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纪人与朱迪·霍利来见奶奶的那天，爸爸正出门在维诺特一带的灌木林里追捕野牛。哦，奶奶对争议中的问题一直不改初衷，直到一两个月后，通过邮件收到政府部门负责法律事务的法务官的一道命令，要求她搬出沃尔比纳。命令声称：从法律的角度讲，沃尔比纳牧场的所有权已经属于本和爱斯米·桑塞了。他们是一对来自靠近卡尔米拉海岸的从事农业的夫妇。桑塞夫妇连在他们比较熟悉的防风灌木林里管理牛群的起码知识都没有，可是，他们却坚持在三十天内占有沃尔比纳牧场。虽然没有办法查证，又似乎只有朱迪·霍利和梅与奶奶完全相反的一面之词，可是，看起来是朱迪·霍利伪造了奶奶在出售牧场协议书上的签字。梅完全站在儿子一边，做出书面宣誓，一口咬定协议书上的签字是她姐姐的亲笔签名。我想，那比任何事情更伤奶奶的心。自己的妹妹竟然使用那么卑劣的手段与她为敌。朱迪和梅硬说交易做成以后奶奶才改变了主意。他们骂她是个言而无信的人，说她企图通过拖延交还给她妹妹和外甥那份资产而独自霸占全部财产。那个地区所有的人都知道这是谎言，而且那些年奶奶已经把出售菜牛分给妹妹的那份利润都以支票的方式付给了她，何况梅一直坐享其成也是人所共知的事情，但是，没有一个肯站出来就这件事为奶奶的利益宣誓作证。他们把这件事情看做司空见惯的家庭纠纷，因而不想掺和，免得站在错误的一方。不管通过什么方式，资产的变卖和转让完成了，所有权调查等等，以及每一件事情看起来都是合法而且明确的。我猜想，人们一定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一个来自休托尔地区的土著老太太，曾经有过一个相当不错的牧场，雷尼奶奶的时限到了。
“奶奶去麦凯拜见那位负责处理这一事件的法务官时，法务官劝她收起出售牧场属于她的那份钱，而且认为她得到了一切，确实非常幸运了。他指出，按照《土著法》，不论以任何方式，她永远无权在任何可以终身保有的土地所有权证书上写下她的名字，甚至连嫁给埃因·雷尼那样的事都不合法，因为《土著法》不但禁止土著人拥有可以终身保有的土地的权利，而且禁止土著人通过婚姻的途径进入白人社会。法务官劝告她，对于那件事说得越少对她越有利，否则，她就是企图挑起一系列索赔与反索赔纠纷，说不定还会由于昂贵的诉讼费而使财产的转让告吹。他说，事实上那份协议只有签上朱迪·雷尼的名字才能使这笔交易看起来多少有几分合法性。因为就外表看，朱迪是个白人，而且如果他愿意进入法庭坚持自己的主张，他就有变成埃因·雷尼的孙子的权利。奶奶和爸爸对《土著法》虽然一直有一种相当公正的看法，但是压根儿没有想到它竟然成为逼迫他们离开科隆山的法律依据。自从埃因·雷尼那时起，他们在那一带就远近闻名，而且受到尊敬。此时此刻，他们却束手无策，难以抵制那场交易。
“桑塞夫妇和科隆山的一位警官、两个警察一起来到沃尔比纳。本·桑塞只给爸爸和奶奶半个小时的时间收拾东西离开。这是他犯下的一个大错。倘若他和他的老婆怀着友好和宽容来到这片土地，再表现出一点儿尊重，奶奶也许会请他们到厨房喝杯茶，然后再指点他们在这儿居住应该注意什么。比如，不要把新房建在河湾迎洪水那边。他们毕竟也是人嘛。她知道，那片土地将在那里等待她，直到她返回的那一天，无论什么都不能改变这一事实。但是，他逼她赶快离开，好像她在自己家里犯了什么罪。这就激怒了奶奶。她用古老的土著咒语诅咒他们，这样，他们在她的这片土地上就永远不能成功。奶奶的诅咒被验证了。不过，即使没有古老的土著咒语诅咒他们，科隆山周围的很多人，包括你爸爸，都认为桑塞一家不会成功。桑塞一家之后来的人也都没有成功。这也的确非同小可。奶奶向本·桑塞脚旁的地上吐了口唾沫，没带任何东西便离开了。她对他们说，我不是忘记带走家里的东西，而是因为有朝一日我孙子会回到这里，你们不配在这儿看到他。她对他们说，尽管所有权证书上是你们的名字，但是，沃尔比纳河流域的土地不但不会遗弃她或者她的祖先、她的子孙后代以及他们关照过的那些人，而且会永远和他们在一起。这一切不是一纸法律文书就能解决的问题。她对他们说，你们可能通过这种阴谋诡计占有我的家，那是因为你们有警官和他手下的警察撑腰，但是，你们迟早会看到，你们这种占有不过是掠过大地的一片阴影，不会持久。她对他们说，等你们离开这里，这片土地就又会像原来一样。这一点你们心里明白。她说，她的子孙后代将以桑塞们不可战胜的力量‘光复’她家的土地。她对他们说，你们可以在这儿得意一时，但是，这片土地不可能关照你们，你们的日子必然是短暂而苦涩的。所以，你们就趁它还容忍你们的时候，好自为之吧。那天上午，桑塞夫妇虚张声势，对奶奶极尽吓唬、嘲笑之能事。但是，他们心里明白，奶奶说的那些话都是真理，因为她当时非常镇静，也因为他们怕她。他们意识到，她必定胸有成竹，才能在被赶出家园的那一刻表现得镇定如常。后来，她告诉我，那天上午她对桑塞一家直言相告，他们所做的这一切是在她的土地之上，而不是在他们的家乡，因而是靠不住的。那时，她看到了他们的恐惧。古老的咒语击中他们的要害，击中他们的不可靠性，击中他们最脆弱的地方。她的咒语将永远粘在他们挥之不去的地方，像叮在野牛屁股上的草扁虱，在那儿茁壮生长，使他们焦躁不安，直到耗尽活力，动摇决心。他们摆脱不掉它，就像留在脑袋里的一颗子弹会要他们的命，不过是慢刀子杀人。”
