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人坏人都是理性经济人
曾经有一则新闻报道，讲的是某油田离婚率骤升的事。原来在这则新闻的背后，离婚当事人面临着进退两难的选择。一女工几年前经领导反复做工作，她和许多职工买断工龄下岗。几年过后，单位突然有一个通知：离婚后的下岗职工等同于单职工，可以上岗，但以离婚证为准。这名女工的丈夫目前在岗。为取得上岗资格，尽管她与结婚十多年的丈夫感情很好，也不得不办了离婚手续。像这种双职工有一方买断工龄下岗的情况不少，为了能重新上岗，他们很多人不得不去办离婚证。
有很多认为这位女职工的做法是坏人的做法，其行为不可取。但在经济学中，好人坏人都是都是经济人。
所谓的“经济人”，第一，他是理性的，是一个考虑效率的人；第二他是逐利的，是一个考虑回报的人。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的一段话对理性“经济人”有较为清晰的阐述：“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我们自己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好处。”
1976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曾这样说。“读了《道德情操论》才知道‘利他’才是问心无愧的‘利己’。”因此，利己与无私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
亚当·斯密的这段论述向我们表明：人和人之间是一种交换关系，能获得食物和饮料，是因为每个人都要获得自己最大的利益。
第一：经济学认为经济人都是理性的
“理性”就是指个人的主观意愿是最大限度地为自己谋取福利，也就是说，理性人应该懂得如何为自己谋福利，做一个精于算计的人。我们来看看经济学家是如何理性思考的。
有一个经济学家、一个医生和一个牧师约好某天去打高尔夫球。这天，玩兴正浓时，他们发现有一个人老是在球场上漫无目的地乱跑，这严重影响了他们的兴致，于是他们决定去向球场交涉。球场的管理人员向他们解释：“球场为了向全社会的残疾人献爱心，星期一下午是向盲人免费开放。今天是星期一，那个到处乱跑的人是盲人。如果他的行为影响了你们，我向你们表示道歉。”三人听后，有三种不同的反应。牧师听后大为感动，遂决定抽出一定时间，免费为残疾人祈祷，祈求上苍保佑，为残疾人带来福音。医生听后，马上决定，向球场学习，并准备在他的诊所里，留出一定的时间免费为残疾人提供医疗服务。经济学家却不以为然地说：“我有些不明白，你们球场为什么不把向盲人开放的时间从白天改到晚上？”
从理性视角来看，白天与黑夜对于盲人没有区别，把对盲人开放的时间从白天改到晚上，一点都不损害盲人的利益。如果盲人在白天和正常的游人一起共享高尔夫球场，盲人的利益虽然能得到保证，但显然，正常游客的利益就会受到损害。这就是说，盲人的利益是建立在一般游客利益牺牲的基础上，如果这样，球场资源的配置是缺乏效率的。经济学家从资源配置的效率角度看问题、看世界，不能不说他们是最理性的人！
实际上，在经济活动中，人人都是理性“经济人”。比如说买一件商品时，我们都希望买到“物美价廉”的商品，绝不会希望买“物次价高”的商品，因为在经济活动中他会保持自利性和理性。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理性”是永恒的价值导向。
第二：经济学认为经济人都是自利的
在经济学中，“利”就是指个体所获得的利益、收益，可以表现为各种各样的形式，归根结底是给人带来的效用、幸福、满足；而经济学中的“害”就是指个体所付出的代价、成本，所承受的损失、牺牲，归根结底是给人带来的负效用、欠缺、痛苦。
关于人类趋利的本性，先秦时期的韩非子就曾经这样认为：医生能够在病人的伤口上吮吸脓血，并不是与病人之间存在骨肉亲情，完全是因为他的利益在于病人的回报。木匠造棺材的本意不是憎恶别人，而是因为他的利益在别人的死亡上。由于利益的驱动，才使得人们心中的念头在道德层面发生了善恶的区分。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是司马迁在2000多年前的精辟论述。可以说，对利益的追求是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原动力，对利益的渴望在人类行为的背后发挥着主导性、操纵性的作用。
我们很难评说该女工的做法是否可取，但这种选择无疑是慎重考虑之下的趋利避害的行为。“上岗离婚”是一种害，“下岗不离婚”也是一种害，两害相权取其轻，这也算是趋利避害的一种无奈选择吧。
经济学承认人性利己的合理性，承认人利己的行为是正当的。正是对这一人性的尊重，才促使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经济人”都是利己的，以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作为自己的追求。当一个人在经济活动中面临若干不同的选择机会时，他总是倾向于选择能给自己带来更大经济利益的那种机会，即总是追求最大的利益。每个人为达到利己的目的，必须以利他为手段，给别人“所要的东西”，利己并不损人，否则经济交换活动难以长久维持。
“经济人”假设是经济学的根基，没有“经济人”假设，就不能正确认识经济规律，也不可能制定切实可行的经济政策。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要看到经济人假设只是一种人性假设，在现实生活中，人不可能处处都以经济人的视角观察世界。如果一味把利己的观点运用到一切生活准则中，生活将不可避免会有点变味。
经济学认为所有人都是“经济人”，并不是赞扬利己性，只是承认它是无法更改的人性，承认“经济人”的存在只是对人类趋利本性的一个认识和引导。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我们不可能为了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就不择手段，我们必须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以及法律制度的约束，将人的利己心和利己行为变成增加社会财富、推动历史进步的动力。
果汁是爱情的机会成本
有位大龄男青年乘坐飞机，靠着里侧、坐在他右边的是一位年轻的帅哥。由于临时出现一点小故障，飞机延误了起飞的时间。起飞后，机长向乘客们致歉，并宣布马上有免费的饮料招待大家。
