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图创新还是图高利润
美国市场研究公司分析师布莱恩·马绍尔指出苹果平板电脑iPad售价499美元的版本实际的制造和原材料成本在270美元左右。马绍尔对苹果16GB版、只能通过Wi-Fi上网、售价499美元的iPad进行了成本估算，认为这款产品的原材料及生产成本为270.50美元。这一数据包括了10美元的制造费用，但并不包括20美元的保修服务成本。如果加上保修成本，499美元版本iPad的成本总计290.50美元。
在iPad原材料成本中，最为昂贵的是9.7英寸的LCD触摸屏，马绍尔对此估价为100美元。iPad的16GB存储和铝制外壳预计造价各在25美元左右，而苹果A4芯片成本预计为15美元。按照这款产品499美元的售价计算，在算入20美元的保修成本之后，苹果的利润率为42.9%。
自从苹果iPad首发以来，销售情况一路走高，不少苹果迷纷纷通过各种渠道订购iPad，随后苹果借势放出3G+WiFi版。具备3G上网功能的iPad实际上利润更高，因为苹果为这一产品增加了130美元的额外费用，但3G上网功能的实际硬件成本非常之低。
根据马绍尔预计，具备Wi-Fi和3G上网功能、16GB版本iPad的成本为306.50美元，而实际售价为629美元；这款产品的造价比只能通过Wi-Fi上网产品只高出了16美元，苹果因此获得了52%的利润率，提高了9个百分点。
对苹果来说，高利润的产品已经是习以为常。苹果的一切创新，其真实的目的就是为了追求利润。在市场经济中，利润最大化与成本最小化是企业永恒的主题。我们先聊聊利润最大化这个话题。
生活中有一句俗话：“有谁会嫌钱多？”甚至有人说得更加直接：“有谁会嫌钱扎手？”它表明的意思不言而喻——“钱，当然越多越好。”与之相应，对于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来说，也有一个鲜明的目标：“利润最大化。”它已经成为企业高呼的口号，行动的指南。身处市场大潮之中的任何一个企业，都不能、也不敢违背这一目标，而只能去尽力实现它。
在这里，我们可以先了解一个并不复杂的道理：一个从事生产或销售的厂商，如果他的总收益大于总成本，那么他就会有剩余。这个剩余就是利润。
利润是企业家经营企业和生产商品的原动力，提供产品的目的在于追求最大的利润。如果企业经营良好，他就能够获取利润。
2005年至今，有近40家上市公司由原来的主业转行房地产，占到目前地产类上市公司总数的35%。2005年有2家公司转行房地产，2006年迅猛增至11家，2007年更有14家，2008年至2010年有11家。雅戈尔2006年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59.76亿元，其中，房地产收入为19.27亿元，远远超出西装和衬衫业务净利润的总和。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高额利润是非房地产企业进入变身房地产开发商的原因，也是一些央企为什么不乐意退出房地产的原因。
所以在中国，无论是大的房地产商，还是小的炒房客，都是在图房地产行业的高额利润。而美国利润最高的是一些高科技企业，苹果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
一个企业要达到利润最大化，就必须对投入要素进行最优组合以使成本最小。因此，企业要想取得最大利润，就要遵循成本最小化原则。
苹果为什么要推出3G版的手机了，利润最大化。那么，如何进一步深入理解利润最大化呢？经济学家们早已经给出了这一标准，即“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
边际收益是每多卖出一单位产品所增加的收入，边际成本是每生产一单位产品所增加的工人工资、原材料和燃料等变动成本。需要指出的是，边际成本往往随着企业的生产发生变化。
简单的说，一个鞋厂生产十双鞋和生产十五双所投入的成本是不一样的，如果他生产10双鞋能赚到80块钱，生产12双鞋能赚到100元，生产15双鞋最后却只能赚到60块钱，那么这个厂商肯定只会生产12双鞋，超过12双需要增加投入——增加设备、人力，反而不赚钱了，所以他就选择生产12双鞋。
在现实当中，许多企业家并不清楚什么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并没有刻意追求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的相等，也照样赚了不少利润。在市场之中，有一些成功的企业家确实如此。但是，规律就是规律，它的特点就是不管人们是否清楚，它总是在起着作用。那些实现了利润最大化的企业，有意也好，无意也罢，必然都遵循了这一规律。反过来，如果企业在生产中能够主动、自觉地按“利润最大化”规律办事，分析企业生产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效益，就可以有效避免盲目、弯路所造成的浪费。
代工帝国立足的成本方程式
据富士康国际发布的2009年财报，收入72.41亿美元，同比下滑22%，净利润3962万美元，同比下滑68%。员工数量11.87万，相比2008年增加了9.7%，但人力成本支出却同比减少28%。
引用富士康的财报，目的是想引出“成本”这个话题，一台IPAD的代工费很少，只有11.2美元。而想要拿到可怜的11.2美元，富士康同样面临着得激烈的竞争。在代工费用不能增加的前提下，为了多赚的一分钱的利润，包括富士康在内的很多代工企业必须要削尖脑袋，节约成本。
