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8日中午1点多，白领张军开着车在路口等红灯时，一男子问能否带他一段路？张军拒绝，因为马上就要到达工作单位了。但白衣男子继续央求，说自己肚子很痛，可能胃有毛病，等不到出租车，他家就在前面不远。张先生心一软就答应了。其间，张还表示有事马上要到公司，要白衣男在前面下车。白衣男提出给他十元钱，张说不要。
张按其要求停车时，男子伸手拔了他的钥匙，车外七八个身着制服的人将张拖出车外。当时，他的第一反应是碰到强盗打劫了。张军称，自己被双手反扣，还被卡住脖子，被搜去驾驶证和行驶证。对方告诉张，他们是城市交通执法大队的，要他交钱才能拿回车。他想打电话报警，电话也被抢走。
张称，自己打电话到闵行区交通执法大队投诉。对方问他为什么要让不认识的人坐车，张说那个人说自己胃疼得厉害，对方继续质问：“他胃疼关你什么事？”
张军去交通执法大队的上级部门闵行区建交委交通科反映情况，一位姓王（音）的女性工作人员接待了他，“王女士回答说，这些不是执法大队的人，是一些协管人员。“她坦率地说，她觉得我运气比较差。”张把这段对话录了音。在这段录音里听到，王女士还表示对他的遭遇也很同情。
张军开始上网发帖，并不停地跟帖报道最新进展。他的帖子被韩寒在博客里以《这一定是造谣》为题转载，引发更为广泛的关注。
9月11日，他又到上海市建交委要车。交通科的万科长说，没有雇社会人士诱骗车辆，“没有这种人”，“那很有可能是一部分有‘正义感’的社会人士在‘配合执法’”。
因为急于拿车，他妥协了。前天，他还是按贴在柜台栅栏上的标准声明写了：“我放弃陈述、申辩”。另外，他还要在《闵行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行政处罚判决书》上签名，因为不承认自己是开黑车，被认为态度不好，原来说情说下来的2000块钱也不让免了。交了一万元罚款和200元停车费之后，他终于把车领了出来。
我们不是执法部门，无法评判张军是否是黑车司机，但张军的经历却引出了一个热门话题，钓鱼执法。
钓鱼执法，英美叫执法圈套（entrapment），这是英美法系的专门概念，它和正当防卫等一样，都是当事人无罪免责的理由。从法理上分析，当事人原本没有违法意图，在执法人员的引诱之下，才从事了违法活动，国家当然不应该惩罚这种行为。
世界各国执法机关也都使用过类似手段，比如警察扮演瘾君子向毒贩购买毒品。但这也备受争议——“诱惑取证”的目的是取得那些有违法意图、违法行为者的违法证据，而不是引诱、教唆那些没有违法意图的人去违法；否则就违背了执法的正义初衷，沦为“执法钓鱼”、“放倒钩”，或者叫执法圈套。
对于张军是不是钓鱼执法，上海市有关部门对此先是失语，后是逃避、推诿，以“不说话就是最好的表态”来回应——直至14日发生的浦东一位涉嫌非法营运司机自断手指、以证清白的事件。
18岁的孙中界没想到，到上海上班才两天，就给公司惹了大祸。2009年10月14日晚，他驾驶的公司车辆被上海市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以涉嫌黑车营运为由暂扣，为证清白，血气方刚的他挥刀自残。孙中界说：“我想不通，做好事会给我惹这么大祸。”他家住商丘市柘城县农村，哥哥孙中记在上海庞源建筑机械工程公司车队当队长。通过哥哥介绍，他来到哥哥所在的公司开车。10月13日是他头天上岗开车。
10月14日晚，孙中界驾驶公司的金杯面包车，沿上海市闸航路自西向东行驶，准备到上海市南汇区航头镇接人。7时30分许，当孙中界进入浦东区域，行至闸航路和召泰路交叉口时，他看到路中间站着一名青年男子，频频挥手示意他停车。
“我看着他着急的样子，想着他肯定遇到了难事，就停下了车。他一下子就拉开车门坐到了副驾驶座位上。我问他有啥急事，他说这么晚拦不到车，又非常冷，想让我捎他一程。”孙中界回忆说：“我刚好顺路，又看他只穿一件T恤，就有点同情他，打算捎他一程。上车后，他说按出租车的价格给我掏钱，我当时忙着开车也没搭理他。走了四五分钟后，这名男子说到了，我就缓慢停车。这时，他掏出10元钱，往我仪表盘右侧一扔，随后就伸脚急踩刹车，并伸手拔我的车钥匙。这时，我看见我车前侧过来一辆面包车，车上冲下几名便衣男子上了我的车，他们自称是执法大队的，说我黑车营运拉客。我赶紧解释，并说刚才上车的男子可以作证，可上车男子已不见踪影。”