当迷人的空姐推着手推车过来时，大龄男青年向她要了一杯果汁。空姐接着问那位年轻帅哥要不要也来一杯果汁。帅哥有意调侃，说：“不，谢谢！我宁愿和你谈一场恋爱，也不要喝果汁！”大龄男青年一听，马上把他的果汁退还给空服小姐，说：“小姐，我刚刚不知道有另一个选择！”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如果我们选择不当，就会失去和空姐恋爱的机会。假如航空真的提供有和空姐谈恋爱的机会，当大龄男青年决定端起那杯果汁的那一瞬间，他的机会成本就已经出现了——他失去了和空姐恋爱的机会，那位空姐有可能成为他的妻子。
机会成本是指为了得到某种东西而所要放弃的另一样东西。为什么不能果汁爱情都要了？这就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鱼和熊掌不能兼得时，选择吃鱼，那么就不能吃熊掌，熊掌就是选择吃鱼的机会成本。
萨缪尔森在其《经济学》中曾用热狗公司的事例来说明机会成本的概念。热狗公司所有者每周投入60小时，但不领取工资。到年末结算时公司获得了22000美元的可观利润。但是如果这些所有者能够找到另外其他收入更高的工作，使他们所获年收达45000美元。那么这些人所从事的热狗工作就会产生一种机会成本，它表明因他们从事了热狗工作而不得不失去的其他获利更大的机会。比尔·盖茨为什么选择经商而不是读大学，因为的机会成本太高。那不仅仅是学费的开支和时间，还有读书的几年里他通过玩电脑所能获得的其他收入。机会成本过高，往往意味着放弃某个选择。爱情的机会成本就是你嫁给一个人的机会成本，就是你所放弃的现有的生活以及嫁给另外一个人的种种可能。
由于时间资源是稀缺的，当空姐款款来到你身边时，你决定要一杯果汁的时候，在万呎高空的片刻你就失去了和空姐谈情说爱的时间。当姚明决定远赴美国参加职业篮球大赛的时候，他就失去了考取北大清华的机会。有一得，必有一失。因此，我们必须不断的决定如何使用我们有限的时间或收入。
当爱情即将走向婚姻的时候，大致有这么几类机会成本：
第一，选择你爱的人，还是选择爱你的人。这是一个相当纠结的问题，很多人都曾经遇到过此类问题。选择你爱的人，意味着你要牺牲掉自我，为了他（她）而无私奉献爱情，你也许身体很累，但是心里相当美，因为你认为你找到了生命中最美好的爱情，他（她）是你幸福的源泉。选择爱你的人，你会因此而过的无比幸福，他（她）总是围着你转，让你满足，可是你的心灵深处却不安，甚至不会快乐，因为你爱的是别人。如果是一个理智的人，选择爱你的人总是收益最大的，因为你能够在除了爱情以外的领域实现你的利益最大化。唯一损失的是真爱。可是，现实生活中，人们还是喜欢找个自己爱的人，宁愿牺牲其他一切也要得到真爱。这样的实例太多了，英国国王爱德华八世就是这样的，还有查尔斯王储。当然，作为一个不知贫穷为何物的国君，他的选择总比普通人更洒脱，作为工薪阶层的无产阶级还是需要好好掂量一番的。
第二，是选择和你同龄的还是老少配。不论是老夫少妻还是老妻少夫，总是会有机会成本，男女双方的机会成本还是不对称的，一般来说，年轻的女方收益大，年轻的男方收益小。作为女性倾向于选比自己大的，作为男性倾向于选比自己小的。
第三，是选择富人还是穷人，虽然很多人介于贫富之间，但是总还是有相比较的穷人和富人。从理论上分析，选择富人让你的机会成本降到了最小，因为你失去的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贫苦生活，甚至是抛弃了自己的苦难走进了富足和幸福，这也是大多数人的选择。因此我们身边不断上演灰姑娘的故事。可是，大多数的灰姑娘的结局都很悲惨，像慈禧太后那样出身贫寒却进入权力巅峰的人太少了。选择穷人的话，你将有很大的机会成本，但是唯一的收获是你可以活得很自我、很洒脱。最为关键的是，这个社会总是有机会改变自己的贫富，所以，从这个角度上看，机会成本反倒降低了不少。所以，当下的适龄男女青年应该更审慎的选择自己的结婚对象。
回到我们前言中的一个问题，那就是离婚的机会成本。如果离婚了可以找到更好的归宿，那么男女都会倾向于离婚；如果他们离婚之后，找不到更好的，或者只能单身下去，那么这对年轻夫妻就很可能选择继续把婚姻维系下去。
工作也是有机会成本，大学刚刚毕业的你，因为对工作认识不深，迷茫中选择了一个职业，并在已经过去的两年时间里通过自己勤奋努力取得了一定成就，积累了大量的资源。但是，现在你才意识到它并非自己所理想的职业，于是想跳槽转行。那么，这个时候问题出现了——你在目前这个行业的发展前景就变成了你的机会成本。
俗话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机会成本越高，重新选择的难度就会越大。所以无论是选择行业，还是选择伴侣，都要慎重的考虑机会成本。
在日常生活中，学会利用机会成本进行抉择，能有效提高生活效率，获得更大的收益。这个收益有物质收益，也有精神收益，收益的获得会让我们拥有的幸福更完美。
边际革了好事多做的命
一个人中午肚子饿了，去麦当劳吃汉堡，吃第一个的时候觉得汉堡太好吃了，于是又买了一个，吃第二个的时候，感觉没第一个好吃了，但也还行，于是再买了一个，吃完第三个，觉得自己饱了。碰巧的是一同事来了硬是拉他又吃了一个汉堡，吃这个的时候他就会觉得有些腻了，如果再要他吃一个，他可能以后看到汉堡就会想吐。
每一个汉堡带给你的满意度是递减的，从好吃到想吐。这就是边际效用递减。在经济学上，边际的意思是“最后的”，或者“新增的”。边际考虑就是只考虑最后的一个或者新增加的一个所引起的变化，从而判断事情的整体性质。
19世纪70年代初出现的边际概念，是自西方经济学自亚当·斯密以来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变化。经济学家把它作为一种理论分析工具，可以应用于任何经济中的任何可以衡量的事物上。正因为这一分析工具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传统的分析方法，故有人称之为“边际革命”。
《世说新语》贤媛篇里有这样一则故事：三国时，吴国有个叫赵姬的女人，闺女出嫁前，她神色凝重地叮嘱道：“到了婆家，你可千万不要做好事吆。”闺女不解，思考后小心翼翼问母亲：“您不让我做好事，那我可以做坏事吗？”母亲立刻正色道：“好事都不能做，更何况是坏事！”
这位母亲正是深谙边际效应递减。母亲担心女儿一直做好事，婆家会认为这个媳妇天生就是这样，对她所做的好事不会记上心，反而会有更多的要求，甚至不允许她日后出现一点点的细小差错。
余嘉锡在其《世说新语笺疏》中为赵姬的话语心生感慨，他说：“盖古之教女者之意，特不愿其遇事表暴，斤斤于为善之名，以招人之嫉妒，而非禁之使不为善也。”好事不是不可以做，怕的是他人习惯了这样做，甚而认为天生就该这样做。
生活里常有这样的事，第一次为一个人提供帮助时，他会对你心存感。第二次，他的感恩心里就会淡化，到了N次以后，他简直就理直气壮地认为这都是应该为他做的，甚至当没有了这种帮助时，他会对施助者心存怨恨。