2002年底，台湾33家营业收入超过200亿台币的集团所组成的“三三会”，前往日本观摩，拜访日本东芝、佳能、鹿岛建设等有名的大公司。所有三三会的大老板都住宿在位于日本银座的“帝国饭店”，为了能够一起出发，帝国饭店也为三三会打折，一个房间从三万日元变成一万五千日元。但是，在参加完前两天行程后，郭台铭只住一晚就退房了，“我还是搬到我们东京工厂附近，一个晚上六千日元的房间，晚上还可以就近去看工厂。”郭台铭说。
成本控制一直都是富士康这个制造王国的立足法宝，在郭台铭撰写的《虎与狐》一书中提到“成本下降也是一种服务”的策略，企业能够以蚀本价接单，却以录得盈利输出货品，严控成本以至在微利之间险中求胜，成为了富士康的成功方程式。
富士康的母公司鸿海能参与全球竞争的第一个关键，就是成本的竞争。鸿海三十年的发展，便是经营“成本策略”不可错过的精彩典范，特别是鸿海在变化快速的竞争环境中，还能持续保持成本领先。
俗话说：“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生产者要想获得利润，首先必须投入生产要素。生产要素的支出就是成本，也就是生产费用。成本，其实是会计学中的一个概念，但在经济学的分析中也广泛应用。在经济学中，企业生产者的目的就是实现利润最大化，为此就要尽可能降低成本，扩大供给，增加收益。
假设富士康生产的IPAD，每台IAPD的平均生产成本是10元。若苹果公司付得代工费是每块11.2元，每台IPAD可以赚1.2元。若苹果公司付得代工费是每块11.2元，则不赔不赚，收支相抵。虽然利润是零，可是成本中包括了机会成本和会计利润，依旧可以继续生产。假如因为某种意外情况每台IPAD的代工费需要降到8元。每卖一台IPAD就要赔3.2元。那么，富士康现在还要继续经营下去吗？
如果想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分析成本问题。在经济学上，成本分为不变成本、可变成本和平均成本。
不变成本又称固定成本，如固定资产折旧，车间经费，企业管理费等，这些项目在产量增大或降低时都不会随之变化，故称不变成本或固定成本，对应的要素称为不变要素。在富士康，这些固定成本必须包括租赁的厂房、开厂所需资金的利息、手机生产设备的折旧，还有固定员工工资。
可变成本又称为变动成本，主要是原材料，燃料，动力等生产要素的价值，当一定期间的产量增大时，原材料，燃料，动力的消耗会按比例相应增多，所发生的成本也会按比例增大，故称为可变成本。在富士康，这些成本，包括生产手机的原材料、电费、临时工人工资等。如果富士康要生产100台，你需要的原料费、电费是400元；如果富士康要生产100台，你需要的原料费、电费是400元。
平均成本是指平均每单位产品所分摊的成本。假设总成本为TC，总产量为Q，则平均成本AC=TC/Q。降低平均成本，一直是每个企业所追求的主要目标。
企业作为市场中的微观主体，是以盈利为目的的，所以，在研究企业问题时，考虑最多的就是成本问题。但是企业如何控制成本，使生产成本达到最小化呢？
第一，加强控制措施，减少无效消耗。对于获得一定产品而发生的有效消耗，在一定生产条件下是一定的，是相对固定不变的；对于获得一定产品而发生的无效消耗，是相对变化的，是普遍存在的。后者是控制的对象，要通过一系列措施对这一消耗进行控制，使其降低到最低点。
第二，加强企业管理，促进经济技术统一。从技术与经济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出发，重视技术进步，对降低成本有着重要作用。通过新产品开发、质量的提高等，能够促进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从而有效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
第三，既要加强内涵控制，又要推动外延控制。
总之，随着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降低产品成本、实行低成本战略成为企业获得竞争优势、提高经济效益的重要途径之一。尽量降低成本应该成为企业始终追求的目标。
诱发京东方巨亏的沉没成本
京东方是显示器制造商，2002年，京东方启动了总投资达12.5亿美元的5代线建设。在5代线投产的2005年，此前一直盈利的上市公司年底即陷入12亿元巨亏，2006年亏损额更创下17.7亿元的纪录。
按2006年底的资产评估，5代线的市值已经只剩27.4亿元。
京东方过去数年的大幅亏损，面板价格下跌只是原因之一，更关键的因素则在于5代线本身的大幅“贬值”。就在京东方5代线于2005年投产时，日本和韩国的多条5代线的折旧已经结束，当年17英寸液晶面板的价格从220美元下降到120美元，这直接导致了京东方连续两年巨亏。
在2009年5月，公司刚刚定向增发50亿股募资120亿元投入到第6代线。时隔6个月后，京东方再次决定定向增发募资100亿上马第8.5代线。
据企业财报显示，在京东方进入液晶行业的2002年至2009年期间，公司的固定资产折旧费用高达76.4亿元，平均每年折旧费用高达10亿元以上，其中80%以上来自液晶面板生产线的折旧费用。
京东方的巨额亏损的原因在于京东方5代线、6代线、8.5代线的巨额的设备折旧费用，由此引出经济学的一个话题—— “沉没成本”。
京东方净利润柱形图 数据来源：京东方年报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教授说，普通人（非经济学家）常常不计算“机会成本”，而经济学家则往往忽略“沉没成本”。
沉没成本指已经付出且不可收回的成本。举例来说，当你受诱惑花100元买了张《非诚勿扰》的电影票，已经付了票款且假设不能退票。此时你付的100元钱已经不能收回，就算你不看电影钱也收不回来，电影票的钱算作你的沉没成本。
大多数经济学家们认为，如果你是理性的，那就不该在做决策时考虑沉没成本。比如在前面提到的看电影的例子中，会有两种可能结果：
