揉一揉鼻子，环顾满桌惊愕与恐惧的人们，眼神里充满了疲惫与厌倦，叹口气说：“唉——这就是政治嘛……说实话，我很烦很累，觉得生活没味道，一切很没意思哩。甚至有这样的心思，干脆脱离政治，搞点儿实际工作，或者去读读书也好嘛……”
饭桌上被一片窒息的气氛笼罩，人们沉默不语。爸爸拈起一支香烟，面容严峻冒出一句：“老于啊，你们可不能随便一甩手了之哇！有些人，正是巴不得你们赶快交权让位呢！”
梁伯伯连连点头，也说：“有些人口号喊得最响，说要防止野心家上台，很可能他们自己就是野心家哩，吭！吭吭！到处煽风点火，怂恿闹事，专门利用一群不懂事的学生们，为什么呀？说穿了就两个字：夺——权呗！”
王伯伯一直低头闷闷喝酒。他也打破沉默，掏手绢揩一把秃脑门沁出的星星汗水，瞪圆眼睛说：“我，我最不明白的——就是这一点！文化大革命不是防止野心家上台么？怎么反而制造那么多野心家呀？你们看看，一会儿揪出一群人，一会儿又揪出一群人，怎么越革命，越是那么多野心家呀？”
在一旁长久未语的表姐夫，他是个工厂的技术员，也讲起前几日出差成都的见闻。那个地区很混乱，两派组织经常发生大规模武斗，一次武斗死伤数百人。成都郊区昼夜枪声不断……
王伯伯惊讶地说：“好家伙，真动枪呀？”
“何止动步枪呀，连机关枪、迫击炮，还有一些新实验的武器都用上啦！”表姐夫答。
“唔，”于滨点头说，“对呀，那里有许多三线的兵工厂嘛，都是生产武器哟！”
梁伯伯晃着脑袋，拍胸脯咳嗽道：“吭，吭吭！这是内战呀，文化大革命倒成了武化革命啦！”
王伯伯皱眉头问：“这，这个，中央知道吗？”
饭桌上响起一阵沉闷的笑声。
还有那首童谣，也忘记前面，也记不住了后尾。
头几句是什么来着？
然后就是：
“……日本鬼子来抓鸡。抓了鸡还不算，还让老头下两蛋。老头儿气得没法子，坐在炕上数麻子……”
那年月经常演抗日战争的电影，所以总要把日本鬼子扯上。日本鬼子抓鸡，是电影里常表现的日本鬼子暴行之一。
那么，日本鬼子为什么让老头儿下蛋呢？那个老头儿干吗在炕上数麻子呢？
这就是童谣。童谣与生活一样，是没有逻辑，也无法解释的。甚至还很无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