一个人在饥寒交迫的时候，得到一把米，能解决他的生存问题，他自然会感激不尽。不过，如果继续给他米，那么这个人就会觉得理所当然，慢慢会变得心安理得。一把米已经不够了，两把、三把，甚至更多，对他来说，欲望已经被放大。
施恩不图报，这是很多人帮助他人的初衷。然而，当“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走向了“理所当然，恩而不谢”，你还能坚持把好事做下去吗？
所以做好事也有度，如果你长期帮助一个人，而让他依赖于你，如果有一次你出了纰漏，那么你就会被怨恨。
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还可用来解释生活中的许多事。比如，对有钱人来说钱不值钱，而对穷人来说钱更加值钱。
如果你要给员工发2万元的奖金，那么最能产生效用的方式是分两次发放——每次给他一万元，这样奖金的总额未变，但他所获得的快乐比一次性拿到两万元更大。有人会想，假如我把两万元奖金分成两万次发放呢？这个时候，员工对你的厌恶感会呈现边际效用递增趋势。你这样做，只能使员工在背后说你“六个手指抓痒——多一道印”。
“多买少算”这一不成文的市场交易规则，也是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最生动的体现。一般来说，当一个人想在同一个商家手中购买两个以上的同一物品时，总要与商家讨价：买了两个，便宜一点儿。因为，按照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对于同一物品，第二件的边际效用低于第一件，而第三件又会低于第二件。所以，只有“多买少算”，消费者才会有划算的感觉，从而刺激消费。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似乎商家比消费者更深切理解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多买少算”往往并没有表现为消费者的直接要求，而是商家吸引消费者的手段，真可谓买的不如卖的精。可以说，“多买少算”对商家来说就是薄利多销的经营策略，对消费者来说就是边际效用递减心态。
婚姻中之所以会有喜新厌旧，就是由于边际效用递减的缘故。一般来说，结婚头三年都是很幸福的，而到了后来夫妻双方习惯了家庭生活之后，每个人从婚姻获得的效用都是边际递减的，婚姻不再有新鲜感和刺激感，更多的是安稳和平静。那么对于生性喜欢追求刺激的人来说这样的生活太没有挑战意义，那么婚姻中的他很有可能通过外在异性的获得来填充这种需求。所以，保持婚姻持久的最好方法就是保持婚姻的新鲜度，让感情常新。
犯罪是物质激励在作祟
苏比躺在麦迪生广场他那条长凳上，辗转反侧。每当雁群在夜空引吭高鸣，每当没有海豹皮大衣的女人跟丈夫亲热起来，每当苏比躺在街心公园长凳上辗转反侧，这时候，你就知道冬天迫在眉睫了。
苏比明白，为了抵御寒冬，布莱克威尔岛监狱是他衷心企求的。在那整整三个月不愁食宿，伙伴们意气相投，也没有“北风”老儿和警察老爷来纠缠不清，在苏比看来，人生的乐趣也莫过于此了。
于是，苏比打定主意实施自己的入狱计划。
他先是想在哪家豪华的餐馆饱餐一顿，然后声明自己身无分文，这就可以把自己交到警察手里。然而，侍者嫌弃他裤子和皮鞋过于破旧，没让他进门。
在马路拐角上有一家铺子，灯火通明，大玻璃橱窗很惹眼。苏比捡起块鹅卵石往大玻璃上砸去。苏比站定了不动，笑着等警察抓他走。警察认为他连个证人都算不上，没人会这么蠢，转而去追一个赶车的人去了。
接着，苏比想通过调戏一个衣着简朴颇为讨人喜欢的年轻女子来引起不远处的警察注意。
“啊哈，我说，贝蒂丽亚！你不是说要到我院子里去玩吗？”
“可不是吗，迈克，”她兴致勃勃地说，“不过你先得破费给我买杯猫尿。要不是那巡警老盯着，我早就要跟你搭腔了。”没想到她竟反过来勾引起了苏比。
最后，苏比受到从教堂飘出来的赞美诗的“感召”想从善。半路跳出来一个警察认为，一个流浪汉绝不会与教堂周围幽静的环境、柔和的灯光、动人的音乐有联系。苏比因为闲荡的罪名被捕了。
第二天早上，警察局法庭上的推事宣判道：“布莱克威尔岛，三个月。”
流浪汉苏比在冬季来临时，为了解决自己的温暖与食宿问题，才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实施自己的犯罪行为。人们为什么要犯罪，如故事中的苏比一样，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物质激励在作怪。
什么是激励呢？简单地说，就是当外界环境变化时，人们在重新比较成本和收益之后，会相应改变自己的行为，这些促使人们改变行为的因素就是激励。人们会对激励做出反应。例如，2007年猪肉价格上涨时，养猪场决定投入更多资金养更多的猪，因为养猪的收益高了。增加养猪就是养猪收益的激励。
据媒体报道，日本在押犯人有10%是老年人，而大多数犯罪根源是对社会福利保障不满。可见，物质是人生存的基本前提，物质的短缺会直接诱发犯罪。其实，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每天奔波劳累，目的只有一个，即最大限度地占有物质资料。犯罪不过是人在物质资料短缺的情况下的一种极端表现。
三国时期，有一年，曹操率领部队去讨伐对手。当时正值夏季，天气炎热，到中午时分，士兵们汗流浃背，部队行军的速度明显慢了下来，有些体弱的士兵甚至出现昏厥的症状。
曹操看着行军的速度越来越慢，担心贻误战机，心里很是着急。可是，部队却一直缺乏饮水，速度很难加快。于是，曹操叫来向导，悄悄问他：“这附近可有水源？”向导摇头道：“水源在山谷的那头，还得翻过这个山头，路程可不远。”曹操知道，士兵们很可能支撑不了那么久。他看着前边的树林，沉思了一会儿，对向导说：“你什么也别说，我有办法。”
曹操纵马赶到队伍的最前面，用马鞭指着前方说：“士兵们，去年我曾征战路过此地。前面有一大片梅林，那里的梅子又大又好吃，我们加紧赶路，翻过这个山头就能看到梅林了！”
此言一出，士兵们精神大振。想到梅子带来的酸甜感觉，士兵们受到了极大的激励，部队的步伐不由得加快了许多。
曹操能够三分天下，与他的驾驭人之术，尤其是激励手段不无关系。美国哈佛大学的教授威廉·詹姆斯，通过研究发现，在缺乏激励的环境里，人们的潜力只发挥出五分之一，而在良好的激励环境中，同样的一个人可以发挥出其潜力的五分之四，甚至百分之百。可见，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里，一个人要想获得成就，就必然离不开激励。
人们为什么喜欢磕瓜子，而且一旦磕起来就会持续下去，这也是源于激励：每嗑开一颗瓜子，人们马上就会享受到一粒香香的瓜子仁。这是对嗑瓜子人的即时回报，在这种即时回报的激励下，人们会继续嗑下一颗瓜子。一盘瓜子嗑起来，不一会儿就有一堆瓜子壳产生，这也会使人们产生明显的成就感。