付钱后发觉电影不好看，但忍受着看完。
付钱后发觉电影不好看，退场去做别的事情。
两种情况下你都已经付钱，所以应该不再考虑钱的事。当前要做的决定不是后悔买票了，而是决定是否继续看这部电影。因为票已经买了，后悔已经于事无补，所以应该以看免费电影的心态来决定是否再看下去。做为一个理性的经济人，选择把电影看完就意味着要继续受罪，而选择退场无疑是更为明智的做法。
通常，沉没成本主要是指厂商花在机器、厂房等生产要素上的固定成本。企业的机器、厂房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丧失其价值，会无形之中就贬值了。这源自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机器和厂房都有一定的使用年限，超过了这个时间就得报废；二是由于有新的技术和生产手段会大量涌现，机器和厂房会无形中贬值。京东方的五代线随着韩国、日本5代线折旧的完成和6代的生产线出现而大幅贬值。
沉没成本看似简单，实则复杂。银行对于经营不良企业的贷款同样或多或少存在这种情况：企业贷了银行一笔款子，经营不良无力偿还。于是银行陷入了被动—如果不继续追加贷款，则前期贷款无法收回。可是继续追加贷款的结果往往是更多的款子收不回来。京东方在液晶显示器频频上线，追加投资也收着沉没成本的困扰。你不追加新的投资吧，那你以前的生产线因为技术的更替就要被淘汰，没有收获的成本就会打水漂，继续追加吧，能否挣钱还是个未知数。
沉没成本从理性的角度说是不应该影响我们决策的，因为不管你是不是继续看电影，你的钱已经花出去了。作为一个理性的决策者，你应该仅仅考虑将来要发生的成本（比如需要忍受的狂风暴雨）和收益（听电影所带来的满足和快乐）。不管做出何种决定，钱都已经花了，它是个确定的常数，不应该影响我们其后的决策。
在现实生活中，大多数人显然对“沉没成本”的态度并不理性。某企业在两个城市的交界处买了一块地皮。企业领导的起初用意是投资30万元办一座生产豆奶的食品加工厂。结果一生产就亏损，很不景气。如果就此打住，这30万元对于企业来说也不算什么。但是企业的领导很不甘心，不愿让这笔钱就此打了水漂，于是又投资70万从德国引进全套的进口设备，希望扩大生产规模，提高产品质量以赢得效益。结果还是一个字：赔。此时如果放弃这家工厂，将其折价处理，应该说损失还可以承受。但是领导的思维却是这样的：已经投入了100万，如果放弃损失太大，不如继续在这块地皮上投入，以期扭亏为盈，于是又作出决策：投入300万，在这里建立大型生产基地……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基地的产出已经成了笑谈。
事实上，京东方在短期内上马两条生产线，6代线和8代线，已经演变成了一场烧钱的游戏，比谁“烧钱”最快、最多，而未来的收益的确无法这可以说是大多数京东方的投资者和股民所不愿意看到的。
一是尽量避免决策失误导致的沉没成本。这要求企业有一套科学的投资决策体系，要求决策者从技术、财务、市场前景和产业发展方向等方面对项目做出准确判断。当然，市场及技术发展瞬息万变，投资决策失误难免。在投资失误已经出现的情况下，如何避免将错就错对企业来说才是真正的考验。
英特尔公司2000年12月决定取消整个Timna芯片生产线就是这样一个例子。Timna是英特尔公司专为低端PC设计的整合型芯片。当初在上这个项目的时候，公司认为今后计算机减少成本将通过高度集成（整合型）的设计来实现。可后来，PC市场发生了很大变化，PC制造商通过其他系统成本降低方法，已经达到了目标。英特尔公司看清了这点后，果断决定让项目下马，从而避免更大的支出。
二是通过合资或双边契约减少沉没成本。很多时候，沉没成本并不是由企业自身造成的，而是由合作方或供应链的上、下游方中断合作引起的。由于一项用于某一特定交易的耐用性投资往往具有专用性的特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交易突然终止，则所投入的资产将完全或很大部分会报废，从而产生相当一部分“沉没成本”。因此，通过合资或双边契约确保交易的连续性便显得格外重要，因为契约性或组织性的保障可以大大降低交易费用。
现代企业经营中，技术合作、策略或战略联盟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趋势，其内在原因，其实就包含了分散技术开发和市场拓展风险、减少沉没成本方面的考虑。
当然，沉没成本对大企业也有积极的一面。对一个行业或产业来说，其沉没成本的状况往往构成了进出壁垒的关键，并最终决定市场结构。贝恩咨询公司早在1956年就指出，若一个产业的固定成本或沉没成本很高，就会形成进入门槛。
那些具有明显规模经济和庞大硬件投入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如能源、通讯、交通、房地产、集成电路、医药等产业，其超额回报可谓诱人，但其惊人的初始投入和高退出成本则往往使许多市场“准进入者”却步，因为这首先是一场“谁输得起”的比拼。8.5代线动辄几百亿的投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阻止了一些小生产商的进入，无形之中，对现在包括京东方在内的厂商有一个保护作用。
“输得起”的一方最终会成为市场的赢家。许多资本实力雄厚的企业正是利用沉没成本来建立自己的竞争优势。小企业通常只能选择沉没成本较低的竞争性行业求得发展。
鸡繁衍不息的产权护身大符
鸡虽然被宰杀，而且宰杀数量很大，但鸡从来没当过濒危物种。这就引出了另一个问题：为什么有的物种濒临灭绝，有的却没有？
