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8年1月22日，拜伦出生于伦敦的一个没落贵族家庭，在他10岁，继承了拜伦家族的世袭爵位及产业（纽斯泰德寺院是其府邸），成为拜伦第六世勋爵。拜伦相貌俊美，嗓音动听，却天生跛足，这一生理缺陷常常使他感到自卑和痛苦，因此好斗心强。然而，正是这种好斗心激发了他的勇气和斗争，才成就了文学史上的巨人——拜伦。此外，拜伦不仅是一位伟大的诗人，还是一个为理想战斗一生的勇士；他积极而勇敢地投身革命，参加了希腊民族解放运动，并成为领导人之一。
然而，这样一位英勇的斗士，却在1816年选择永远离开自己的故土——英国，流浪他乡异国。“英国哟！我爱你，尽管你有那么多缺陷。”拜伦远走他乡后，曾在意大利威尼斯含泪写下了这一感情真挚的诗句。从这句诗中可以看出拜伦深深地眷恋着自己祖国，可是他又为何要在1816年远离故国家园，并从此一去不复返呢？
有人认为，是英国上流社会的毁誉无常最终导致了拜伦的出走。1809年拜伦首次出国漫游，先后到过葡萄牙、西班牙、马耳他、阿尔巴尼亚、希腊、土耳其等地，于1811年底回国。这次历时二年多的旅行开阔了拜伦的视野，在旅途中，他开始写作《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和其他诗篇，并在心中酝酿未来的东方故事诗。《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的第一、二章在1812年2月问世，轰动了文坛，使拜伦一跃成为伦敦社交界的明星。可是两年后，伦敦城的显贵们却又对拜伦的言行颇多微词。
有人认为，拜伦是由于受到英国统治阶级的迫害而出走的。虽然《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的问世使拜伦获得了极大地声誉，然而这并没有使他和英国的贵族资产阶级妥协。他自早年就知道这个社会及其统治阶级的顽固、虚伪、邪恶及偏见，他的诗一直是对这一切的抗议。拜伦与妻子离异后，英国统治阶级以此为契机，对他进行了最疯狂的报复，以图毁灭这个胆敢在政治上与它为敌的诗人。拜伦拒不退步，写出了像《普罗米修斯》那样的诗，表示向他的压迫者反抗到底的决心。“他们至多不过使我离开这个社会。对这个社会我一向不奉承，一向没满意过。”最后，诗人忍受着内心痛苦离开了祖国，想暂时得一喘息，再来给敌人一个更大的打击。
此外，家庭的变故也可能是拜伦出走的原因。从1811年到1816年，拜伦一直在生活在不断的感情旋涡中。在他到处受欢迎的社交生活中，逢场作戏的爱情俯拾即是，一个年青的贵族诗人的风流韵事自然更为人津津乐道。为了寻求解脱，1815年1 月拜伦与密尔班克小姐结婚。然而这是拜伦一生中所铸的最大的错误。拜伦夫人是一个见解狭隘又虚伪的女人，完全不能理解拜伦的事业和观点。婚后一年，她便带着初生一个多月的女儿回到自己家中，拒绝与拜伦同居，并放出谣言说拜伦和其同父异母姊奥古斯塔有乱伦行为，从而使流言纷起。人们纷纷谴责拜伦的残酷无德，一夜之间他便已身败名裂，这和《恰尔德·哈罗德游记》刚出版时的情形相比真是天壤之别，拜伦感到无法忍受。由于饱尝了世态的炎凉、人情的淡薄，拜伦终于决定离国他走，一去不返，到国外去追求放浪自在的私生活。
1824年4 月19里，拜伦在希腊迈索隆古翁病逝，他的死使希腊人民深感悲痛，全国致哀二十一天。后来，他的遗骸被运回英国安葬，算是落叶归根。而关于拜伦远走他乡的原因的争论则依旧在继续。
波德莱尔是颓废派诗人吗
恶，何以成花？羸弱、无效、过失、性冷、阳痿、不育幻化而成的诗句，何以得踞文学高贵堂皇的殿堂？然而法国十九世纪最著名的现代派诗人、象征派诗歌先驱夏尔·皮埃尔·波德莱尔就是凭借自己的独特写作风格写出了世界诗歌史上的力作——《恶之花》。也由此引发了学界关于他是否是颓废派诗人的争论。