监狱因为有生活保障而激励犯罪，士兵因为有激励而士气大涨。这告诉我们，在设计一项制度时，我们不仅应该考虑制度激励的正面影响，而且要考虑到制度激励的负面影响。只有最大化其正面影响，而最小化其负面影响，这项制度才是科学的。
皇帝愁嫁女的资源配置
东汉光武帝刘秀想把自己的姐姐湖阳公主介绍给大臣宋弘，这位宋大人以“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婉辞峻拒。光武帝刘秀知难而退。
848年，唐宣宗请宰相白敏中为爱女万寿公主选婿。白敏中挑来拣去，最后将以文雅著称的校书郎郑颢推荐给了皇帝。这年十一月，宣宗为公主与郑颢举行了隆重的婚礼。依咱们常人的眼光，郑颢似乎该对白敏中感激不尽；但事实却是，郑驸马对白宰相恨得咬牙切齿。
681年，武则天惟一的宝贝女儿——太平公主相中了薛绍，薛家的族祖薛克构冷言冷语道：“娶妇得公主，无事取官府，不得不为之惧也。”后来的发展倒也的确验证了他的预言，688年，薛氏兄弟因参与推翻武则天的密谋，全家悉数被斩，薛绍以尚主之故，特予全尸，杖一百，饿死在监狱里。
唐太宗时就曾经讲过：“我贵为天子，可是一般社会人士都宁愿跟门阀世族联姻，却不愿意跟我们皇室结为亲家，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唐太宗这点疑惑，就是因为他不懂经济学的缘由。在婚姻市场上，一般也遵循市场规律，婚姻资源的配置强调的是门当户对，公主是皇帝的女儿，所以身分尊贵。下嫁以后，常常不肯用当时家庭礼仪来跟公公婆婆行家礼，反而要公公婆婆跟她行君臣之礼，也就是要公公婆婆来拜见媳妇。与其这样，还不如和一个对等的人结为姻亲关系。
而皇帝家的女儿，断不能像小户人家似的草草出嫁，总得选一个声名显赫的阀阅世家，挑一个才貌双全的乘龙佳婿才称心意。所以，皇帝嫁女儿很难很难。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经济学就是关于资源配置的学问。资源配置直接来源于资源稀缺与欲望无穷的永恒矛盾，所以资源配置非常重要，而且永远都存在如何更好配置的问题。经济学就是关于资源如何配置的学问。配置，就是放；资源配置，就是把资源放到哪里去。资源配置的实质是权衡取舍，即在取舍之间实现利益的最大化。
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说：“经济学研究人与社会如何做出最终抉择，在使用或者不使用货币的情况下，来使用可以有其他用途的稀缺的生产性资源，在现在或将来生产产品，并把产品分配给各个成员以供消费之用。它分析改进资源配置形式可能付出的代价和可能产生的效益。”
而现代社会，婚姻没有了皇亲贵戚的概念。但仍然有资源配置的概念，那就是郎才女貌。从大众心理出发，帅哥与美女喜结良缘才是“资源”的“最优配置”。郎才女貌，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来看，是俊男配美女，好马配好鞍。生意上成功的男人与漂亮妩媚的女人结婚，李嘉欣嫁入豪门，张怡宁与商人徐威的婚姻就是这个道理。
人们其实深受着资源配置的影响，上学难、看病贵等，无一不是资源配置的低效率所引起的。所以人们应该考虑的是资源的最优配置。
帕累托是意大利的一位经济学家，他最伟大的成就，是提出了“帕累托最优”这个理念。经济的效率体现于配置社会资源以改善人们的境况，主要看资源是否已经被充分利用。简单的说，就是资源配置的最佳状态。
如果资源已经被充分利用，要想再改善就必须损害别人的利益。换句话说就是，你的得到是以他人的失去为代价的。
为什么不能实行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用简单的话说：一夫一妻制已经形成了帕累托最优。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会打破市场的均衡。有些又帅又有钱的王老五可能会形成市场垄断，轻则引起内分泌失调，重则引起和谐社会失调。
人类社会始终存在着资源稀缺性与需求无限性的矛盾，有效地配置有限的资源，也不仅仅是婚姻的问题，工作搭档的搭配，工作时间的分配等等都涉及到资源配置问题。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可以让我们的婚姻更幸福、工作更高效。
比较优势让乔丹做交换
曾有人提了一个类似笑话的问题：为什么乔丹不自己修剪草坪？
迈克尔·乔丹曾是一名优秀的运动员，是NBA中最优秀的篮球运动员之一。乔丹会亲自修剪自家的草坪吗？这里排除他某天心血来潮想要体验一下劳动的乐趣之类的意外情况。
我们假设乔丹能用3小时修剪完草坪。与他相比，住在隔壁的小伙子杰尼弗能用4小时修剪完乔丹家的草坪。这样看来，乔丹在修剪草坪上有绝对优势，因为他可以用更少的时间干完这些活。那么，乔丹就应该自己修剪草坪吗？我们接着看。
乔丹在这同样的3小时中，能拍一部运动鞋的电视商业广告，并赚到200万美元。而在这同样的4小时中，杰尼弗可以在麦当劳工作赚40美元。
比较之下，乔丹不应该修剪草坪，而应去拍广告而雇用杰尼弗修剪草坪。只要他支付给杰尼弗的钱高于40美元而低于200万美元，双方的状况都会更好。
无论个人、企业还是国家，只要坚持“比较优势”，在与别人的交换中就可以获得对自己来说最大的效用收益。
在经济学上，比较优势的意思是说生产一种物品机会成本较少的生产者在生产这种物品中有比较优势。除非两个人有相同的机会成本，否则一个人就会在一种物品上有比较优势，而另一个人将在另一种物品上有比较优势。
18世纪的英国经济学家李嘉图提出比较优势理论。李嘉图指出，贸易交换的基础并不是绝对优势，而是比较优势。生产并出售自己比较有优势的产品或劳务，购买自己不具有优势的产品或服务，各方都可以获益，这就是贸易的双赢原则。
比较优势的原理是国际贸易的最基本的理论，直到今天，它仍然是指导国际贸易实践的核心理论。一个国家究竟生产什么呢？很简单，生产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东西，放弃自己不具比较优势的东西。贸易的基础并不是绝对优势，而是比较优势。生产并出售自己比较有优势的产品或劳务，购买自己不具有优势的产品或服务，各方都可以获益，这就是贸易的双赢原则。按照比较优势进行分工，即使是再落后的国家，也可以找到自己的比较优势，也可以通过贸易强国。
举个例子来说，越南的生产技术不像美国那样进步，但越南生产的东西还是可以大量出口到先进国家。越南人力资源丰富，可以大量制造美国人所需的球鞋，美国购买由越南造的球鞋，这样美国人就不用把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制鞋上，而是投入到自己更有利的生产上，如制造波音飞机。正因为美国的工程师制造飞机的生产力比制鞋要高，而越南工人制鞋的生产力又比其他工作要高，每个国家都利用本国的比较优势进行国际分工，再通过自由贸易互通有无，让各国人民从中受惠。