博陷入沉默，朝窗外的路灯望去，此时，西边的天空已经一片昏黄。
“当时，最奇妙的是我爸爸的表现。本·桑塞限他们在半小时内离开的时候，爸爸走进屋里换他那套城里穿的服装。出来时，西服领带，既没对桑塞夫妇说一句话，也没跟奶奶说话，更没回头看一眼那幢老屋，而是径直朝通往科隆山的路走去，走上那条奶奶说过的路。”
博再次陷入沉默，想象着他未曾亲眼目睹的情景———那天，他爸爸穿着节日的服装，打着领带，离开牧场主住宅向泥土小道走去。
“奶奶说，他们都呆呆地站在那儿注视着爸爸，纳闷他要干什么。那些流浪汉也从河谷里走出来观看。只有奶奶知道他要干什么。母子俩知道沃尔比纳的故事还没有结束。桑塞夫妇和他们领来的警官和警察望着爸爸踏上小道，直到他从视野里消失。警官转过脸问奶奶，她认为科尔·雷尼干什么去了。奶奶说，他干什么，你们不是都看见了吗？他从未回头看过，也不打算回头看，既不看你们，也不看那幢旧宅。你不要问我，你自己看好了。人们都感到诧异，科尔·雷尼竟然没有抗争。从此，他再也没有骑过马，那是当时所有事情中最奇怪的事。科尔·雷尼竟然转身而去，连一眼也不看曾经陪伴过他几十年的老宅和矮种马。他最终流落到尼勃河岸，住在河岸高处一辆漏雨的破旧的大篷车里。大篷车属于一个名叫萨姆·克拉夫的爱尔兰人。萨姆曾经和父亲，还有科隆山土著人一起赶拢过牛群。父亲去世后就埋葬在那里。埋在尼勃我母亲的坟墓旁边。那时父亲刚过五十岁。现在，人们也许会说他还是个年轻人呢。看起来他仿佛受到致命的一击倒下去，再也没有站起来。人们都那么说。那也是对他最后的评价。但是人们误解了他。尽管我不在场，但是等我了解到当时的情况，我也像别人一样疑惑不解。他竟然就那么垮了，这似乎不像我所了解的父亲。
“我和道格尔从河湾区回来之后，就去尼勃看望他。天正下着雨。我们坐在他住的那辆漏雨的破旧的大篷车里，一边喝茶，一边一支接一支地抽烟。我相信我们两个人，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的话没超过十几句。倘若罗斯或者妈妈在身边的话，他也许会对她们敞开心扉。我不清楚，也许不太清楚。倘若妈妈依然照顾着他，他也许会采取全然不同的行动。我除了知道父亲是一位最优秀的商人和最出色的骑手之外，对我来说，他是一本合着的书。那天我起身离开时，我们握了握手。从那以后，直到他去世我再也没见过他。我想，他一定认为我不再需要他了。
“我年轻时，他教我们这些小伙子骑马、放牧，以及如何在灌木林里做事。他教我们的时候主要靠打手势和眼神，我们就按他的办法干活儿，结果既省力又出活儿。他很少说话，从来不重视语言。像所有古老的丛林居民一样，爸爸的‘语言’通常就是手势和沉默。他干活儿好像那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是他与生俱来的本事。但我猜测，他一定是通过刚才我说的那种方法学到的。尽管他的父亲从来没有亲自指点过他。埃因·雷尼骑马摔死时，他年纪还小。因此，我不知道他是从哪里学到的，但他肯定是从什么地方学到的。事情就是这样。我不记得，如果我们孩子们做对了事，父亲就告诉我们做对了；做错了事，就告诉我们做错了。他总是一言不发，只是看着我们，但是，只这一眼，我们就知道是对还是错。你做得对或者错，只对你自己和你摸索的做事方法重要，对父亲并不重要。干活儿的方法才是唯一重要的事情，因为我们大家都靠它为生。爸爸和我们不是拴在一条绳上的蚂蚱。他从来不打我们。他认为孩子们应该自我批评。你是他自己的孩子还是别人的孩子无关紧要，像奶奶一样，从来都一视同仁。你是个孩子，需要在屋里学习，他就会把你需要的屋子腾给你。有了他，我们真是幸运。”
博伸手到床头柜拿烟叶包。
“科尔·雷尼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活着时受称赞，去世时遭到误解。这就是我的父亲。我即使能有一半像他那该多好。”他卷了一支烟。
安娜贝尔注视着他，马路那边的街灯把屋子照得朦朦胧胧的。漆黑的天空中繁星闪烁。她想，她自己的生活受到了怎样的庇护啊。她对小道那边沃尔比纳的邻居们生活的实际情况几乎一无所知。她油然想起父亲在餐桌旁边对他们讲述过的沃尔比纳牧场的纠纷以及沿河谷居住的流浪汉。想到这个地方，他们都笑了，觉得它是奇特的，与众不同的。她从来没见过那位土著老太太———雷尼奶奶。博在讲述另外一个现实。她看起来像个孩子，觉得一切都那么简单，完全没有注意到他们生存的复杂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