夏尔·皮埃尔·波德莱尔于1821年4月9日出生于巴黎，幼年丧父，母亲改嫁，继父欧皮克是个军人，对他实行典型的专制作风和高压手段，引发了波德莱特的强烈不满和反抗。这段不愉快的成长经历不可避免地影响诗人的精神状态和创作情绪。于是，波德莱尔对资产阶级的传统观念和道德价值采取了挑战的态度。他力求挣脱本阶级思想意识的枷锁，探索着在抒情诗的梦幻世界中求得精神的平衡。在这个意义上，波德莱尔是资产阶级的浪子。
1848年巴黎工人武装起义，反对复辟王朝，波德莱尔登上街垒，参加战斗。他尝试以诗来探测存在的本义与生命的真谛。他曾说：“给我粪土，我变它为黄金。”波德莱尔的代表作《恶之花》和《巴黎的忧郁》充分展现了这样的魔力。在这两本诗集中，作者面对颓废时代交织着大伤痛、大恐惧、大欲望、大战栗的悲惨人生，描述了一个诗人深陷于孤独、忧郁、贫困、绝望、痛苦之中，却又渴望追求着健康、光明、理想，但终究难以摆脱沉沦、颓废、失败的命运的精神轨迹。波德莱尔说：“在每一个人身上，时刻都存在着两种要求，一个向着上帝，一个向着撒旦。祈求上帝或精神是一种上升的意愿，祈求撒旦或兽性是一种堕落的快乐。”上升的意愿和堕落的快乐交织成一条贯穿于波德莱尔全部诗作的主线，循着这条主线，我们可以看到诗人那种“生活在邪恶中，而热爱着善良”的艺术家凛然不可侵犯的决心和品格。
《恶之花》一问世，波德莱尔标新立异的写作风格就引起了世界文坛的轰动。一方面，人们对于波德莱尔标新立异的写作风格表示赞赏，以雨果为代表的一批著名作家却给予波德莱尔及其诗作以极高的评价。历史学家奥古斯坦·蒂埃里称波德莱尔为“现代的但丁”。雅库包维奇则说：“这位法国诗人的一切忧郁怀疑态度，一切毒辣的厌恶人类的心理，恰恰都是出自他对光明的向往，出自对美与和谐的极度爱好。”雨果更为推崇地说：“波德莱尔绘了一种不可思议的凄光于艺术的天国，创造出一种新的战栗。”兰波、魏尔伦、马拉美等一代年青的后来者，则尊奉波德莱尔为他们的先师。另一方面，法国政府对《恶之花》的问世极为惊恐，他们以诲淫诲盗和亵渎神灵的罪名，判处波德莱尔300 法郎的罚金，并查封他的诗集。
自《恶之花》问世，关于波德莱尔是否是颓废派诗人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在俄国，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极力贬斥波德莱尔，他认为：“波德莱尔和魏尔伦创造了那样一种新的形式，使用了截至目前还没有被人用过的色情细节——而上层阶级的批评家和观众竟把他们吹捧为大作家。”但俄国另一位大文豪高尔基对波德莱尔赞赏有加，他认为波德莱尔是“正直的”、“具有寻求真理和正义愿望的”、“自己心中有着永恒的理想，不愿意在偶像面前低头”的艺术家。
在中国，也同样存在关于波德莱尔是否是颓废派诗人的争论。1979年版的《辞海》条目中称波德莱尔是一个“充满悲观厌世情绪，反映资产阶级颓废生活所引起的精神危机”的诗人。而法国华裔作家程抱一却认为波德莱尔是一个“态度严肃，眼光深远的艺术家”，著名学者柳鸣九也评价说：“波德莱尔是个悲观主义者，他的悲观总是产生于希望破灭之时，而他却从来没有放弃过希望”，“他对自己的社会和阶级充满了反感和憎恶，并试图进行某种反抗，但是他的反抗是孤独的、消极的、病态的，因此，其结果只能是失败。”
事实上，关于波德莱尔是否是颓废派诗人的争论至今也没停止。但不可否认，波德莱尔以其独特的写作风格给世界文坛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神奇的卡拉扬”是纳粹战犯吗
卡拉扬的人生之所以传奇，一方面源于他在音乐指挥方面的过人天赋和杰出贡献，一方面源于人们关于他是否是纳粹战犯的争论。那他到底是不是纳粹战犯呢？
1989年7月16日，被誉为20世纪最杰出的指挥家卡拉扬病逝，终年81岁。他终究没能活到1991年，以便参加他的同乡——最伟大的古典音乐大师莫扎特逝世200 周年的庆祝活动。卡拉扬逝世后，世界乐坛乃至整个文化生活领域都陷入了悲痛之中，并举办了相当隆重的纪念活动。
卡拉扬的传奇人生不仅是因为他神乎其神的音乐指挥，还因为他在二战时的纳粹党员身份。许多认为，正是因为卡拉扬有着超乎寻常的音乐贡献，才使得他最终逃脱了被视为纳粹战犯的审判。
