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收入分配严重不公。现在收入分配一个方面是差距大，有城乡差距造成的、区域差距造成的，但是最主要的还是分配不公，分配不公主要是由垄断和腐败造成的。老百姓对收入差距大无所谓，在一定范围可以忍受，不能忍受的是分配不公，而分配不公里面，最不能忍受的是腐败的灰色收入，再一个就是垄断行业的收入。我们发展国有企业最初的用意是共同致富，因为国有企业嘛，公有的，但是国有企业密集的地方恰恰是收入差距最大的地方，收入差距最大的地方，就是国有企业最密集的地方，这是北大张维迎教授与他的学生调研的结果。民营经济发展的地方像浙江，它已经形成了一个橄榄型的社会结构，比较稳定，中小企业比较多，恰恰像东北、沈阳这些地方，收入差距非常悬殊。国有企业本来是为了大家共同致富，为什么会造成收入差距的拉大和分配的不公呢？主要是我们全民所有的国有企业并不给全民分红，利润没有和财政挂钩，西方也有国有企业，像拉斯维加斯也有国有企业，每一家都有股票，年终的时候，拉斯维加斯的石油企业都要向全州居民分红，每家居民年终时都能分到一两千美金，这才叫国有，国有不向老百姓分红，那算什么国有？算什么全民所有？！
两会代表有一段发言，说：垄断型央企高收入已经成为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主要原因，石油、电力、电信、烟草等行业的员工人数不到全国职工人数的8%，但其收入相当于全国职工总额的60%左右，这个数据在两会上被代表和委员们反复引用。垄断行业的工资是普通其他行业工资的5-10倍，是全国职工平均收入的17倍，实际上国有企业除了正当的收入之外，还有公款消费和腐败。《财经》杂志上登的中石化的陈同海，现在在监狱里，他一天的公款消费是四万。所以国有企业的存在，是我们这个社会分配不公的一个严重问题。
第五：社会问题。我们改革到今天，为什么止步不前？主要是利益集团，国有企业形成的经济，我们称之为“豪门经济”，吴敬琏叫“权贵经济”。在目前改革当中形成的问题，已经大于我们当初改革所要解决的问题，现在要改革在改革当中形成的问题，为什么阻力么大，就是因为有庞大的利益集团。
比如说分配改革的问题，利益集团阻挠了改革，如果说国有企业进一步地扩张，国进民退，那么中国还会出现其他社会问题。当然，事情还有另外一面，叫物极必反。去年四万亿财政下去，十万亿信贷下去，总有一天要还。多多少少都要还钱，如果过几年还款期限到了，国有企业效益没有根本性的改善，我们将会看到下一轮国有企业改革高潮的到来。
麻辣评说
中国国有企业有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就是规模经济理论，如何看待中国规模的经济理论支持中国国企做大做强的作用？
我采访过一个台湾的专家，他讲规模经济有一些误区，而且很多经济学家在鼓吹规模经济的神话，实际上经济效益的高低，一个企业的竞争力的高低不在规模上，而在其专业性，如果专，小而强的企业往往有可能比那种大的企业要更具竞争力，我们现在国有企业规模很大，像中国移动这样的，但是竞争力怎么样，效益怎么样，这是成问题的，大而不强的规模经济，我觉得不是我们追求的对象，而且不利于结构调整、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谢谢。
国有企业改革的理论基础，一开始是马列主义，金融危机以后，凯恩斯主导，但是在新的时代应该有新的理论，究竟应该怎么解决？
我前面讲了国进民退三个趋势性的标志，这次金融危机很多国家政府进行了强力干预，这是国进民退；第二进行了国有化，但是这些国家的措施是暂时的，我想可能在金融危机结束以后，各个国家都有一个政府行政力量的淡出问题，国有再民营化问题。我觉得中国随着金融危机慢慢结束，中国的行政力量的淡化与退出，包括再进行一次民营化的改革，是可以期待的。
现在国际上有一种说法，中国模式，我们中国人讲中国模式时和外国讲得很不一样，外国人一讲中国模式，就是凯恩斯主义，就是集权，就是政府力量，就是国有企业，但是如果从这几年中国真正成功的经验总结中国模式的话，我觉得是市场经济、公平竞争、法治、改革开放，这才是中国模式中国经验的最核心的部分。
