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城乡统筹改革举措
四大改革举措：第一土地综合整理，这是小城投公司做的，针对的是什么问题？从农地来讲，因是家庭承包，分成一小块一小块，很分散，无法形成规模，另外农民宅基地散落在农地中间，农地没有办法连成片，很碎片化。从宅基地来讲，因为居住分散，显得没有效率，很多公用事业服务没办法提供，比如供水、燃气、电力，这些提供起来很困难，成本非常高。改革是利用“耕地增减挂钩”政策进行整理，首先小城投出资建设集中居住社区，之后通过自愿方式放弃你的宅基地，到集中居住的小区里居住，集中居住的小区有不同档次的房子，有四层、五层的楼房，有一个换算的方式，楼房基本上不需要你交钱的，还有一种联排别墅的房子，那个以后要补交一点钱。然后把原来的宅基地复垦，复垦以后，跟现在新占用的宅基地（集中居住小区）会有一个差，我的耕地增加了，耕地增加了，其实土地还在这里，没有跑掉，耕地增加了只能算是合作社的，耕地增加以后就有一个指标，就可以拿到市场上交易，成都市周围地价非常高，就去购买这样的指标，把成都市周边的一些农地转化为建设用地，这是就是所谓耕地指标挂钩，在成都叫地票。通过这样的改革以后，产生了两个影响：一是农民集中居住，很多公用事业服务就可以提供了，成本降低，新建成的集中居住小区公用设施比较健全；二是从农用地来讲连成片，之后可以通过组织合作社或者把土地租给农业企业这种方式能够走向规模经营。另外一个收益是耕地增加，这些增加的耕地给了村集体，村集体有些财力或提供公共服务。
第二，扶持农业产业化。农地确权，颁证，进行土地整理，这只是为规模化经营扫清了障碍，但并不代表真的规模化经营，规模化经营还需要其他的支持：一是要资本、企业的支持，要有企业来租你的地，合作社租给一个企业，租给谁？得有这样的企业，当地有一批很好的农业企业，原来是做流通的，现在直接进入上游，比如原来卖水果，把农民种的水果收上来，但现在直接深入到上游，把地成片租下来，然后引用统一的标准、统一优质的品种进行直接种植，雇用当地的农民给他种，这时候农民给他打工，他就有了一个企业；二是需要金融支持，这是农发投做的事，包括提供直接投资，直接投资主要提供一些市场不能够自动提供的一些东西，比如当地储存水果的库房，单个农户没有那么多钱建，甚至一个合作社都建不起来，因为体量大，所以农发投来建，建完以后出租给你。
另外有一些贷款，拿政府资金作为贷款，一个是委托，把政府的钱委托给农发投，贷给农业企业。还有一个是切块贷款，把钱切块给县里面的农发投去办，实际上是一回事，为什么他要去贷款？实际上是对银行的共同贷款，为银行分担风险的一个措施。这个财政资金不是把社会资本挤出去，而是把社会资本吸引过来。再一个农发投下面成立了担保公司、保险公司，为农业生产提供担保，担保品没有被正规银行认为是合格的担保品，这个没有办法，因为有银监会管着，他也管理不了，怎么办？就做一些反担保，即农户和企业向银行贷款，农发投（担保公司）向银行担保，然后你拿企业资产给担保公司提供反担保，通过这样的办法把信用链条建立起来，比如你的土地登记证到我这儿来做反担保，甚至他们现在开发的是苗木，苗木也可以担保，担保以后担保公司很辛苦，去跟每一块苗木绑上牌子，标上号，这就变成他的担保资产了，要去监管，植株可以作为反担保品，这在银行完全不可以，那就成了死局，所以他去解这个局。
还有就是保险，开发很多适合农村的保险，包括开发的气候保险，比如下了冰雹，不管有没有损失都给你，实际上不可能没有损失，但这是为了避免去核算损失，气温低于多少就给你赔，还有一种做法他和企业、农户三方成立共同保险基金，互保基金，各出1/3，政府出1/3的钱，农业企业出1/3的钱，农户出1/3的钱，成立互保基金，通过这种目的把信用链条建立起来，建立起来以后，社会资本、金融资本才能够进来。