比较优势的思想虽然深入人心，但是有不少人不以为然。曾有人建议林肯从英国那里购买便宜的铁轨去建成横跨大陆的铁路，林肯却回答说：“在我看来，如果我们从英国购买铁轨，我们得到铁轨，他们得到钱，如果我们自己制造铁轨，我们得到我们的铁轨，并且我们得到我们的钱。”林肯的回答看似无懈可击，只不过从贸易的角度来说，并没有运用比较优势为美国谋得最大的利益。
在经济生活中，比较优势的差别引起了交易（交换）的好处。每个人都知道，如果一件东西在购买时所费的代价比自己独自生产时的费用小，就永远不要自己独自生产。例如，裁缝不想制作他自己的鞋子，而向鞋匠购买。鞋匠不想制作他自己的衣服，而雇裁缝制作。
比较优势的原理告诉我们，对一个各方面都强大的国家或个人，聪明的做法不是仰仗强势、四面出击、实施逞能或者事必躬亲，而是将有限的时间、精力和资源都用在自己最擅长的地方；反之，对一个各方面都处于弱势的国家或个人，也不必自怨自艾，抱怨自己的先天不足。
要知道，所谓强者，它的资源也是有限的，为了自身利益，强者一定会留一定资源给弱者。就像“天生我材必有用”一样，将自己较擅长的方面发挥到极致。
杨振宁曾在芝加哥大学做实验物理的研究，然而他的研究工作并不太顺利。虽然师长们对他的见识非常欣赏，但缺乏动手能力却成了杨振宁的死穴。杨振宁后来在他的导师特勒的建议下，转攻理论物理学。1957年，因和李政道合作提出了宇称不守恒理论，最终获得诺贝尔物理奖。
可见，如杨振宁这样的大科学家，也有自己非常不擅长的方面，也因此走了一段时间的弯路，但他及时地纠正自己的失误，从事较擅长的理论物理学的研究，最终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奖。
同样，我们每个人，每个组织，甚至每个国家也一样，都有所长有所短。当每个人都能够专门地从事自己最擅长的事情时，生产就会变得更有效率。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人都不要看轻自己，极端地假设你在各个方面都不如别人，但是你总能找到自己的比较优势，就总是有自己有价值的地方。因此，有的时候你不能盲目跟风。看到别人都去做一件事情，自己也匆匆跟上，殊不知这可能是别人比较优势的项目，你花了同样的时间，在这个方面的差距却和别人越拉越大，而不如把这些时间花在自己有比较优势的方面，可以更好体现你的价值。
了解比较优势原理，有助于我们在人生中做出正确的决策，在经营商业、在选择学习科目，甚至在恋爱中，如何把自己变得更加专业化，如何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都是我们必须考虑的问题。
勤奋地消费拉动生产力
18世纪，一个名叫孟迪维尔的英国医生写了一首题为《蜜蜂的寓言》的讽喻诗。这首诗叙述了一个蜂群的兴衰史：
一群蜜蜂为了追求豪华的生活，大肆挥霍，结果这个蜂群很快兴旺发达起来。而后来，后有一位有识之士站出来说，弟兄们，咱这么挥霍，对资源是多么大的浪费，那可不应该啊！众蜜蜂认为言之有理。于是大家吃也少了，用也省了，开支立马小了许多。也正因此，大家每天干活都不必那么起劲了，因为不必挣那么多呀！没过多久，这群本来挺兴旺的蜜蜂，变得没了生气，日渐衰落。
由于这群蜜蜂改变了习惯，放弃了奢侈的生活，崇尚节俭，结果却导致了整个蜜蜂社会的衰败。这本书的副标题是“私人的罪过，公众的利益”，意思是浪费是“私人的罪过”，但可以刺激经济，成为“公众的利益”。这部作品在当时被法庭判为“有碍公众视听的败类作品”，但是200多年后，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从中受到启发，提出了“节俭悖论”。 引起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的正是总需求不足，或者用凯恩斯的话来说是有效需求不足。
以上推理看似荒诞，但是若跟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相联系，就不难发现其合理之处了。
一是“过分节流”看似积攒下不少财富，实则忽视了“开源”，从而失去了获取更多财富的可能性。靠精打细算、紧衣缩食，只能达到小富即安的状态，并且这种安逸有时候是以牺牲生活品质为代价的；用控制欲望的方法最多只能是缩小收支缺口，而无法填平这一缺口。
二是节俭有可能让人安于现状，没有动力去投资理财。人们常说，心有多高，天就有多高。当满足于目前消费水平时，自然会想，何苦再去费力地赚更多的钱。
三是某些日常用品的重复性消费，好像每次都很节省，但加在一起却是惊人的浪费。上中学时，很多人都有一台随身听或是MP3，为了省钱大多舍不得买贵的耳机，而是用摊儿上花十几元买的便宜货。结果是，经常断线，过段时间就不得不更换耳机。几年下来，花在廉价耳机上的钱要比买品牌耳机的钱还多，而且还得忍受很多时候仅一只耳机响或是音效不好的状况。生活中类似耳机消费的事还很多。
1933年当英国经济处于萧条时，凯恩斯曾在英国BBC电台号召家庭主妇多购物，称她们此举是在“拯救英国”。在《通论》中他甚至还开玩笑地建议，如果实在没有支出的方法，可以把钱埋入废弃的矿井中，然后让人去挖出来。
已故的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陈岱孙曾说过，凯恩斯只是用幽默的方式鼓励人们多消费。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储蓄率过高而消费率过低。因此，正确理解节俭悖论，有助于提高我们对高储蓄可能带来的不良后果的认识。
2011年，3月27日德国金融时报记者鲁特·芬德写了一篇文章《重庆，所有大都市之母》：
现在，这个巨型城市将晋升为超大消费圣殿，并成为同类项目的典范。这是一个让西方瞩目的计划。多年来，欧洲和美国企业一直抱怨来自远东的廉价竞争。现在中国终于准备成为销售天堂。
“内地潜力巨大，”一位在中国工作了十多年的德国经理说。德国巴斯夫公司现在正在等待最后审批，之后它将在重庆投资10亿欧元建设一个比德国总厂还大的生产厂，为其他企业提供初级化工产品。通用、菲亚特和福特公司早就在重庆和中国合作企业生产汽车了———只为当地市场。
此外，仍然很低的工资正吸引更多企业进入内地。苹果公司的供货商富士康公司已经把一部分生产转移到重庆。也由富士康供货的惠普公司去年在这里建造了其最大的工厂，打算今后每年生产8000万台笔记本电脑。
古老和现代在那里的每个角落相互碰撞。热衷于消费的中国年轻人在售卖阿迪达斯等西方品牌的商店里闲逛，附近街上则有瘦弱的商贩挑着水果筐叫卖，工人都挤在狭小的餐馆里吃。
德国记者是从中国的消费中看到德国企业的生产机会，毫无疑问的是，随着重庆农民转为市民，其潜在的消费能力被挖掘出来，必将带动汽车、电脑、餐饮等各个行业的生产。
