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平之战赵国惨败，责任在廉颇
在多如繁星的战国武将中，赵括一直是后世记住的典型。因为几千年来，他已经成为军事中“纸上谈兵”最具代表性的反面教材。然而，几千年来的讥讽，是否就能说明赵括只是一个不注重实际经验的草莾将军呢？
长平之战是战国时期有名的战争，那是一段极具悲剧性的、波澜壮阔的、血腥而且具有转折性的历史。长平之战，相持三年，赵军落败，近五十万赵国将士的生命消逝，赵国由盛转衰，历史也把这样的重责推到了赵括身上。当我们正视这段历史时就会发现，赵括这样一个以身殉国的忠勇军人，被钉在这样一根耻辱柱上是极不公平的。
那么赵括是否应该为这样的历史悲剧背上责任？赵军失败的原因到底在哪里？是赵括？他在战争之中起到了什么作用，又犯了哪些错误？
一次战争的失败，并不是偶然的结果，必有其内在原因。量变引起质变以的原理大家都懂。当我们在给赵括定罪的时候，必然要先要了解这场战役的前因后果。
长平之战之始，赵国以廉颇为将对阵秦国，可以说这场突发性的战争与赵括没有多大关系。廉颇出战，人心所向，因为他沉稳持重，无懈可击，人们对廉颇也都心存佩服。但是，在长平之战中，他却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
战争初始，廉颇主动采取坚守战的战略，以图与秦军拼消耗，让秦军知难而退。这种战略与赵国的地理环境、战略环境极不符合。赵国是战国时期有名的军事强国，赵军在与对匈奴、胡人的战争中，练就了强大的战场突击力量，赵军最擅长的就是进攻战，但是最不擅长的就是消耗战。因为消耗战不仅是时间的消耗，也是粮食、人力以及军械的强大消耗，对赵国而言，消耗战其实相当不利。然而，赵国的政治集群却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
另一方面，秦军却是最擅长防守战。所以当廉颇在战争之初采取消耗战的战略方针时，他就已经丧失了自己在战场上唯一的优势，以自己的弱点去拼敌人的长处，相当于以卵击石，战争形势已经完全顺着秦军的脉络在走，这场战役赵国已经开始处于下风。
秦赵长期的消耗战，最后赵国增兵近五十万，在物资、军队、军械上的重大损耗，给赵国政治群体脆弱的心灵再一次沉重的打击。让赵国贵族失望的廉颇被替换下阵，只是时间的问题了。此时，赵括作为长平之战的重要人物出场了。因为赵括最擅长的就是进攻战，所以当赵国政治群体看到廉颇的消耗战并没有给赵国带来意想中的胜利之时，他们就果断地换上了赵括，希望以另外一种完全相反的方式重新改变战争形势。然而他们没有考虑到的是：临阵换将给主帅和战士带来的巨大心理压力，以及当时已经完全形成的对垒战形势，秦军气势大盛，赵国却在强大的消耗战面前早已气势渐短，战争形势早已形成定局，企是一个赵括就能改变的！赵括入主赵军，已先输一筹，这并不是赵括的错。这样的形势，使赵括入主长平后，只有一个选择，就是进攻。赵国不能再继续消耗，需要尽快结束战争，守不得，退不得，所以只能选择主动进攻。
另外，赵括失败与其轻敌有很大关系，他轻视了“常胜将军”白起的能力。长平之战之始，秦国以王龄为将，后来秦王与白起密谋换将，让赵括以为与自己对阵的只是战略进攻上弱于自己的王龄，而不知自己真正的对手是战神白起。所以才敢如此轻敌，所以才敢明知有虎，偏向虎山行。这给赵军覆灭埋下了伏笔。赵括带军深入，抵死反击，给秦军带来了极大的伤亡和损失，但最终仍逃不了失败的结局，以身殉国，这是值得后人敬佩的。但也是这样的绝地反击，使秦国在骗降赵军以后，报复式的屠杀赵军以泄愤。
从以上可以看出，长平之战的失败，并不在于赵括一人军事上的失误，赵军在战争之始已经陷入了严重的战略错误之中，廉颇用兵失误，赵括接替他继续战争，形势已定，并不是他个人能够扭转，而赵括只不过是代替廉颇品尝了惨败的苦果。
·官渡之战，曹操并非“以寡敌众”
建安元年，曹操把汉献帝挟持到许昌，从此开始“挟天子以令诸侯”。后来，他又相继消灭袁术、吕布，势力范围得以扩大。曹操控制了黄河以南，淮、汉以北的大部分地区，在黄河下游，与袁绍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据说当时袁绍的兵力远在曹操之上。