赫伯特·冯·卡拉扬于1908年出生在奥地利的萨尔茨堡。自童年时起卡拉扬就表现出了超乎常人的音乐天赋，他5 岁时便公开演奏，俨然是一位钢琴家。他的父亲、医生兼业余音乐家，如同莫扎特父亲一样，渴望儿子早日成名，极力鼓励儿子从事音乐。然而，卡拉扬的音乐之路并非一帆风顺。
20岁时，卡拉扬在拿破仑曾涉足过的一个小城——乌尔姆开始了自己的指挥生涯。然而，5 年后，他被解职，一无所有，正如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的“发现自己眼前没有任何合同，也没有地方过夜，饿着肚子，剩下的只有在乌尔姆市演出时的美好回忆”。但回忆不能填饱肚子，他走遍全国谋生，但连试用的机会也没有了。
于是，卡拉扬去了柏林，但当时柏林人才济济，像他这样来自一个小歌剧院的无名年轻指挥根本找不到合适工作。一个偶然的机会，卡拉扬认识了亚琛的剧院经理，被邀请去那里指挥一次排练。卡拉扬排练了《菲德里奥》，9 月份演出结束后，卡拉扬就被任命为亚琛的音乐制导。后来卡拉扬在亚琛迅速崛起，成为德国小有名气的年轻指挥家。1935 年初，27岁的卡拉扬取代亚琛的音乐总监拉贝，成为德国当时最年轻的音乐总监。
而拉贝在离开亚琛音乐总监职位后，被任命第三帝国文化局音乐处处长，他的顶头上司就是兼任宣传部长的戈培尔。不久。戈培尔就宣布：“文化，是第三帝国的宣传工具。”于是，作为亚琛音乐总监的卡拉扬成为了纳粹的拉拢对象。
据卡拉扬讲，正是那时他受到了参加纳粹党的压力。“我原来不是党员”，他说，“在亚琛歌剧院当音乐指导时，我在政治上也不那么引人注目。可是到了签订就任音乐总监的合同时，我的秘书来告诉我，亚琛纳粹党部的头儿已放下话来，说我的合同难以通过：被提名当音乐总监的人居然不是党员！”卡拉扬为了保住在亚琛的这份工作，不再重演失业的悲惨遭遇，他不得不向纳粹低头，加入了纳粹党。
也正因为卡拉扬这段纳粹党员的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少人要求将卡拉扬列入纳粹战犯受审。在二战结束后，著名的萨尔茨堡音乐节的组织官员们呼吁最伟大的指挥家之一托斯卡尼尼参加这一重大节日，但托斯卡尼尼的回答是：“我不去，我决不与为希特勒服务过的孚尔特温格勒、卡拉扬之流混在一起！”可见那时把卡拉扬定为纳粹战犯的观点是有一定市场的。卡拉扬也确实因为有加入纳粹党的污点而成了首批被带到临时法庭而准备接受审判的犯人。
然而，也有许多人认为卡拉扬不是纳粹战犯，他只不过是政治牢笼中的一只囚鸟而已，并非出自自己的意愿加入纳粹党。当时在纳粹强权及狂热的沙文主义气氛下，如果对抗这一强权便如同以卵击石，卡拉扬在那里服务也是自然的选择。即便他有为取得各种职位的私心和机会主义式的所作所为，在当时特殊环境下也是可以理解的。
人们争执的关键点在于卡拉扬加入纳粹党的日期上，这决定了卡拉扬入党的主观倾向：到底是自愿加入纳粹还是被迫加入纳粹？卡拉扬自称他是1934年迫于纳粹压力入党的，而保罗·莫尔在1957 年发表了一篇关于卡拉扬的文章《投机者》中写道：“赫伯特·冯·卡拉扬加入纳粹党不是在亚琛而是在萨尔茨堡，也不是迫于压力于 1934 年加入的。其入党时间是 1933 年 4 月 8 日，是在希特勒上台仅仅两个月零八天之后。他的党员登记卡编号是 1-607525 。”
最终，政府考虑到卡拉扬在音乐上的杰出贡献而对其纳粹历史不予追究。卡拉扬也得以在后来的人生中继续他辉煌的音乐指挥生涯。到1988年4 月5 日，当他在全世界文艺界的祝寿中度过80岁的生日时，他已被全世界舆论界赞誉为“20世纪的奇迹”、“艺术界的巨头”，以及“指挥界的帝王”。
无论如何，卡拉扬是20世纪最杰出的指挥家之一。在二战期间，至少人们能从卡拉扬的音乐中听到意思精神安慰，“音乐代表着他们唯一保留着的被撕成碎片的尊严”。在他辉煌的音乐贡献面前，至于卡拉扬是否是纳粹战犯这个问题，其实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