在美国，消费被提升到了一个爱国的高度：大家会产生一种感觉，似乎“勤奋”地消费也可以增加国民生产总值。就在“9·11”恐怖袭击之前，时任达拉斯联邦储蓄银行行长罗伯特·麦克蒂尔（Robert McTeer）还对消费者说，只要人人都购买一辆运动型多功能车（SUV Sports Utility Vehicle），一切都会变得非常顺利。“让我们大家伸出手，人人都购买一辆运动型多功能车吧！”——2001年2月，达拉斯联储主席罗伯特·麦克蒂尔（Robert McTeer）于得州理查德森市商会的讲话。
在德国，政府劝告居民要对未来持更加积极的态度并鼓励个人更多地去消费。迈因哈特·米格尔（Meinhard Miegel）认为，政府在这个问题的政策是“非常矛盾”的。一方面，政府要求居民要为养老积累资产，而另一方面，居民在购物时又应该表现得更加积极。
2007年，德国政府为了解决经济增长乏力、失业率高居不下、财政赤字屡屡超标等财政问题，提出一项向富人加征税收的决议，将增值税率从16%提高到19%，并将年收入25万欧元的单身个人和年收入超过50万欧元的夫妇，税率由42%提高到45%。结果这一措施不但没能积极促进经济的发展，却在压抑了富人消费后，严重地打击了零售业的发展，并让更多人因减少的消费需求而失业。由此，还引发了产业界和民众的诸多不满。
只有消费才能拉动生产，才能让整个经济活动持续和循环起来，明白了“节俭悖论”的内涵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崇尚节俭的社会具有积极的意义，我们应该根据自身的收入水平适当消费，而不是一味的去节俭，这样对自身、对社会都具有积极作用。但是，“节俭悖论”并不是要求我们要选择一种奢侈的生活方式，我国是一个口众多的国家，自然资源尤其是能源非常紧缺，非常有可能成为制约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所以理性的选择是“有选择的奢侈”，而不是一味的、不分场合的奢侈。因此，我们不仅要让自己合理增加消费，也要大力提倡理性消费，理直气壮地反对浪费。
明星买飞机是生活提高
赵本山花近2亿元人民币从加拿大购入了一架17座小型客机，用于日后出行。2009年年初赵本山与加拿大一架航空公司取得联系，特别定制了一架17座的小型客机，总价值近两亿人民币。
赵本山购买的这架飞机虽然乘坐人数不多，但里面酒吧、健身房、卧室应有尽有。“赵老师十分喜欢这架飞机，早早的就把飞机模型摆在了自己的卧室里，没事的时候就看看，还时常拿出来向大家展示，很期待飞机早一点制作完成。”
美国好莱坞明星买飞机不是什么新闻，但赵本山此次买飞机，却是内地演艺圈的第一人。赵本山买飞机引起了热议。具赵本山的工作人员说，每次赵本山出行都要订购民航机票，有时由于客票紧张，曾多次发生迟到、延迟活动的状况；而赵本山每次出行都是多人陪伴，每年本山传媒的机票开销数字惊人。
也许这也是赵本山买飞机的一些缘由，但就买飞机事情本身来说，他提高了生活水平。如今，大家的生活变好了，手头更宽裕了，到商品丰富、秩序良好的市场购买自己喜欢的东西，或跟着旅游团去祖国各地旅游。随着国家经济的增长，生活水平也在提高，現在的市民比过去的皇帝生活的更幸福。
世界各国生活水平的差别是惊人的。在2000年，美国人均收入约为3.41万美元。同一年，墨西哥人均收入为8790美元，而尼日利亚的人均收入为800美元。毫不奇怪，这种平均收入的巨大差别反映在生活质量的各种衡量指标上。高收入国家的公民比低收入国家的公民拥有更多电视机、更多汽车、更好的营养、更好的医疗保健，以及更长的预期寿命。
随着时间推移，生活水平的变化也很大。在美国，从历史上看，收入的增长每年为2%左右（根据生活费用变动进行调整之后）。按这个比率，人均收入每35年翻一番。
在过去一个世纪中，人均收入约为开始时的9倍左右。用什么来解释各国和不同时期中生活水平的巨大差别呢？
答案非常简单。几乎所有生活水平的变动都可以归因于各国生产率（p r o d u c t i v i t y）的差别——这就是一个工人一小时所生产的物品与劳务量的差别。在那些每单位时间工人能生产大量物品与劳务的国家，大多数人享有高生活水平；在那些工人生产率低的国家，大多数人必须忍受贫困的生活。
如今，中国经济常年以高速度稳定增长，良好的经济形势促生大量百万、亿万富翁。据统计，目前内地的富人俱乐部约有30万～40万人（所谓的“富人”，是指净资产在5亿欧元以上——约合7.19亿美元的个人）。另外，根据胡润富豪榜的统计，2007年资产超过10亿美元的中国富豪人数已经达到106名，是2006年的7倍之多。而美国美林公司和法国凯捷咨询公司估计，中国资产净值在100万美元以上的人数仅次于日本，位居亚太地区第二名。这些都足以证明，中国人生活水平的提高。事实上，他们也正在运用自己的财富影响着中国乃至世界的经济发展。
钱本来就是拿来用的，只要条件允许，该花就花。过去许多人很穷，结果就穷怕了。有钱时，就秉着“能不花就不花”的信念，一分都不敢乱花。可你是否想过，那些一点点增加的数字能带给你现实中的快乐和享受吗？有很多人存了一辈子钱，到最后，很富有，可是连飞机都没坐过，连电影院都没进过。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就不该再委屈自己了。所以，我们主张，有钱就该去坐头等舱！
走私是高关税的外部性
从2003年上半年开始，陈乃智就和其兄陈乃强（另案处理）开始从事走私汽车活动牟取暴利。大部分情况下，他们先与内地买车者谈好，在香港帮买车者垫付车款后，从香港的车行将车提出。随后，陈氏兄弟委托香港一家公司办理这些汽车在香港的出境手续，并将汽车从香港运到越南，藏在越南的汽车修理厂内。
而在此之前，陈氏兄弟冒用美国一家公司的名义，与越南当地一家公司签订了加工汽车合同，委托这家越南公司办理好了汽车在越南的进出境手续。随后，陈乃强雇人将这些汽车用船从越南芒街经中越界河北仑河偷运到中国广西的东兴市，再从东兴市运到广东佛山南海区的九江镇，从这里再运到全国各地进行贩卖。
为了让走私活动隐蔽化，该团伙在香港设立专门账户，还设法窃取国内同型号合法车辆的信息资料，制造假车牌、假车证。
检察机关最后查实，从2004年2月至2005年9月案发，陈氏兄弟团伙以上述手法走私汽车共计2043辆，海关核计偷逃应缴税额22370641 1.54元。
龙永图曾经直言不讳地表示，高关税保护实际上刺激了汽车走私。1997年世界银行统计，由于汽车以及汽车零部件的大量走私，中国汽车关税虽然是180%，但是实际关税只有26%，汽车走私当时相当猖獗。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外部性的概念是由马歇尔和庇古在20世纪初提出的，是指一个经济主体(生产者或消费者)在自己的活动中对旁观者的福利产生了一种有利影响或不利影响，这种有利影响或不利影响，就是外部性。汽车运输必然会产生废气污染环境，而植树造林发展林业就会形成改善环境的结果。这就是经济的外部性。