孙中界说，“这几个人把我从车里拽出，拿走了我的驾驶证和行车证，并把我推上面包车开进附近的一个胡同，胡同里停着一辆依维柯，他们又把我推到车上，上面有几名身穿制服的男子，我想掏出手机报警，手机却被他们没收。他们在车上对我进行审问，一名男子拿出上海市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调查处理通知书，说我开黑车，非法营运。我说是对方主动上车，我也没向对方要钱，纯粹是出于做好事的心理。可他们坚持说我非法营运，还让我在处理通知书上签字。因为尿急，我无法忍受，只好在上面签了字”。
孙中界说：“当时僵持了大约1小时，我签字后，他们才放我走，车也被他们开走了。
当晚9时30分许，孙中界回到了鲁汇镇的租房处，挥刀砍掉小手指，闻讯而来的哥哥到来时，手指已经断了，只剩下一点肉皮连着，血流得满手都是。哥哥立即将其送到医院。
对于执法人员说弟弟开“黑车”一事，孙中记说：“我弟弟才上班两天，他哪敢开车要钱，根本不可能的事。这是执法局在‘钓鱼’，我们都知道这种事，没想到我弟弟却碰上了。”
上海庞源建筑机械工程公司一名负责人说，孙中界和孙中记两兄弟是他们公司的员工，孙中界来到上海才两天。这辆金杯车是工程用车，他也不相信孙中界会开车营运挣私钱。
事情发生后，孙中界的哥哥孙中记向媒体投诉，东方早报等上海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报道引起了轩然大波，上海本地不少都市报以及北京、广州等地的媒体纷纷赶至上海采访孙中记。
10月16日，上海市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相关负责人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所有驾驶员都不会承认自己驾驶了“黑车”，这是黑车司机在遭查扣后的普遍反应。
中央电视台的一位记者问是否存在钓鱼执法，这位负责人说不可能。这种说法迅速激起了网民的愤怒，网民认为公告侮辱了网民的智商。迫于压力，上海市政府已明确要求迅速查明事实。
新区政府将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调查结果。调查报告确认，原南汇执法大队在10月14日执法过程当中使用了不正当的取证手段，而“乘客”陈雄杰对调查组的陈述存在虚假。
浦东新区区长姜睴表示，浦东新区政府将责成有关部门依法终结对该案的执法程序，对当事人做好善后工作，他在随后接受记者采访时承认，“所谓的乘客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乘客”，而是媒体所称的“钩子”。
但在听到传出的调查结果后，孙中界当场落泪，表示“终于还我一个清白。”
钓鱼执法”取证方式是违法的，用违法手段取证是无效的，因此导致的处理结果也是无效的。“诱民入罪”是钓鱼执法这一执法手段的客观体现，罚款经济的存在则是其直接诱因。从经济学角度，若无金钱在内的制度激励，行政效率总是倾向于低效率的。反之亦然。相关部门之所以如此高效率执法，关键就在于经济激励手段的存在。
仅仅因为善意，私家车主搭载了衣着单薄或声称“胃疼”而要求搭车的人，就被处以高达万元的罚款。更可怕的是，如果那搭车之人竟可能是执法部门投下的“诱饵”。罚款经济就是钓鱼执法的目的。不斩断公权力和经济利益的直接关联，执法部门就可能受利益驱动而非遵从法律来行使权力。在这种权力和金钱勾结的模式下，无辜的老百姓，连那些执法对象都会成为执法者的“肉鸡”。
据闵行区交通执法行政大队一份文件，该大队两年时间里“查处非法营运车辆5000多辆”，“罚没款达到5000多万元”。相关数据不仅从侧面印证了“钓鱼式执法”的存在，也揭开了这一执法行为背后的利益链。
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就“钓鱼执法”事件说，在治理非法营运车辆时，这种“钓鱼”式执法行为“肯定是错误的”。错误在于“有奖举报制度不加限制地使用”，没有从法律的层面上认真地加以审核，也没有加以很多约束性的条件，所以导致了这种事情的发生。“它是一种制度性措施的错误，说明我们，我和我们的同志们，我周围的同志们法治意识淡薄。”
这种制度性措施的错误就是执法经济，钓鱼执法的事件牵动的是以经济处罚为目的诱骗性执法，这一不当的执法方式不得人心，并为社会所不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