建安四年六月，袁绍组织了一支10万人的部队开赴许昌，而此时曹操“兵不满万”，双方在官渡大战，曹操以少胜多，从此袁曹双方力量转变，中国北部由分裂走向统一。但曹操真的用这么少的兵战胜了袁绍的十万大军吗？官渡之战中袁曹双方的力量真的如此悬殊吗？这其实是个值得怀疑的问题。
官渡之战中，曹操采取的是弧形防御阵线，他派臧霸入青州，占领齐、北海、永安等地，并派程昱驻守鄄城，防止袁绍方面从东边袭击许昌；派卫觊镇守关中；派魏种镇守河内；派曹仁占领射犬；然后又派于禁、刘延屯驻延津、白马，正面迎敌。到九月份的时候，曹操返回许昌，又布置了一些兵力，镇守官渡。试想这么长的战线，“兵不满万”，曹操怎么能做得到？
关于官渡之战前，曹操拥有多少兵力的问题，也可以从史料中找出一些具体的资料。裴松之为《三国志》所做的补注中对官渡之战中曹操的兵力有这样一段描述：“魏武初起兵，已有众五千，自后百战百胜，败者十二三而已矣。但一破黄巾，受降卒三十余万，余所吞并，不可悉纪；虽征战损伤，未应如此之少也。夫结营相守，异于摧锋决战。《本纪》云：‘绍众十余万，屯营东西数十里。’魏太祖虽机变无方，略不世出，安有以数千之兵，而得逾时相抗者哉？”
这段对袁曹双方兵力的悬殊就提出了质疑。他推算，曹操起兵的时候有五千人，之后百战百胜。单破黄巾军之后，接受了三十余万的降军。虽然后来征战有所损耗，但是也不应该这么少。
再说，曹操在打败了青州黄巾军以后，又打败了汝南、颍川的黄巾军，接受降军数万，所以曹操的兵力肯定不止区区几千人，至少也有好几万。裴松之认为，就算曹操再厉害，也不可能以数千兵力打败袁绍的十万之师。
为了防止腹背受敌，建安五年，曹操用了半年时间东征刘备。而在曹操东奔西走的半年，袁绍居然没有趁机攻打曹军，这不得不让人感到疑惑。曹操本来就只有数千人的兵力，而且还分散出了一部分攻打刘备，袁绍如果此时进攻曹军，胜利简直唾手可得。但是他却费力地去联合刘表、张绣等，希望形成南北夹击的局面，用了一种比直接攻打要复杂很多倍的方法去达到胜利的目的。袁绍也是善用兵力的人，他之所以没有趁机攻打许昌，只能表明曹操当时有足够抵挡他进攻的兵力。
据《三国志·魏武帝传》记载，建安五年八月，“绍连营稍前，依沙塠为屯，东西数十里。公亦分营与相当，合战不利。时公兵不满万，伤者十二三。绍复进临官渡，起土山地道。公亦于内作之，以相应。”连营数十里，数千的兵力怎么能够做得到？
以少胜多的战役大都速战速决，因为把战役时间拉得很长的话，对兵力不足的一方非常不利，而官渡之战却持续了八、九个月。能够抵抗这么久，即使最终曹操兵败，他的兵力也不会比袁绍差多少，更何况曹操最终还取得了胜利。
官渡之战中曹操的胜利固然与他灵活的战术分不开，但是肯定也不是在兵力悬殊那么大的情况下获得的。《三国志》中对官渡之战的描写显然是夸大史实的。
·曹操兵败赤壁，根本原因非火攻
汉献帝建安十三年，曹操率大军攻打吴国，孙权与刘备结盟抗曹。由于知道魏军大都不谙水性，孔明和周瑜决定用火攻。假意投奔魏军的庞统建议曹操，把魏军的船只用铁索连在一起，曹操接受了他的建议。周瑜打黄盖，黄盖假意投降魏军。黄盖在孔明推测出东风将至的时候，带着数十只装满了柴草的船去投奔魏军，接近魏军的船只时，黄盖点燃了船上的柴草，火借着东风向魏军烧去，不谙水性的魏军死伤无数，这就是著名的赤壁之战。
一般人认为遭遇火攻是曹军失败的主要原因，在《资治通鉴》中司马光说，黄盖“乃取蒙冲斗舰十艘，载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旌旗，预备走舸，纱于其尾。去北军二里余，同时发展，火烈风猛，船往如箭，烧尽北船，延及岸上营落”，可见司马光是倾向于相信曹军兵败的原因是因为火攻。