有益的影响被称为外部效益，外部经济性，或正外部性。例如，一个养蜂人的到来增加了果园的产量，反过来果园的扩大又会增加养蜂人的收益。新技术研究也具有正外部性，因为它创造了其他人可以运用的知识。如果一个公司知道自己的创新技术会被其他公司所利用，那么它就不会去创新。或者往往倾向于用很少的资源来从事研究，这当然不利于科技创新。所以，各国的专利法正是为了解决这一外部性设立的。专利制度使发明者可以在一定时期内排他性地使用自己的发明。其他公司依据法律没有使用该技术的权利。所以，由于专利法的保护，知识产权得到了保护，促进了科技创新。
有害的影响被称为外部成本外部不经济性，或负的外部性。企业排放生产污染物，是一种典型的负外部性。企业排放的废水废气，不对企业造成任何影响，所以，企业不会在它们的生产成本里去考虑这种影响。但是，这种排放出来的废水废气，确实会对周围的居民的生活造成影响。因为废水的随意排放，人们日常的饮用水可能受到污染，由于废气的排放，人们呼吸的空气不再新鲜。生活中，除了废水废气的例子属于负外部性，负外部性的例子还有很多。
外部性的主要问题在于外部性会影响其他人，但却无法以市场机制来达到最适的数量。既然负外部性是由于缺乏市场所造成，所以政府就可以实行一些政策，可以把这些社会成本都转换成私人成本，也就是把这些外部效应“内部化”。政府经常采用的社会成本“内部化”的方式有三种，许可证制度、污染费用和污染标准。
根据2008年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规定：直接或者间接向水体排放工业废水和医疗污水以及其他按照规定应当取得排污许可证方可排放的废水、污水的企业事业单位，应当取得排污许可证；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运营单位，也应当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污许可的具体办法和实施步骤由国务院规定。并明确规定：“禁止企业事业单位无排污许可证或者违反排污许可证的规定向水体排放前款规定的废水、污水。”
欺骗根源在信息不对称
一农户在杀鸡前的晚上喂鸡，不经意地说：“快吃吧，这是你最后一顿！”第二日，见鸡已死并留遗书：“爷已吃老鼠药，你们别想吃爷了，爷也不是好惹的。”
鸡自杀就是因为农户不经意间泄露了信息，信息在决策中占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纳什说：“当对手知道了你的决定之后，就能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决定。”信息不对称引起信息多的一方欺骗另一方的可能性。政府与公众信息不对称会使行政权力失去监督，滋生政府腐败；企业委托人与代理人信息不对称会引起机会主义行为；劳动力市场上信息不对称会使雇主和求职者受到侵害。
当交易的一方无法观测另一方的行动，或无法获知另一方的完全信息，亦或观测、监督和获取对方信息的成本过高的时候，就会出现市场失灵，造成“优汰劣胜”、次品驱逐优等品；扩展到道德领域，就是老实人吃亏、奸滑之徒占便宜。
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也可以发现随处可见的信息不对称。比如，如果你加倍努力干好工作，你的老板理应多付你工资，但因为他对你的努力程度只是有个模糊概念，所以你的业绩奖金只是你薪水的一小部分。如果老板能完全看清楚你的能力与努力，他就可以将你的薪水与表现挂钩。再举一个例子：比如你想在附近的餐馆吃饭，但是不知道哪家最好，所以最好的办法还是找一个大家都熟悉的品牌店，因为大家都知道品牌店不会差。由于顾客不会一家家去寻找最好的餐馆，所以一般来说老字号餐馆能够收费更高。
在生活中，有些人常常会因虚假广告上当受骗，蒙受损失，这便是由信息不对称造成的。我们常见的那些神奇的“减肥广告”，下面我们就从“减肥广告”这个具体案例中了解究竟什么是逆向选择，以及逆向选择是怎样作出的。
铺天盖地的减肥产品一路咆哮着向市场压来，什么“一个半月能减48斤”，“快速减肥”，“签约减肥”，“不反弹不松弛”……单从这些字眼来看，那些渴望瘦下来的人士无疑会心动。再加上那些华丽的包装、煽情的语言，还有一些不曾为人知的噱头。但是，等你尝试之后就会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商家正是利用消费者对减肥原理、减肥器械、“无效退款”等不了解或了解不深的情况，故意隐瞒一些真实信息，置买卖双方于信息不对称的情境下，以此诱惑消费者作出对他们并非最有利的逆向选择，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
因为虚假广告上当，从表面看是因为受害者目光不够准确，一时冲动花钱当了冤大头，但是以信息经济学的眼光看，则是由于受害者掌握的信息不够充分，只能根据手头仅有的信息作出选择。消费者总是希望买到质优价廉的商品，但是现实生活中常常出现等到真正使用时才发现质量糟糕的状况，这就是因为他当初购买该商品时掌握的信息处于劣势，不能发现真相。
当然，经济生活中存在的大量信息不对称问题，但人们总是能够想出高超的解决办法，用以提高信息的质量，或减少因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损失。举个例子来说，当你需要购买电脑但同时对电脑硬件又不了解时，你会找懂行的朋友咨询，参考网站和杂志，希望借此能得到实用信息，在想购买的产品中作出理性的选择。正是通过不断地搜寻信息，以希求获得最全面的信息，给自己的决策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信息不对称的另一个解决之道，是建立“委托代理模式”，委托人自由选择代理人，由代理人负责了解信息、处置情况。诸如承包制、证券监理制、保险代理制、效益工资制等等，都是为了解决信息不对称导致败德行为这一难题而进行的制度设计。
21世纪就是一个信息社会，对于个人来说，拥有信息越多，越有可能做出正确决策。对社会来说，信息越透明，越有助于降低人们的交易成本，提高社会效率。但是客观事实是，一小部分人垄断事物状态的信息，而另外绝大多数人则缺乏事物状态的信息。提高我们获取信息的能力，增加我们获得信息的渠道，以我们充满智慧和理性的头脑，我们将尽可能减少信息不对称给我们造成损失。
思考：那些是世界上最聪明的头脑
1.亚当·斯密——现代经济学之父
亚当·斯密被称为“现代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1768年，亚当·斯密受朋友之邀，着手著述《国家康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它的影响所及之地，除英国本土外，连欧洲和美洲也为之疯狂，亚当·斯密也因此获得“现代经济学之父”和“自由企业的守护神”的称号。
2.李嘉图——最富裕的业余经济学家