2007年，环保组织“海洋守护者协会”用已故澳大利亚“鳄鱼猎手”史蒂夫·欧文的名字重新命名它的一艘反捕鲸船。这艘长53米的船只原以绿色和平组织创始人之一、加拿大人罗伯特·亨特命名。誓言采取一切必要手段阻止日本的年度捕鲸活动。一旦日本被起诉到国际法院，按照国际法院的临时禁令，日本应当在听证会开始前立即停止所有捕鲸行为。
2009年12月11日，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这样警告日本：如果日本不立即停止以科研名义从事捕鲸活动，将对日本提起国际诉讼。陆克文当天接受澳大利亚媒体采访时说：“我们不接受日本所谓捕鲸是出于科研目的之类说辞，我之前说过，如果这事无法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我们就把日本告上国际法庭，我是认真的。”
日本以研究之名进行南极捕鲸作业，2009年准备要捕杀935头小须鲸和50头长须鲸。虽然1986年国际法院已经禁止商业捕鲸，但在科学研究的名义下，捕鲸还是允许的。
但是在日本，鲸鱼肉在市场上广为销售。日本人捕鲸的真正目的就是用来销售鲸鱼肉以牟利。日本外务大臣冈田克则表示，日本不打算停止在南极海域捕鲸活动。冈田只字不提捕鲸是出于科研目的，辩称从事捕鲸是因为食用鲸肉是日本文化一部分。“我认为饮食是一国文化中重要元素，因此有必要相互尊重并认同彼此文化。”
日本商业捕鲸有400多年的历史，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捕鲸、食鲸国。1986年国际《禁止捕鲸公约》生效，世界各国宣布放弃商业捕鲸，包括日本。但日本从1987年开始打着“科学研究”的旗号，绕过国际公约，重新开始大规模捕鲸。因为日本捕鲸，鲸的数量已经急剧减少，濒临灭绝。
其实不仅仅是澳大利亚政府谴责日本捕鲸，几乎每年环保主义者都会上街游行，谴责国际捕鱼业对许多大型海洋哺乳生物的生存造成了威胁。可从来没有人上街杭议，号召大家拯救小鸡。这是为什么呢？
这个问题牵涉到产权问题。产权的问题之所以引起人们的重视，在于产权与经济效率有密切的关系。如果没有产权制度，就会导致资源浪费、效率低下等后果。
那么究竟什么才是产权呢？不同的经济理论和派别得对其所下的定义是不尽相同的，一个为多数理论学派所接受的定义是这样的：产权不是指人和物的关系，而是指物的存在及关于它们的使用所引起的人们之间相互认可的行为关系。也许这个定义听起来有点拗口，我们不妨举个例子来说：
假设小黄有一只母鸡，他将这只鸡租给小李下蛋吃，小李每年付给小黄50元人民币。
实际上就表明，小黄就拥有这只鸡的完整产权，具体来说，他的产权包括以下方面：
1.拥有这只鸡的占有权。这种占有权具有排他性，即产权是属于小黄的，他在占有这只鸡的同时，意味着其他人不能占有这种财产。换句话说，这只鸡是小黄的，而小李迟早是要还的。
2.拥有这只鸡的使用权。小黄能够自主决定这只鸡使用的权力，比如他可以选择自己留着下蛋、宰杀了吃肉、也可以选择出租给小李，他对这只鸡有自主处理的权力。
3.拥有这只鸡的转让权。小黄的这只鸡可以在市场上自由地买卖，小黄可以选择卖给小李、小王……
4.拥有这只鸡的受益权。所有者可以获得并占有财产使用和转让所带来的利益，又称为剩余索取权。比如小黄向小李收取的每年50元的租费，就是这只鸡产权的收益。
只有通过产权界定，才能使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和利用。鲸鱼的数量锐减，是因为鲸鱼不属于任何人。它们在公海里巡游，而好几个国家拒绝遵守保护鲸鱼的国际条约。日本捕鲸人绝对理解自己目前的做法会威胁到鲸鱼的生存，进而损害自身的生计。可每个捕鲸人也都知道，由于鲸没有主人，自己捕不着的鲸鱼，最终会被别的人捕获。因此，捕鲸人无法从自我限制中获益。
反过来看，世界上大多数的鸡都是有主人的。如果你今天杀掉了自己的一只鸡，明天你就会少了一只鸡。如果养鸡是你的谋生手段，那么，你必然有着强烈的动机，要使送去市场卖的鸡和新养的鸡在数量上保持平衡。
鸡和鲸鱼都有经济价值。人们对鸡能享有可靠的所有权，但对鲸鱼却不能。这一事实解释了前者繁衍不息、后者濒于灭绝的原因。
在产权明确的前提下，物可以得到物主的保护，即使物主鸡本身很弱小也不要紧，社会和法律会为物主提供产权保护。有了产权的保护，社会的经济秩序就可以建立起来。虽然宰杀的牛和鸡比猎杀的大象和鲸鱼要多得多，但是，市场仍然能够保证牛肉的供应。我们永远不会担心牛会灭种，牛群、鸡将永远繁衍下去。而大象、鲸鱼的命运可能就比较惨了点，濒临灭绝。
产权是市场交易得以进行的根本前提，如果不能保护个人的产权，市场交易秩序将不能维持，因此，现代法律强调个人的产权保护。
1866年，刚打赢对奥地利的战争的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来到他在波茨坦的一座行宫。他兴致勃勃地登高望远，然而，行宫前的一座破旧磨坊却让他大为扫兴。威廉一世让侍从去跟磨坊主交涉，付他一笔钱，让他拆除磨坊。磨坊主不肯，说这是祖业。威廉一世很生气，命令人强行拆除了磨坊。
不久，磨坊主一纸诉状将威廉一世告到法庭。法庭裁定：威廉一世擅用王权，侵犯原告由宪法规定的财产权利，被责成在原址重建一座同样大小的磨坊，并赔偿磨坊主的损失。威廉一世只好派人将磨坊在原地重建了起来。
现在这座磨坊还屹立在波茨坦的土地上，成为著名的游览景点。
皇帝与磨坊主的故事表明，磨坊属于磨坊主所有，他作为这一财产的所有者，其财产所有权和产权必须得到国家法律的相应保护。威廉一世的权力再大，也得服从法律。磨坊主的磨坊挡住了国王的视线，但磨坊的产权属于磨坊主，国王无权处置。也就是说，产权是受到法律保护的。
可以说，产权制度是市场交易的基础，建议一套完整、有效、可操作性强的产权保护制度，无疑是重要和必要的。