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相比的话，有明显的弱势。山西的煤矿要关闭的话，应该要和政府签订一些合同，有明显的政府违法情况，那么现在有没有讨论新的法律保护民营企业？
国进民退并不是关心数字上，或者是过程中的价值判断，我们最担心的就是不通过市场手段、法律手段，而是一味地政府主导，造成国进民退，这种国进民退并不是说民退了又怎么样，而是整个社会秩序、法制秩序、市场秩序严重地破坏，这是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最重要的一个意义。
工商联、民营经济界的企业家，我想他头脑是清醒的，通过竞争被打败，很服气，但通过行政的强力手段，甚至通过非法的、违反合同法的、撕毁合同乃至于强行武力这样的一种国进民退的方式被打败，是非常糟糕的局面。
中国目前一直没有形成一种正确的观念，在读大学时，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报纸非常多，对资本主义的批评非常严酷。我国民营资本没有办起来，大家是不是对民营经济存在一个误解？
也可以这么说，马克思主义对资本的批评是非常严酷的，每个毛孔里都带着血。因为时代的关系，中国主要是靠这二三十年发展起来的，完全可以超越那个阶段，可以吸取其他国家在一些规划上初期的教训，我们发展市场经济，如果算上民国，还中断了前三十年，大概五六十年吧，有些过程不能避免，工业化还在中期，在民营经济当中出现一些问题，也是正常的。
在没有政策、技术、资金支持的情况下，民营经济应该怎么发展？
我觉得从方向上来讲是非常明确的，从十五大以后，十五届三中全会、十六届三中全会、十七届三中全会都是强调两个毫不动摇，两个坚定不移，发展国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发展多种所有制也要毫不动摇，而且关于非公经济发展，除了我前面讲的2005年“三十六条”之外，去年又出台了“二十九条”，《关于进一步改善中小企业发展环境的若干意见》，加起来六十五条。
中央对发展民营经济的用意是非常好的，但是在具体的落实当中，由于政策不配套、利益集团阻挠，可能会出现暂时性的问题，这三十年来，包括去年最困难的一年，从数字上看，还是国退民进的。去年有四万亿和十万亿，不可能年年都有四万亿、十万亿。
说很多问题的时候，应该要回到一个前提，从行政管理的角度来看，执政的基础是什么？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国有经济占多大的股份？不管是行政手段或者是公共政策的制定，要考虑三个方面的因素，经济、政治、法律，考虑公共政策制定的时候，政治是一个首要考虑的问题。我们说的这些问题主要是经济方面的，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国有经济占多大的部分，是有一个前提在那里，现在国有企业改革全部私营化，是不是执政党自己打自己的耳光？怎么来化解这个问题？
我觉得从十五大以来，上面考虑国有企业改革是考虑得很清楚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刚才我讲的公有制主体的时候，就有一个衡量的标准，怎么衡量？从全国来讲，国资委如果把国营经济的边界放得很大，应该是可以的；从区域上来看，要这个地方经济发展得好，老百姓就业要好，收入要高，公有制的主体如果从比重上看的话，必然会受到挑战，这是一个权衡的问题，你要一个超级稳定的社会，还是要老百姓的富裕和经济的发展、社会发展？公共政策不管怎么制定，不管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从老百姓的根本利益出发，我想这是最主要的一条，要考虑执政党的利益，也是应该的，但是我们共产党好像从没有这么说过，首先要考虑我党派的利益。共产党讲了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没有任何说到自己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