但是，《三国志》对赤壁之战却又是另外一番描述。《三国志·蜀书·先先主传》中说：“权遣周瑜、程普等水军数万与先主并力，与曹公战于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按照这种说法，曹军是先败兵，然后船只才被烧的，而不是因为船只被烧而败兵。那么曹军败兵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曹操本人并不承认赤壁之战失败的原因是因为遭遇火攻，这从他后来写给孙权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出：“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中描写赤壁之战，也没有提到曹军遭遇火攻败兵这件事。据它记载，曹军大败是因为一场瘟疫。曹操到了赤壁以后，与刘备、孙权联军作战，一直不占上风，后来发生了一场瘟疫，死了很多士兵，曹操看得胜无望，就班师回朝了。而除此之外《三国志·吴书·吴主传》中也提到了曹操自己烧船这件事：“曹公烧剩余船而败退。”
《三国志》的编写者陈寿生活在西晋，离三国时期最近，其记载应该更为准确。那么这种导致曹操败兵的瘟疫又究竟是什么？经研究人员推断，这种瘟疫应该是血吸虫病。
血吸虫病从很早之前就有了，公元七世纪初成书的《诸病源候论》中就有关于它的记载。在中国，只有南方才有血吸虫病，且以湖南、湖北最为严重。秋季是急性血吸虫病的高发期，而曹操恰恰是在秋季开始训练水兵的。所以，感染血吸虫病的士兵肯定不在少数。而血吸虫病一般又有一个月左右的潜伏期，赤壁之战实在秋末冬初的时候开始的，那个时候正式士兵们的血吸虫病开始全面发作的时候，曹军怎能全心应战？
而这种疾病之所以对吴蜀联军没有影响则是因为他们基本上都是在长江流域一带活动，熟悉水性，士兵们对血吸虫病有一定的抵抗能力。但是曹操的军队以前基本上都是在北方活动的，士兵们基本都没有感染过这种疾病，当然没有任何免疫力和抵抗力了。
血吸虫病的说法虽然有些依据，但也非常有争议，因为曹操当时训练水军是在邺城，邺城不是血吸虫病的疫区，所以感染的可能性不大，而且曹操烧船退军虽却有其事，但是发生的地点却不是赤壁，而是曹军兵败后撤退到巴丘的时候。
遭遇火攻导致败兵的说法不可信，血吸虫病的说法也有漏洞可寻，曹军赤壁之战败兵的原因至今扑朔迷离。其实即使抛却血吸虫病和火攻，曹操的军队也是有一些问题的。首先就是士兵们对水上作战环境的陌生，这就导致他们在作战过程中很被动。而同时，曹操的军队中有很多士兵是之前攻打荆州时不战而降的刘琮手下的士兵，所以，曹操的军队本身也不太团结。
赤壁之战的过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曹操大军到底为何兵败，我们现在仍无从知晓。但无论曹操兵败的原因是什么，赤壁之战的意义都不可忽视，它奠定了魏、蜀、吴三足鼎立的基础。
·隋朝三征高丽为什么会无功而返
公元581年隋建立后，高丽王高汤遣使向隋朝称臣，高汤遂被封为高丽王。8年后，隋灭陈，一统中土。当时的高汤见到中土统一，深知自己面对自西晋以来第一个统一且强大的隋朝，以后的日子恐难安稳，于是便积极备战整军，广积粮草。
隋文帝闻知极为不满，责问高汤到：“辽河再广阔，比长江如何？高丽人再多，能比得上陈国吗？我如果心存不义，对付你能费多少力气？之所以告诉你这些，是希望你改过自新，理解我的用心，你自求多福吧。”高汤看到诏书大惧，奉表谢罪后竟然病死了。高汤之子高元即位，心中对隋有着嫉恨，遂率万余靺鞨骑兵攻打辽西，结果被击退。隋文帝大怒，正欲征讨，高元慌忙遣使谢罪，上表自称“辽东粪土臣元”，这才令隋文帝罢兵。
604年隋炀帝杨广即位，为了炫耀武力，隋炀帝修东都洛阳、大运河，南征越南，北巡塞外，派兵突厥。大业七年，炀帝北巡涿郡，命高丽王亲自朝见，但高丽王却没敢来。炀帝借口以高丽不尊臣礼为由，下令全国的士兵次年征讨高丽，紧接着命人督工在东莱海口造战舰三百艘。民工昼夜立于水中造船，很多人自腰以下都生满蛆，工匠因此死掉三分之一。隋炀帝又发江淮以南水手一万人、弩手三万人、岭南排刺手三万人，再令河南、江南造戎车五万乘送高阳，命江南民夫运米至涿郡。一时间船舻千里皆满载兵甲器物，路上几十万人填溢道路，昼夜运输战具、粮食，死者相枕，天下骚动。
大业八年，隋炀帝第一次征伐高丽，左右十二军名目纷繁，共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人，号称二百万，隋军役夫近三百万。炀帝自以为“吊民伐罪，非为功名”，下令诸将不得纵兵、不得擅杀、听候指示、不可擅自做主，以此宣扬天朝大国的威仪仁义、襄公之仁，不料反被高丽所乘。