农发投还做了一个事，有个产权担保公司，产权担保是为产权交易进行担保，主要是为过渡期提供一个担保，这涉及成都地震以后的一些重建做法，类似有个过桥担保，如果没有这个，链条就转不起来。
第三，完善风险分担机制。农村金融服务供给与需求严重不匹配，风险分担机制不完善。他们做的一些事把这些链条给弥补起来，有些当地还成立了一些金融机构，比如说成都本地农商行在政府干预之下，可接受当地人快的一些担保品。另外，我国搞了村镇银行和小额贷款，为他们提供担保和保险，使得他们的业务能够开得更加顺利。
最后一个改革举措是提升农产品流通市场。目前来看，无非是把市场做大一点，档次更高一点，搞一些报价系统、信息系统，但是还不太完善，对于未来，大家有一些想法，规范大宗商品和远期的交易系统，在传统市场提供完善的价格信号，如果这套体系成功，这种价格引导和这种大企业比较有规模的企业行为而不是农户个体行为，会比较有效地避免价格波动和大、小年，能够解决这样的问题。
成都城乡统筹的成果
五大改革成果。居住社区化，农民获得更多的公共服务、生活条件得到实质性改善，政府的支农资金有一块是这么用的：每个村每年给20万，这个钱就是给村里的，怎么用？由于村民理事会来决定怎么用，他们也推行了这种公共财政，这个20万没有任何附加条件，但必须是村民理事会，他们有理事会、监事会、执委会（类似）、村民委员会来决定和使用这个钱。我们看实施了改革的居住社区都相当不错，有社区中心、卫生所、锻炼身体的地方。
土地规模化达到了现代农业发展的要求，降低了交易成本，实现了社会资本、金融资本与土地经营的对接。在这之前为什么它被屏蔽在市场之外？规模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解决了产权，规模是最重要的问题，因为从社会资本来讲，要去租农地进行经营，是不可能跟每个农户去谈的，只能是跟合作社来谈，农户要先组织起来，组织起一个合作社，然后跟企业对接，企业跟每个农户谈肯定是没有效益的。
金融这一块从我国管制、治理来讲，限制了银行数量，导致这几大银行从农村撤出，从农村撤出不是银行的错，因为这么大的银行做那么小的贷款没办法盈利，问题是我们要允许中小银行来生存，以不同的需求要跟不同的金融服务来匹配。数量管制以后，小的就没有了，那农村也就没有金融服务了，从银行业来讲，要放松管制，让各种不同规模和不同目的的银行、贷款公司产生。另外，农村也要扩大规模，因为即便是小银行也没有办法对单个的农户进行贷款，还是太小，对单个农户的贷款只有小额公司，银行做不了。两头都要努力，这样市场才会形成。
农业产业化。农业产业化发展在成都已经成规模。
金融业多元化，各层次的金融服务体系都有了，但还不够，只能说是初步形成，因为还有很多管制，像村镇银行必须有一个大银行做股东，一个县只能是一个，有很多管制，小的贷款公司不能吸收贷款，从银行转贷款不能超过1：1，有很多管制。
农民收入多样化包括出租土地、打工收入和股权分红，工资收入比较增加，城乡差距缩小。
市场是否是一切的祸根
市场是否为祸害？如果是，我们就都不要，回到1978年以前，那时候没有市场，大家都穷，一块儿穷。还有一个办法，谁比较喜欢时就去筹钱。现在大家都知道市场给我们带来什么，我们正在做住房保障的课题研究，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几年，人均租房面积是下降的，社会主义搞了30年以后，人均租房面积是下降的，越来越穷了，现在房价高了，很多人买不起，很多人抱怨，但实际上很多人的房子是越住越大，这就是市场的作用。