面对目前产权制度缺失的实际情况，我们更应该在实际的经济生活中，注意保护自己的财产权利，在经济活动中要保护好财产获得的法律依据，比如购买房屋的凭证，它是你合法取得房屋的主要凭据，据此你才可以在房产管理部门办理房屋产权登记证，有了这个证件，你的房产才能够被合法地使用、抵押、保险、出租、转增、出售等。
吹响企业扎堆的产业集群号
早在金融危机前，关于珠三角台企可能另觅出路的传言已有不少，上世纪90年代，台湾企业纷纷到印度、印尼、越南等东南亚投资制造业，被人们形象的称之为“南进策略”。金融危机后，很多海外学者预测，随着大陆经济、政策环境的变化，劳动密集型的电子企业“南进”将势不可挡。
但珠三角真正愿意动迁的企业并不多，综合考虑，珠三角还是制造企业发展最好的地方。“即使涨薪了，也不会轻易搬迁离开东莞，哪有那么容易，除了用工成本外，还要考虑产业链，东莞地区的制造业产业链是用20年的时间形成的，谁离了谁都活不了。”一位电子制造企业负责人对说。“即使有涨薪潮，我们也不会轻易的搬走。”
台商不愿意离开的真正原因——东莞已经用20年培植起来的产业链。
“在最初的5年内，工厂使用的剪刀都要从台湾运过来，东莞不是没有，而是质量太差，一把剪刀用一天就坏了，台湾为工厂设计的能用半个月。”在东莞从事电缆生产的台商张锡帆感叹道。
如果现在放弃东莞前往新的地方设厂，很可能会重复20年前东莞的一幕，“配套的原料、产业链不完备，会给企业带来很大的麻烦，成本会大大的增加。”
在东莞方圆两公里之内，可以找到一台电脑的所有零部件，包括最低端的螺丝钉，换成在别的地方，光物流费用就不少。而且品牌商也青睐这样的地方，可以在短时间内采购到所有需要的商品，别处的零星企业难以与之竞争。
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园区已经在全国遍地开花了，但形成产业集聚的只有长三角和珠三角，内陆省份还没有如东莞这样完备的产业链，东莞花了20年，这是别处不可能轻易学来的。
1990年迈克·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首先提出用产业集群(Industrial Cluster)一词对集群现象的分析。产业集群实际上是指产业成群、围成一圈集聚发展的意思。也就是说在一定的地区内或地区间形成的某种产业链或某些产业链。美国的“硅谷”、台湾的新竹、印度的班加罗尔、北京的“中关村”，被誉为“东方纽扣之都”的温州桥头镇的钮扣产业集群、绍兴嵊州的领带产业集群、乐清柳市的低压电器产业集群、广东中山古镇的灯饰产业集群、苏州吴江盛泽镇的丝绸纺织产业集群、被授予“中国鞋都”的福建晋江的制鞋产业集群、河北邢台清河的羊绒产业集群、青岛的家电产业集群、西安的民办教育产业集群等，都可在一定意义上算作产业集群。
产业集聚包括以下几个因素：首先，必须是与某一产业领域相关的。一般来说，产业集群内的企业和其他机构往往都与某一产业领域相关，这是集聚效应的形成基础。其次，产业集聚的企业及其他机构具有密切联系。产业集群内的企业及相关机构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整个联系网络中的一个节点。第三，产业集群是一个复杂的有机整体。产业集群内部不仅包括企业，而且还包括相关的协会、银行、中介结构等，这是产业集群的实体构成。
一个产业集群要上、中、下游都具备，缺了谁都不行，大家不要轻易离开，离开对自己和别的行业都有影响，就是一个螺丝钉，没有它，一台电脑就组装不起来。”这就是集群对企业生产的影响。
1.集群有利于降低成本。简单的说，如果一家制造商设计了一款新的产品，他很快就能在本区域找到原材料和配套产品，从而可以最短时间内生产出产品来。如果联想电脑把它的生产中心搬到了马来西亚或者越南，周围没有相应的产业链，它需要买一个硬盘或者显卡，都要从东莞空运过去，这样就无形中增加了成本。
2.集群能够为企业提供一种良好的创新氛围。由于存在着竞争压力和挑战，集群内企业需要在产品设计、开发、包装、技术和管理等方面，不断进行创新和改进，以适应迅速变化的市场需要。在美国硅谷，集聚着大量的半导体电路、数字技术等新技术公司，跨国公司纷纷在这里设立分支机构，甚至将公司总部移到这里来，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在硅谷能够得到本行业最新的与竞争有关的各种信息。
深圳华强北的手机创新让世界刮目相看，曾经推出了一个产品——苹果皮。作为一台手机的全部配置——电池、SIM卡、听筒、话筒全部被集成在那个软壳上面。用“苹果皮”接入iPod touch，从而可以把音乐播放器iPod touch变成可拨打电话的手机iPhone。它只是利用了iPod touch（苹果公司的一款音乐播放器）的界面。这个神奇的“马甲”，使两者价差在3000元左右。为什么苹果皮在深圳生产出来了，因为这里有着世界最大的手机产业集群——华强北。
3产业集聚对提高生产率的影响。同一个产业的企业在地理上的集中，能够使得厂商更有效率地得到供应商的服务，能够物色招聘到符合自己意图的员工、能够及时得到本行业竞争所需要的信息，能够比较容易地获得配套的产品和服务。
从事通讯电缆行业的台商张锡帆则一直认为，虽然东莞已经不具备人力成本的优势，但是其产业链的优势依然突出，“可以说拥有中国最完备的产业链”，一旦离开东莞，企业生产的效率就会降下来，而且许多不确定的成本也会增加，“谁也不能保证搬到内地就不会有民工荒、涨薪潮，东莞之所以能吸引全国的劳动力，就是因为这里是产业集聚地，机会多，而且东莞本地也有一批长年定居的熟练工人，换成别处，很难有这个吸引力。”
4集群有利于形成“区位品牌”。“区位品牌”即产业区位是品牌的象征，如法国的香水、意大利的时装、瑞士的手表等。单个企业要建立自己的品牌，需要庞大的资金投入，然而企业通过集群，集群内企业的整体力 量，加大广告宣传的投入力度，利用群体效应，容易形成“区位品牌”，从而使每个企业都受益。珠江三角洲、深圳两个国家级电子信息产业基地和佛山市显示器件、惠州视听产品、顺德家用电子产品三个国家级产业园，拥有TCL、康佳、创维、步步高等一批在国内乃至国际上均有一定知名度的企业和品牌。