隋军一开始很顺利，渡过辽河后在东岸歼灭高句丽军万余人，直抵辽阳城下。隋朝诸将怕被皇帝责杀，每次作战事无巨细都一一禀报，结果导致命令批准迟缓，延误战机。而守城的高丽人在情势危急时总是诈降，等到隋军一停止进攻就马上修补城池，以至于隋军频战频失。另一支由隋将公孙述率领的大军为了赶路，弃粮轻装前进，士兵走到半路就没粮食吃，又饥又寒之下，竟还能一日七胜。隋军自恃骤胜，未等歇息整装，就贸然东渡济水，距平壤城三十里因山为营。可是平壤城坚池深，易守难攻。公孙述的士兵无粮，又冻又饿，只好退师，结果高丽军自后追击，隋军溃不成军。此后，隋军其他各路相继败北，炀帝一征高丽以惨败告终，隋军损失30余万人。
613年，炀帝再次亲征高丽，此次隋军包围辽阳城，昼夜不停地猛攻20余日，辽阳岌岌可危。此时，隋军后方负责督运粮草的杨玄感突然叛乱，本来已经有望征服高丽的炀帝不得不撤兵回国平乱，撤军路上将军资、器械等尽数丢弃。就这样，隋炀帝第二次征高丽半途而废，无功而返。
614年，炀帝三征高丽，隋军在卑沙城大败高丽军。此时，高丽与隋接连三年的战争，国力早已不支，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只好向炀帝称臣请和，并且送还了逃到高丽的杨玄感叛乱时的叛将斛斯政。炀帝也因疲于征服高丽，正愁没有台阶可下，刚好借着高丽的投降举动适时收兵，同时也挽回前两次失败之辱。加之此时隋国早已因征高丽而怨声载道，天下骚动，“群盗蜂起，不可胜数。”遂罢兵许和。
纵观隋之三伐高丽，本都是胜券在握，却两次惨败，原因在于隋炀帝好大喜功，急于证明自己的英明，没有耐挫能力，在失败的打击面前乱了方寸，造成近百万生命的损失和帝国巨大财富的浪费，最终把国力消耗得近乎空竭。虽然隋朝损失的人口对本国并没有致命影响，但百万之师所需粮草、运输之人力却耗费繁多。一时间引发了民间耕稼失时、官府侵逼、连年兴兵无尽的兵役、徭役繁重等多重社会矛盾，间接导致隋末之变，乃至亡国。
·宋军是如何创造古代海战的神话
唐岛之战，也称为黄海奔袭战，发生于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是中国古海战史上一次经典的以少胜多的战役，也因其是第一次将火药火器应用于战争的海战而载入战争史。
唐岛之战，南宋水军以三千非正规军，120艘战舰迎击金军7万水军，600艘战舰的庞大水师，一战全歼金军水师，创造了古代海战的神话。
那么，创造这次海战神话的原因都有哪些呢？仔细分析，不难发现，金军除了装备精良，兵将众多这两个优势之外，其他决定战争胜利的因素无一具备，而宋军除了人数少，战舰少这两个劣势之外，可谓占尽天时、地利、人和，这场历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分出胜负了。
南宋时期，国力衰微，宋高宗不思进取，只想向金朝称臣纳贡以求苟且偷安。然而，在秦桧陷害了抗金名将岳飞之后，民间的抗金情绪反而空前高涨，朝野上下一片主战呼声。另一方面，金朝皇帝完颜亮积极备战，并不满足于南宋的划地赔款，进献银绢，而是妄图全面占领东南土地，将南宋赶尽杀绝。在这样虎视眈眈的劲敌面前，一向主和的宋高宗也只得被迫开战了。
南宋绍兴三十年（公元1160年），金海陵王完颜亮准备伐宋，抓紧时间筹建60万海陆军士，建造战舰，妄图从水陆两方面同时进军，在百天之内全面攻下南宋。
宋高宗这边也只得紧急征调几万军队，从水陆两方面调遣将领，奋力迎敌，水军方面派岳飞旧部李宝率领三千弓弩手，120艘战舰驻扎在平江，用以抵抗金军水师。
南宋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完颜亮全面发起伐宋战争，除了在陆上向南宋大规模进军外，还命苏保衡和完颜郑家奴率领7万水军，600艘军舰进军南宋，由海路直取南宋都城临安，金军水师行至松林岛，因海上风大而停驻于岛间。