刘业进提到统筹城乡是否能用别的东西来替代，如果未来达到没有城乡差别更好，城乡本来是一个产业差别，我们现在是制度差别，我国统筹城乡是统筹制度这部分，不要有制度的差别，产业的差别始终存在，种地就是农村，搞工业就是城市，这个制度的差别是人为搞出来的，进而成了问题，我们现在就要改。刚才杨小姐提到重庆的情况，我简单说两句，重庆因领导变动，统筹城乡思路发生了改变，现在还是以城带乡，不能说没有道理，他们还是发展城市，因为重庆的农村太大，太穷，鼓励农民离开农村，从事到别的产业里，增加重庆大都市区对农民的吸纳能力，壮大重庆的产业，走的是这条思路，也就是说把农民弄成不是农民了，城乡就统筹了。
若说成都这一块存在很多不足的话，是大环境不允许他生存市场或者私人提供服务，这一块服务欠缺，所以政府介入，现在看起来政府介入比较多，因成都市政府改变不了大环境，所以也是弥补市场失灵的做法。还有一个是否为一把手工程，改革开始时都是一把手工程，但如果取得了成效，把成果固化下来就不是一把手工程，中国的改革一开始是邓小平的一把手工程，总设计师。大家都认识到这个好处以后，就有了生命力，固化下来，把领导班子换了政策也会延续，甚至会扩大到其他地方。
还有一点是我们现在没有考虑到人的城市化，我们现在仅仅在于怎样提高农村生活水平之类的，没有考虑到人的城市化，而这个非常复杂，可能要经过几代人，这包括生活方式、工作方式、思维方式一直到内心里觉得自己是城里人，这是一个很长的过程，这点我们现在的重视不太够。
我个人的思考是：市场可以是一种制度，一种机制。这两点不一样，我们现在讲权力取消市场或者市场不是配置资源的主要方式，指的市场是一种制度，作为一种制度可以取消，取消以后就没有市场了，但作为一种机制始终存在。军宁提到大饥荒，为什么我们有土地，那时候的土地比现在多得多，为什么生产不出粮食来？就是因为当时的制度产生的市场效益使得劳动力不能发挥作用，劳动力效率降低了。当时的土地很充分，作为生产要素土地非常充分，但市场要素是由劳动力决定的，当时大家出工不出力，所以就没有粮食。从市场作为一个机制来讲，我们所有违背市场的行为，包括政府的这些行为制度去干预的话，一定会得到惩罚，谢谢。
麻辣评说
现在国家有18亿亩耕地红线，目的是保护耕地和粮食，如果从市场流通角度来考虑，是否违反了市场规律？
我们认为18亿亩耕地违反市场规律。就我个人看法而言，最大的问题还不在这里，要保持18亿亩耕地就保持，但要自由交易，土地是耕地可以交易，是住宅用地、建设用地都可以交易，用途管制和其他事情不矛盾，我们现在还有一个所有权管制，城里面的地必须是国有用地，一旦不能用就变国有用地了，这个地是你的产权，只能用种地，一旦不种地就变为国有了，把所有权管制和用途管制搅和在一块，而所有权管制在全世界没有先例，所有权不能管制，这比18亿亩的问题更大，很多的暴力拆迁、维稳问题都是18亿亩红线带来的，是征地带来的，当然还有一些其他问题，现在的城乡制度，城乡作为一个制度以后产生很多毛病，本来农民从农村到城市以后人均占地减少，城里人住在楼里面，农村有很大房子，现在的管制以后，他的身份是农民，所以农村给他地、宅基地，但他不在农村住，而在城市里买不起房，所以在城里要有保障房，而在农村有别墅，农村房子很大，跟城里的别墅一样，但那个别墅没有人住，所以两头都要住房，这带来了土地的巨大浪费，但这种制度现在就是这样，更没有效率。
在天津，农村养鱼，把农民集中在一块，但存在一个问题，郊区的农民要价很高，这样的话，政府就有成本问题，这跟你说的地票有关吗？
这涉及征地问题，跟我说的地票不是一件事，只是在城市周边征地需要指标，指标要从远离城市的地方去买，你说到征地的事情，还是市场问题，你怎么知道成本高，政府怎么只有成本高，你的成本是哪儿来的，你说要价太高，你凭什么说他要价太高，标准是从哪儿来的？根本就没有这个市场，你可以说他要价太高，但农民也可以说你给我的太少，就舍不得让它市场化，没有市场就没有办法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