综合以上因素，珠三角的电子企业无法短时间外迁出东南亚或者转移到内陆地区。产业集群的优势左右着企业的财途和命运，所以很多企业厂家要注意到产业集群，不易盲目搬迁。
苹果制造抢购的饥饿营销计
你会不会在一个下雨阴冷的早晨，驱车十几公里，排六七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的额队，只为购买一款新的电子产品？这个问题问10个人，会有9个摇摇头，而另一个人会说，除非是苹果。
2010年9月25日，苹果iPhone4在大陆地区正式发售，作为唯一社会渠道的苏宁电器几乎所有承销门店都经历了一个不眠的夜晚。9月24日晚，向来安静的北京紫竹桥地区便开始陆陆续续出现排队购买iPhone4的年轻人，到晚上22点左右，已经有一小撮人聚集在苏宁门口。早有准备的店员也专门开辟出一片区域供等候者休息。25日的销售状况更是空前壮观，据了解苏宁绝大部分门店的iPhone4在中午12点前就已经售罄，相关机构统计，每秒钟都会有两台iPhone4售出。
虽然有这么多需求，但苹果公司规定售出的iPhone4是4万套，可是在美国首日的订数是60万，这你就能看出差距了。难道是中国每天只有4万个客户的原因吗？
绝对不是，这是苹果公司为了营造一个卖方市场所采取的营销策略，也是苹果公司一贯的做法，通过缓慢地释放货源，来达到市场抢购的效果。苹果公司要造出一个供不应求的现象，这样才能刺激购买力。
苹果所采取的“饥饿营销”策略是令苹果引起全国乃至世界疯狂迷恋的一个重要环节。所谓“饥饿营销”，是指商品提供者有意调低产量，以期达到调控供求关系、制造供不应求“假象”、维持商品较高售价和利润率的目的。
当今社会，市场经济发达、生产规模扩大，市面上逐渐出现了产品过剩的局面，也就是商品丰富，货源充沛。对消费者来说，在挑选产品时有了更多的机会；对于经营者来说，他们必须在产品的品种、服务、价格等方面展开激烈竞争。而营销是一种以顾客需要和欲望为导向的哲学，如何引导客户，激发客户的消费欲望，每个企业都想出了高招。在家电、3C等卖场，“饥饿营销”是市场营销的宣传手段。此前诺基亚对旗下手机N97就采用在电视、网站、户外广告牌进行大量的轮番广告轰炸，却严格控制发货数量，给人造成产品供不应求印象的销售策略，从而让这款产品一度成为顶级手机的销量冠军。
按照常理，卖的越多，商家赚的更多，为什么商家会实行饥饿营销惜售了，这其中玄机何在了？也正由于有“品牌”这个因素，饥饿营销还可以对品牌产生的附加值。
饥饿营销运行的始末始终贯穿着“品牌”这个因素。2010年12月15日，贵州茅台发布公告，将从2011年1月1日起上调产品出厂价格，平均上调幅度20%左右。其后，在广受舆论质疑的情况下，茅台掌门袁仁国又抛出了“涨价兼顾论”，并声称厂方将实行严格的“限价令”，也就是那个“不得超过959元”的规定。
不少经销商反映，“从国庆节过后根本拿不到货”，同时，由于供需关系的影响，茅台也在预期中涨价，“囤茅台”也成了不少经销商的共识。茅台涨价之前，普通53度茅台出厂价为499元，一级批发价在970元左右，终端价北京地区达到1500元，而广东地区则达到1500元以上。北京市场茅台烟酒店零售价在1400多元，超市甚至1500元以上，而且没有货。而华南地区价格更高。但各地都面临一个共同点：有钱买不到货。
资深营销策划人，赢道顾问快消品营销中心高级顾问穆峰认为，“饥饿营销”是茅台提升品牌的一步棋。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袁仁国曾表示，茅台要打造成为“奢侈品”，毕竟国外XO、路易十三可以卖到上万元。茅台利用消费群体追求品牌和品味的消费心理，一次次高明地变相推动涨价。
饥饿营销的目的在于通过调节供求两端的量来影响终端的售价，达到加价的目的。表面上，饥饿营销的操作很简单，定个叫好叫座的惊喜价，把潜在消费者吸引过来，然后限制供货量，造成供不应求的热销假想，从而提高售价，赚取更高的利润。但实际上远不止这么简单。
饥饿营销也是一把双刃剑。剑用好了，可以使得原来就强势的品牌产生更大的附加值；用不好将会对其品牌造成伤害，从而降低其附加值。诺基亚原本是世界上第一大手机终端提供商，但由于在智能操作手机迟迟跟不上市场的发展，这一“饥饿营销”导致很多手机用户倒向苹果、HTC等智能手机厂商。不了解对手，不认清自己，简单地去操作饥饿营销，会非常危险。
乔布斯扭转颓势的捆绑魔法
安卓是谷歌公司在2007年11月5日公布的手机操作系统，早期由谷歌开发，后由开放手持设备联盟开发。采用安卓系统主要手机厂商包括宏达电子、三星、摩托罗拉、索尼·爱立信等，使之跃居全球最受欢迎的智能手机平台。
虽然安卓有这么出色的表现，包括三星、摩托罗拉在内的手机生产企业都投向了安卓的怀抱。那么，硬件设计出色的苹果手机是否会选择安卓的操作系统呢？、
答案是不会，苹果的手机系统如此，苹果的电脑也只能用苹果的操作系统，苹果的目的是凭借着出色的硬件，捆绑销售自己的操作系统。这招不仅为苹果赚到了真金白银，而且是苹果公司扭转命运的高招。
20世纪七八十年代，苹果公司曾辉煌一时，风光无限。但在微软推出微软操作系统后，苹果电脑就退居了二线，成为一些在图形、音频方面有专业需求的用户的选择。90年代末期乔布斯重返苹果之后，大力调整产品开发与营销策略，公司迅速走出泥潭，创造了举世皆知的“iPod奇迹”，推出了iPhone、Apple TV等消费电子产品，其市值也由2001年的60亿美元上升到现在的750亿美元。那么，苹果公司是凭借着怎样的营销手法扭转自己命运的呢？