八月，宋将魏胜趁金军南侵之际，起兵收复了海州，完颜亮暴怒，为保障金军后方，迅速调集几万军队将海州围困起来。此时，李宝正由平江北上至东海，得知魏胜被围，立即登陆支援。
临战前，李宝用自己的佩剑指着脚下的土地，鼓舞士兵道：“这块土地就快不是我们大宋疆土了，能不能保住它，就看大家能否力战金兵了。”当时宋军将士士气高昂，李宝身先士卒，力战金军，终于将金军击退，解除了海州的围困。
金军撤退后，魏胜出城相迎李宝军队，并为其修缮战船，犒赏三军，李宝军中将士更加坚定了击退金军的决心。至此，在与金军水师交战之前，南宋水军的战斗热情就已经被调动起来了，可谓先占了“人和”这一优势。
十月下旬，李宝舰队北上抵达石臼山，遇到前来投诚的几百名从金军中逃亡出来的汉族水兵，这些汉族水兵一听说李宝是抗金将领，纷纷将自己知道的信息禀告给他。李宝了解到金军内部的一些情报，又得知此时他们正停泊在距离石臼山几十里外的唐岛，便立即制定作战计划，打算出其不意，以火攻敌。于是马上起锚杨帆，北上奔袭金军，军中将士更是迫不及待要与金军正面交战，保家卫国。
李宝在接近金军之前得到敌军情报，做好充足准备开始战斗，这又占了“地利”的优势。
十月二十七日晨，风向由北转南，李宝军队又占“天时”之利，乘风疾驶，不多时就已经见到金军舰队了。
金军大多都是北方人，本不惯海上作战，因此连日行船，都住在船舱里，甲板上的水手都是他们强行抓来的汉人。当汉族水手们远远望见李宝舰队时，便将剩余的少数金军骗进船舱，为李宝军队接近敌军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趁此良机，李宝一鼓作气，下令全舰出击，原本平静的海面上霎时间喊声震天，战鼓齐鸣，船舱中的金军听到宋军突袭，全无准备，惊慌失措，慌乱间，战舰挤作一团，根本无法迎敌。
李宝趁进军混乱之际，下令发射火箭药，由于事先了解到金军战舰的船帆和船舱均由油布制成，所以不出所料，发射火箭药之后，金军几百艘战舰瞬间陷入一片火海。
有几艘金军战舰侥幸没有被点燃，仍想负隅顽抗。李宝沉着指挥宋军舰队插入敌军舰队之间，令他们不能相互照应，宋军将士跳上敌舰奋勇杀敌，金军舰上的汉族水手也临阵倒戈，与宋军共同杀敌。
最后，金军7万将士，600艘战船，只有苏保衡一人逃走，其余全军覆没。宋军水师彻底地粉碎了金军妄图从水路攻打都城临安的战略计划。
唐岛战役的胜利，配合陆地上的采石之战的胜利，使宋朝免于金朝的侵袭，保住了南宋的平安。
这场海战，充分证明了人心向背的力量，将领审时度势的智谋等重要因素对战争胜负成败的决定性作用，也是这场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著名海战为今人提供的宝贵经验。
·蒙古骑兵横行欧亚的真相
蒙古骑兵向来所向披靡，百战百胜，攻城略地，少有败绩。那么，他们为何能征善战呢？蒙古人打起仗来有许多办法，并且也善用策略，蒙古骑兵服从、骁勇、顽强的精神是他们胜利的最重要因素。蒙古骑兵纪律严明，即使因小事违反军纪，也动辄受笞刑或受死。所以，蒙古骑兵打起仗来非常勇猛，快速灵活，当然所向披靡，无可匹敌。
骑兵的勇敢是从小训练出来的，他们从三岁大就被绑在马背上，从此一生几乎都在马背上度过。蒙古马气力、耐力也非常惊人，它驮着骑者，能日行120公里，而且途中只需要休息一次，喝水进食。这样使得蒙古军队占尽优势，他们能迅速集中兵力，从而可以造成人马众多、声势浩大的假象。
蒙古军队的组织异常严密，而且调动起来灵活迅速。一万名战士分成十个千人队，一队分为十个百人队，这万名战士由大汗的一个亲戚或亲信指挥。两万人可组成一军。另外，大汗亲选一万名“体格矫健，技能好”的人，组成精锐的“护卫军”，在平时分为四班守卫，战时随大汗出征。
虽然全军的统一命令是由快马下达，但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个别将领在作战时享有极大自主权力。军队消息非常灵敏，在大军前面有斥候部队，随时将敌情送回军队总部。
而且在斥候部队前面还有大量敌后探子，他们潜入敌城打探情报，扰乱人心。蒙古人特别喜欢结交商人，并招募商人从事谍报工作，可能是大多数商人唯利是图，比较容易收买吧！