在1817年出版了古典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及税赋原理》，由此成为国际贸易理论的奠基人，并提出了著名的比较优势贸易理论。从27岁第一次接触经济学著作，到37岁发表他的第一篇经济学论文，随后一发不可收拾，在他14年短暂的学术生涯中，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的著作、文章、笔记、书信、演说。在经济理论研究方面，大卫·李嘉图算得上是一位大器晚成的奇才。
3.威廉·配第——政治经济学之父
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1623-1687)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统计学家。他一生著作颇丰，主要有《赋税论》（写于1662年，全名《关于税收与捐献的论文》），《献给英明人士》（1664），《政治算术》（1672），《爱尔兰政治剖析》（1674），《货币略论》等。
马克思对配第的经济思想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称他为“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创始者”、“最有天才的和最有创见的经济研究家”，是“政治经济学之父，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统计学的创始人”。
4.马歇尔——将政治从经济学中抹除
马歇尔发表于1890的著作《经济学原理》是继《国富论》之后最伟大的经济学著作。该书所阐述的经济学说被看作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继续和发展。
马歇尔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建立了弹性的概念和计算弹性的公式。他分析了需求的价格弹性和供给的价格弹性，得出结论，在短期里，需求是影响价格的决定性因素；而在长期里，供给或生产成本是影响价格的决定因素。
5.萨缪尔森——经济学界的最后一个通才
在几乎所有的经济学领域，诸如：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国际经济学、数理经济学，人们总是能从萨缪尔森的有关著作中获得启示和教益。他是当今世界经济学界的巨匠之一，他所研究的内容十分广泛，是世界上罕见的多能学者。
萨缪尔森的著作颇丰，主要著作有：《经济分析的基础》、《经济学》、《线性规划与经济分析》（以及独自撰写和与多夫曼、索罗等合著的大量文章，这些文章被选编入《保罗.A萨缪尔森科学论文集》第一、二、三、四、五集。并且写出了一部被数百万大学生奉为经典的教科书。该教科书就是流传颇广的《经济学》，被翻译成日、德、意、匈、葡、俄等多种文字，据报道销售量已达1000多万册，成为许多国家和地区制订经济政策的理论根据。现在，许多国家的高等学校将《经济学》列为教材。
6.刘易斯——一个对发展中国家无偏见的经济学家
1955年他出版了《经济增长理论》一书，对经济发展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分析，至今仍被认为是“第一部简明扼要地论述了经济发展问题的巨著”。
他一生出版了12本专著，撰写了10余篇政府发展报告和70余篇论文。197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他，正是对他一生工作的肯定。
7.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世界银行副总裁
1970年，年仅26岁的斯蒂格利茨被耶鲁大学聘为经济学正教授。1979年，他获得了美国经济学会两年一度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该奖项用于表彰对经济学作出杰出贡献的40岁以下经济学家。1993年，开始成为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团的主要成员。
他的入门教材《经济学》（诺顿公司，1997年），虽然在本国销量一般，但在中国和日本非常畅销。
8.约瑟夫·熊彼特——美国经济学会会长
1932年迁居美国，任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直到1950年初逝世。1937——1941年任“经济计量学会”会长；1948－1949年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
“创新”(Innovation) 与资本主义的创造性破坏（The creative destruction of capitalism)- 将原始生产要素重新排列组合为新的生产方式，以求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的一个经济过程。在熊彼得的经济模型中，能够成功“创新”的人便能够摆脱利润递减的困境而生存下来，那些不能够成功地重新组合生产要素之人会最先被市场淘汰。
9.谢林——冲突经济学家
谢林最著名的著作《冲突的策略》（哈佛大学出版社，1960），开创了对议价和策略行为的研究，被认为是1945年以来西方影响最大的一百本书之一。
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委会主席在颁奖典礼上给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奥曼和托马斯·谢林的获奖理由是：“为什么有些国家、团体和个人可以和平地解决冲突，而另一些国家、团体和个人却不断地被冲突困扰呢？感谢奥曼和谢林的研究，为这一自古以来就困扰我们的问题带来启迪。”
10.保罗·克鲁格曼——敢于向传统理论开战
克鲁格曼创建的新国际贸易理论，分析解释了收入增长和不完善竞争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他的理论思想富于原始性，常常先于他人注意到重要的经济问题，然后建立起令人赞叹的深刻而简洁优雅的模型，等待其他后来者的进一步研究。他在1994年对亚洲金融危机的预言，使得他在国际经济舞台上的地位如日中天。
克鲁格曼是主流经济学派的衣钵传人和捍卫者，是萨缪尔森和索罗的爱将（他们三人同处一个办公套间）。他出版了近二十本著作，发表文章几百篇。他的文笔清晰流畅，深入浅出，不仅是专业研究人员的必读之物，更是普通大众的良师益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