答案是乔布斯提出“集成经营、捆绑销售”的新概念。他一再强调建立“苹果生态联盟系统”，提出要像“生态链”那样集成企业产销群体，充分发挥销售商、供应商等协作者的积极性。而这个观点为日后iPod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iPod的成功除了产品本身的特点以外，还在于其独特的经营模式，即将iPod硬件与软件和在线服务成功地整合到一起，进行捆绑销售。通过iTunes数字音乐管理软件，顾客可以在iPod播放器中对收听的音乐进行搜索、浏览、下载和分类管理；而iPod客户通过iTunesi在线音乐商店，拥有了唱片公司授权的5亿多首正版音乐的下载源。
由于iTunes软件的支持和网上付费音乐下载业务的开展，iPod播放器的销量大增。由此可见，苹果公司通过将产品及其相关后续服务进行捆绑，为顾客提供高度整合的服务产品，并使其价值链得到延伸，扩展了收入来源。
不知什么年月起，捆绑销售已悄悄地侵入我们的生活，而且蔚然成风，有愈演愈烈之势。大至买楼房送车位、买大件家电送电饭锅，小至买手机送话费，买酸奶“二送一”，甚至买支牙膏也送个钥匙圈。问商家不要赠品能否减些价？商家回答：不要可以，但不减价。
那么，什么才是捆绑销售呢？捆绑销售也被称为附带条件销售，即一个销售商要求消费者在购买其产品或者服务同时也得购买其另一种产品或者服务，并且把消费者购买其第二种产品或者服务作为其可以购买第一种产品或者服务的条件。捆绑销售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企业重视和运用。
美国的约翰逊黑人化妆品公司总经理约翰逊是一个知名度很高的企业家。可是，当初他创业时，也曾为产品的销售伤透了脑筋。
那时，约翰逊经营着一个很小的黑人化妆品公司，因为黑人化妆品市场的总体销售份额并不大，而且，当时美国有一家最大的黑人化妆品制造商佛雷公司，几乎垄断了这个市场。
经过很长时间的考虑，约翰逊提出了一句措辞非常巧妙的广告语：“当你用过佛雷公司的化妆品后，再擦一次约翰逊的粉质膏，将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约翰逊的这一招的确高明，不仅没有引起佛雷公司的戒备，而且使消费者很自然地接受了他的产品，达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因为他当时主推的只有一种产品，凡是用佛雷公司化妆品的黑人，大都不会在乎再增加一种对自己确实有好处的化妆品的。
随着粉质化妆膏销量的大幅度上升，约翰逊抓住了这一有利时机迅速扩大市场占有率。为了强化约翰逊化妆品在黑人化妆品市场上的地位，他同时还加速了产品开发，连续推出了能够改善黑人头发干燥、缺乏亮度的“黑发润丝精”、“卷发喷雾剂”等一系列产品。经过几年的努力，约翰逊系列化妆品占领了绝大部分美国黑人化妆品市场。
常见的“捆绑销售”主要有以下几大招式：
一是包装捆绑。如汰渍洗衣粉，在包装袋上印有衬衫、洗衣机等品牌；反过来，衬衫、洗衣机也推荐使用汰渍洗衣粉，即为产品包装又是广告载体。品牌互补，大家共同得利，节省了资源。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牙膏”与牙刷捆绑、洗发水与沐浴液及毛巾捆绑。
二是定位捆绑。对于新上市的品牌，可以从定位上考虑如何“绑”一下知名品牌。通过和已有品牌直接捆绑，来形成自己的定位，并宣扬自己独特的优点。对于市场份额较小的品牌，也可以考虑将自己与市场领导者捆在一起借此获得一种名声，并分得领导者一部分市场份额。前文中的“约翰逊粉质膏”的例子正属此类类型。
三是信息传播捆绑。相关性产品集中在一起进行传播，既增加了整体传播力度，又节省了大笔资金。比如“浪奇”木瓜白肤香皂“绑”了一次《南方都市报》，把样品随报赠送给消费者，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又比如，“力士”洗发水“绑”了《化妆品报》 “舒肤佳”“绑”了“中华医学会”，不一而足。
四是销售捆绑。把几种产品做成统一包装进行销售。如把牙膏、牙刷、香皂等放在一个包装盒里销售，相对来说，价格较低，消费者得到了实惠，自然也就愿意购买。
如何少花钱、多办事，为商家节省资金、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是我们同关心的话题。但不要走向另一个极端，为了省钱，什么都“绑”。搞得风马牛不相及，甚至引起消费者的反感。
“捆绑销售”，不是倾销，不是折价销售，更不是买一送三。我们应把它看成是一种集宣传、销售、促销等多种因素集合在一起的全新事例系统，目的是节省资源、提高效力。合理的捆绑销售方式能给生产者带来良好的销售效果。
企业不能杀鸡养猪的丰产悖论
2007年，猪肉价一路狂飙，以致于很多农民们都在杀鸡，为何？卖了鸡肉买小猪。在这一群杀“鸡”人的身影中，不仅有中国富翁，更有国际投行。
郭广昌的“复星集团”是中国最大民企集团之一，很少人能想到，当他在钢铁、地产、矿业、医药等行业越战越勇时，他对养猪业萌生出浓厚的兴趣。2009年6月16日，具有20年养猪史的江西国鸿集团迎来两名贵宾，一位是郭广昌，另一位是深圳东方富海投资公司的董事长陈玮。他们分别与国鸿集团董事长曹国鸿签下了一纸合约，合约的投资总额为1.1亿元。
新希望集团掌门人刘永好曾表示：“未来几年，养猪是我的第一要务。现在盖房子不如种水果，种水果不如养猪。”在他的布局中，将掷出数十亿元，打造一条集育种、养殖、饲料、屠宰、深加工、销售于一体的产业链。
郭广昌、刘永好无一不是中国首富行列的民营企业家(前两者分别于2001年与2003年登顶福布斯富豪榜，后者居2007胡润百富榜第10位)。他们先后扎堆养猪业，成为2009年中国商业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养猪大军中不仅仅只有首富们的身影，高盛、德意志银行等投行及国际机构继续通过曲线途径跑马圈地。艾格菲的前身——江西百世腾畜牧集团，德意志银行、高盛等数十家机构曾共持有艾格菲约20%的股份。高盛、德意志银行、凯雷之外，美国的猪肉生产和加工巨头史密斯菲尔德和肉类生产商泰森食品也已纷纷曲线进入中国——前者通过出售股份于中粮集团，后者选择与江苏京海及山东新昌等公司合资，他们无不希望能在中国的产业市场走得更远。