此外，蒙古大汗还有一种最有力的武器，就是计划周详、时时刻刻对敌人施行心理战术。如果大汗想攻取的城市不愿意投降，那么，他们最终一定逃不掉屠城的下场。当时最大而兴盛的撒马尔罕和内沙布尔两城，就由于这个原因先后被夷为平地，居民无一幸免。这个消息传开后，别的城市就不敢抵抗。但是有的即使投降也不一定能避过厄运。基辅城中的俄罗斯王公投降前虽得到宽大保证，但最后还是给扔在饮酒祝捷的桌下活活压死。阿富汗西北边境赫拉特城的居民在听到赦免消息后走出城外，却被全部杀死，整座城也被夷为平地。
蒙古人虽然有时候不免会杀伤无辜，有时还驱赶老百姓到阵前做挡箭牌，却并不轻视他们征服的民族，反而热衷于学习。但是最后，他们逐渐沉溺于养尊处优的生活中，失去了游牧民族的活力。
·郑和七次下西洋，究竟目的何在
明朝时期，“马六甲”作为一个王国而存在，现在则属于马来西亚。这里之所以闻名于世，是因为它拥有一条著名的海道——马六甲海峡，是连通东方与西方交的海上要塞。如今的马六甲，仍能看到郑和当年下西洋的痕迹，那里有郑和当年宝船的复制品，有悬挂着无数中文招牌的店面，有各种各样的玉器、字画和木雕工艺品在出售，还有长长的中国街，以及祠堂这在中国已经很难觅其踪影的古老习俗。据说，这里居住华人正是当年郑和下西洋时留下来的一些船员，他们在此开枝散叶，一代代的后人都没有回过家乡，却能用纯正的汉语说自己是中国人。
郑和七次下西洋，是中国古代航海史上最辉煌的事迹。明成祖下令远航，此举更是在后世被人所称颂。不过，我们可以考察当时明史中对航海政策的描述，就知道明代海禁甚严。那么明成祖为何要派遣郑和七次到西洋巡游呢？有人考证说，成祖此举是为了寻找下落不明的建文帝。
靖难之役后，建文帝的尸体一直没有被找到，所以有人推测他应是南下或者流亡海外。由于建文帝不但得到中土百姓的爱戴，更得到了中国周边国家的认可，为正统之中国皇帝。因此朱棣登基以后，生怕民间说他乃乱臣贼子，所以他势必要找到建文帝，令后者给予自己以名正言顺的皇帝资格，以便朱棣统治中土江山，同时与周边各国建立睦邻友好关系。
郑和下西洋寻找建文帝的这种说法还有待商榷，因为如果单纯是为了寻找退位皇帝，明成祖朱棣没有必要吩咐郑和带着大量中土的特产和财物四处赠予东南亚、南亚国家。仔细考察明成祖行为，就可以看出他的动机在于笼络这些周边国，一方面令其了解到中国的国王已经易主；另一方面，是为了促进中国的外交事业，与已经和明朝政府丧失联系的海外诸国重新建交。不过，建交目的只是其一，成祖真正想制造的效果是“万国顺服”的国际形势。
从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郑和率领着当时世界上最大最先进的船队七下西洋，访问了印度洋、阿拉伯、东非各国，航程十万余里，最南到爪哇，最北到麦加，最西到非洲东海岸。百搜战舰舰队以及万名官兵，航行在茫茫的太平洋和印度洋上，来往于马六甲海峡，此庞然大物，足可称霸沿海各国。这番阵仗，不是成祖真的想要侵略周边各国，而是威慑式的外交战略，以彰显大明国威，令万国对明室不敢小觑。如果有意倾向明室者可以年年朝贡，无意者则不敢对明室轻举妄动，其中以锡兰国为典型。
郑和第三次航行时路过小国锡兰，国王贪婪，欲抢郑和的财物，于是让王子缠住郑和，并派兵五万劫掠船队。情况十分危急，郑和却艺高人胆大，仅以两千人的力量攻占了王宫，活捉了锡兰国王，送回中国。结果他并没有被杀，反而被送回锡兰，从此这个小国成了明朝的忠实拥趸。
本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外交策略，郑和七番航行确确实实达到彰显国威，宣传中土先进科学、经济、文化成果的效果。与此同时，也加强了中国海外贸易的发展，还间接促成马六甲及东南亚长达一百年的兴盛和繁荣。而额外的收获，则是当时中国人的眼界大为开阔。随从郑和航行的马欢著有《瀛涯胜览》，费信著有《星槎胜览》，巩珍著有《西洋番国志》，上面记载了所经各国的风土人情。这七次下西洋的过程中，郑和命人绘制的航海图——《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蜚声中外，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地理价值，虽然其中不乏错误之处，但却对今人了解古代亚非国家地理情况起着重要的作用。明成祖大概也未想到自己的创举竟能影响海外数百年之久。
·大败沙俄的清朝为什么签订不利自身的《尼布楚条约》
16世纪后期，沙皇伊凡雷帝时就开始了对西伯利亚和远东的殖民进程。1636年，俄国人到达鄂霍次克海征服了西伯利亚，远东地区成为其殖民地。由于远东地区靠近清疆界的 地区只有伊尔库茨克等几个小镇，一开始清王朝并没有瞩目沙俄的侵略性行为。但是自17世纪中叶起，沙俄军便越过外兴安岭，侵入中国黑龙江流域烧杀抢掠。不过，此时俄军势力并不强大，其中最大的一只沙俄军队仅仅六百人而已，特别是侵占雅克萨和尼布楚的军队人数，最高时不过3000多人。
沙俄军数量之小，又因西伯利亚与莫斯科格外遥远，所以武器装备更新换代极慢，弹药也不富足，与有黑龙江、松花江等水上运输便利条件的清军来说根本不能抗衡，更何况清军还有葡萄牙人的大炮助阵，其火器营的火枪火炮更是威力十足，震慑海内。不过，沙俄军似乎未被清军实力所威慑，屡次小范围骚扰清王朝边境，终于还是激怒了大清这位少年天子。于是在清朝北边境发生了一场著名的战役。
1685年，康熙刚刚平定“三藩之乱”后，就于当年的5月22日派彭春带领精兵5000人从瑷珲起兵，分水陆两路围攻雅克萨城。5月25日，在清军的炮火当中，沙俄侵略军步步后退，大败而归，只好举手投降，答应撤出雅克萨城。清军不疑有他，就渐渐地将部队撤回。哪知道刚刚离开的俄军又偷偷进入雅克萨城，没多久便将这里变成聚居地。康熙皇帝属意当地将领督促沙俄尽快撤军，但沙俄仗着冬季雅克萨易守难攻的优势，对清廷的警告视而不见。
第二年春天，清军重整旗鼓，彭春、萨布素兵分两路合围雅克萨，用葡萄牙大炮日夜轰城，令俄军死伤惨重，俄军又一次举起白旗。不过康熙帝却并未除掉沙俄俘虏，而是放了他们，还让他们带着兵器和财物离开。康熙帝还与沙俄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内容规定如下：
外兴安岭以南、格尔必齐河和额尔古纳河以东至海的整个黑龙江流域，乌苏里江流域的土地，全部属于中国；外兴安岭与乌第河之间的地区，暂行存放，留待以后再议；凡一两人越界捕猎或盗窃，立即卸械，送回本国处罚，凡数十人结伙，持械越界、杀人掠夺者，捕拿送回本国，处以死刑；两国人民持有护照者，可以过界往来互市；订约以前的逃入不必遣返，订约以后，两国不收逃犯。俄国人在雅克萨所建城障，应立即拆除，在此居住的俄国人，应全部迁回本土。
单从内容上看，中国站在胜利一方非但没有得寸进尺，反而是损失了北方的土地。康熙帝签订条约此举简直令人匪夷所思。不过，仔细考察当年中国北方边境的情况，就可以了解到康熙帝这样做的原因。那时蒙古各部族对清王朝嘴上臣服，心却有反意，而沙俄的侵略军正是蒙古各部的敌人。以康熙帝的聪明才智，当然懂得运用“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道理，他虽然出卖了东北领土，但大多数地方为蒙古部族拥有，于大清王朝毫无损失，而他不对沙俄军赶尽杀绝，也是为了让沙俄军遏制蒙古的势力。
如此看来，康熙皇帝的深谋远虑确实是令人钦佩之极，不愧为中国古代最负盛名的君王。
·清朝为什么不敢制造火器
众所周知，火药是中国发明的。中国火器的研究和使用也一度领先于他国。明朝的时候，中国对火器的生产和应用程度超过了之前的历朝历代。国人更创制了地雷、喷筒、手铳、水雷、大炮等数十种火器，又于弘治年间自主发明了开花炮弹。然而在清朝时生了彻底的转变，中国火器不仅没有发展反而大踏步地倒退。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满族入关后，出于对汉人的防范，开始限制科技的发展，尤其是可以应用于军事的科技。因为当时军队中的汉人数目远远超过八旗军的人数，清王朝的统治者为了防止汉人大量拥有先进武器后开始造反，干脆禁止他们接触先进的军事科技。其实早在入关之初多尔衮就立下规定：大炮等当时先进的火器只有八旗军可以使用。按照这一规定，上百万的清王朝军队中，只有一部分能够装备火器，这也是清王朝军队的火器装备程度一直处于较低水平的原因。在世界许多国家的军队大踏步地向热兵器迈进的时候，清军始终脱离不了冷兵器时代，清军的火器更是处于世界低端水平。由于清军对火器的需求量极低无法拉动军火制造业发展，也无法刺激军事科技的反正，这样一来逐渐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致使清王朝的火器发展越来越落后。接触火器的人少了，的确可以防止汉人造反，但研究发展火器的人也随之减少，从而滞后了清王朝火器的发展。