这么多的人轰轰烈烈的杀“鸡”养猪。投入到养猪行业，这看则是一件好事，其实也充满着。2007年猪肉价格飞涨，拉动了物价指数的上涨，面对市场上肉价快速上涨的势头，国家加大了对生猪生产的扶持鼓励力度。就在人们对国家的优惠政策表示欢迎之时，也产生了对国家政策性鼓励所隐藏的“明年会不会出现‘猪贱伤农’”的担扰。
《汉书·食货志上》说：“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意思是市场上的米卖的贵了。老百姓吃不消；当市场上的米价过低时，种米的农民又受到了损害。
“谷贱伤农”是经济学的一个经典问题。谷贱伤农的道理十分简单，简单的说，因为粮食太多，卖不上价钱，粮食多和粮食少的年份收入相当但是投入却大得多，不划算。
1979年我国大幅度提高粮价，粮食生产逐年提高，到1984年总产量突破4000亿公斤；1985年由于粮食实际价格水平比前两年降低，粮食生产迅速滑坡，连续4年徘徊不前；1989年，国家又一次大幅度提高粮价，粮食生产又获丰收，到1993年总产量突破4500亿公斤；1994年粮食生产滑坡，粮食产量减少。当年比上年粮食减产240亿公斤，价格上涨50％；1995年后，粮食连续4年大丰收，粮价一路下跌，1999年粮食生产开始滑坡，2003年粮价又开始上涨。
粮食产量增长了不一定增收，猪肉增长了不一定增收。猪肉涨价了，是杀鸡养小猪，还是继续养鸡呢？假如以看到没有暂时收益，就立刻“杀鸡养猪”处以极刑，很可能会“杀鸡不成，反蚀一把米”。 农民兄弟们如何跳出这个“一哄而上就跌，一哄而下就涨”的杀鸡养猪、杀猪养鸡的怪圈了。
农民兄弟不能单独面向市场。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力量做出较正确的市场预测，也不能在某种程度上控制市场或承担得起市场风险。在市场经济的大海中，农民就像是一叶掌握不了自己命运的扁舟，单独去闯市场恐怕是凶多吉少。
在美国，种植柑橘的农民就曾有过上述痛苦经历。因柑橘的生产具有周期性，且需要一定的保存费用，所以，每当柑橘歉收时，农民会高兴；柑橘丰收时，农民却烦恼。由于他们掌握不了这种生产的变化，因此被类似山峰一样的价格波动折磨得头昏脑胀。
为了摆脱这种困境，他们终日冥思苦想，寻找出路。最后，有人想出了一个高招，组建了一个农民与市场之间的中介组织，即新奇士协会。新奇士协会与以前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不同，它是由农民自己组建的销售组织。
果农将柑橘卖给协会，由协会去面对市场。新奇士协会控制了供给，在市场上也就有了发言权。当供大于求时，协会可以控制供给与价格，来减少农民损失。同时，它也为农民提供了许多有用的信息及实用的技术。
除此之外，协会还做了许多农民自己无法做到的事情。比如注册柑橘的“新奇士”商标；组织产品出口；对产品进行储藏、加工、宣传及调节供给等。
这些做法稳定了供给，平衡了市场力量，从而使柑橘的价格有了保障。如此一来，农民种植柑橘的积极性自然得到提高。同时，良好的销售业绩也保障了农民的收入和利益。
由此可见，要想让农民走出这种蛛网理论的局限，并不能光靠其自身力量，在农民和市场之间建立一个有效的中介组织才是好的解决办法。通过它将农民和市场联系起来，让农民从价格波动的困境中走出来。
猪肉值钱的时候，杀鸡养猪是不可取的。市场存在着这样一个周期波动，在猪肉价格最高的时候才去养猪，养猪本身需要一个周期，等你的猪养好了猪又不值钱了，如果你确实想养猪，应该在猪肉低价，养猪户亏损严重的时候进入。当养猪的企业少了，而你猪又育肥了，猪就值钱了。
思考：为什么洗衣店清洗女士衬衣比男士衬衣贵
在纽约伊萨卡贾德福尔自助洗衣店，干洗熨烫一件女士有领衬衣收费 5 美元，但男士衬衣却只收 2 美元。难道这家店歧视妇女？
有证据显示，在汽车等可还价的昂贵商品上，女性往往会件男性多出钱。但洗衣服务并不属于此列。针对男女衣物，洗衣店一般都会贴出不同的价格，而顾客几乎从不会就此讨价还价。
一般来说，一个行业竟争性越强，给顾客区别待遇的可能性就越小。即便是在伊萨卡这样一个小城，电话黄页上也至少列着十多家洗衣店，这个数量足以保证竟争的激烈性。要是现有洗衣店为处理女士衬衣而索取的价格比成本高得多，那桌上可就有免费午餐了。竞争性公司只需贴出一张海报“女士衬衣不额外收费”，立刻就能占领大部分女装清洗市场。
既然上述价格差异持久存在，说明其根源在于处理男女衬衣的成本不同。和大多数服务行业一样，洗衣店的主要成本是人力成本。但我们很难想像，清洗女士衬衣怎么会比男士衬衣贵。毕竟，两种衬衣还不都是扔进洗衣机就完了。所以，如果成本上存在差异，肯定是在熨烫环节。只要有可能，洗衣工就会用标准熨衣机熨衬衣，它能极大地提高处理速度。可要是衬衣太小、扣子太多、细节太繁琐，就不能拿到熨衣机上熨烫。标准熨衣机还会从下摆部分紧紧夹住衬衣，在布料上留下一处显眼的压痕。不能用标准熨衣机处理的衬衣必须手工熨烫，耗时也就更长。
总体而言，熨衣机处理男士衬衣比女士衬衣更稳妥，因为后者做工大多更繁杂，更容易被机器弄坏。而且女性大多也不会把衬衣塞进裤子或裙子，要是衣服下摆被熨衣机夹出一排压痕，那简直叫人无法接受。反过来说，男人会把衬衣塞进裤子（直到最近才有所改变），所以对他们来说，有压雍也问题不大。
简而言之，为什么洗衣店清洗女士衬衣比男士衬衣贵，最说得通的解释是，女士衬衣熨更起来更费事（普遍而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