清王朝不仅对军事科技成果的应用严加限制，还对汉人在科技发面有研究成果的人才进行打压，出身于明末火器制造世家的戴梓就是一个受害的典型。他自幼就投身于火器研制，后又加入清军，为清军创制和装备了“威远将军炮”、子母炮，为清王朝击败“三藩”和准噶尔势力立下汗马功劳。戴梓还向清朝献上了自己发明的一种与机关枪原理一致的连环铳，一次可发射二十八颗弹丸，被军器史家认定为世界上最早的机关枪。但是，戴梓不仅没有因此获得荣华富贵，反落得一个悲惨的命运。康熙帝听信谗言，将戴梓发配到辽东，终结了他的武器研制生涯，戴梓在辽东被迫以卖字画为生，一生贫寒，郁郁而终。而他发明的连环铳也没能流传下来。
综上，清王朝时期对先进火器使用的限制和对精通火器制造的汉人的打压，是这一时期火器发展大大滞后的主要原因。
·皇太极两次招降祖大寿的“醉翁之意”
公元1631年7月，皇太极为实现清军入关、一统中原的愿望，走出了入关战略的重要一步——亲率大军攻大陵河城。大陵河城是战略要地锦州的门户，并由明朝以祖大寿为总兵率一万六千余人守城。
皇太极率兵围城三月，祖大寿弹尽粮绝，为了城中一万六千将士与三万百姓的安危，祖大寿投降了。皇太极对于祖大寿极为礼遇，不顾他人的劝阻接受了祖大寿的智取锦州之计。就像皇太极所说：“朕以诚待他，他必不负朕。即使他负朕，朕在所不惜，要的就是心悦诚服。”
然而，令皇太极始料未及的是，祖大寿失信了。回到锦州城的祖大寿，彻底地断绝了与皇太极的联系，甚至他已经顾不得后金军为质的儿子祖可法以及部将三十余人的性命。面对祖大寿“我绝对不做失信之人”的誓言，皇太极却表现出了空前的宽容和耐性，依然厚待祖大寿的儿子和部将。
历史总是在不经意间显示出其戏剧性的一面。十年之后，清军进攻战略要地锦州城，守卫锦州的依然是祖大寿。因为锦州城是山海关最后的屏障，攻下锦州，就好比是一把利剑直抵明朝的咽喉。皇太极从满洲贵族的特殊利益和满族本身的具体历史情况出发，决定屯兵义县，将其作为攻取锦州的前沿阵地和后勤基地。面对“塞上之兵，莫劲于祖大寿之兵”的形势，皇太极悉心采取了《三国志》曹丕的话：“坐而降之，其功大于动兵革也。”明朝降将张存礼也为皇太极献上了一计：将明军内部的蒙古兵作为争取对象，里应外合就可轻而易举地夺取锦州城。
皇太极的对手依然是祖大寿，采取的方法依然是围城。这次围困让祖大寿又想起十年前的大凌河之围。与大凌河城一样，锦州城也陷入了孤立无援、弹尽粮绝的境地。而城内还有部分有意归降清军的蒙古将领，可谓内忧外患。崇德七年农历二月十八，洪承畴在松山被俘，松山失陷，祖大寿等待明朝援军的希望破灭，又受到已经投降清军的两个兄弟祖大成和祖大乐的劝导，无奈之下于公元1642年农历三月八日再次投降清军。这一次皇太极依然对祖大寿礼待有加，祖大寿被皇太极的诚心所感动，真正地投降了清军。如果说第一次投降是祖大寿无奈之下的背叛，那么第二次他就算得上是真心归降了。
那么，面对祖大寿第一次投降、背叛，为何皇太极还要再次招降祖大寿呢？
皇太极深知祖大寿在军事上的价值，祖大寿抗清二十多年，有多少满洲人都是在“取祖大寿项上首级，夺南朝花花江山”的梦想中长大的，祖大寿是满族在军事上的精神目标。而且对皇太极的雄图大业来说，锦州之后的下一个战略目标就是重镇宁远。宁远总兵、辽东提督吴三桂统率了关外明军，成为清军的最大阻力。但是，祖大寿却是吴三桂的舅舅，可想而知，祖大寿在对吴三桂的战役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皇太极招降祖大寿的真正目的其实就为了吴三桂，正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