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实现“翻一番”，9月1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公报发表的同时，《人民日报》发表题为《立即行动起来，完成把钢产量翻一番的伟大任务》社论；9月5日，再发表《全力保证钢铁生产》社论，要求与钢铁生产无直接关系的部门“停车让路”。从此，一场亿万群众参加的夺钢保钢的运动在神州大地轰轰烈烈地发动起来了。
“土洋结合”、“大中小结合”是大炼钢铁的途径。钢铁厂开足马力，小高炉遍地开花，据不完全统计，7月份土小高炉约3万座，8月增至17万座，9月份达35万座，10月底高达几百万座。各行各业都为“元帅”升帐让路。从找矿、运输、炼钢、炼铁、炼焦……都靠大批群众投入，从中小学生到七八十岁老人，7月间投入人力约几十万人，8月间增加到几百万人，到10月、11月高达6000多万人（还有一说是9000多万人1。
经过4个月奋战，12月22日，《人民日报》以套红通栏标题报道：《一。七。万吨钢——党的伟大号召胜利实现））。据冶金工业部12月19日的统计，今年全国生产钢1073万吨，比1957年的钢产量增加了一倍。到12月31日，全年累计钢产量达1108万吨（应当说明，这些统计数字均包括不合格的土钢在内）。
同钢产翻番紧密相联的是地方工业的大发展。“以钢为纲”、“一马当先，万马奔腾”是当时编制发展国民经济年度计划的指导思想和主要方法。整个工业生产的部署是为了保证“钢铁元帅升帐”。在南宁会议上，党中央提出在5年到10年内，各地方的工业产值都要超过当地农业产值。3月成都会议，又进一步提出发展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的方针。通过了《关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的意见》，到4月7日，中央正式批发这一文件，再一次要求各省、自治区尽快使本地区的地方工业总值赶上或超过农业总产值，并把达到这一目标的时间由原来规定的5年到10年缩短为5年到7年。这个文件下达不久，“一个声势浩大的办地方工业的高潮正在全国形成，从省、市、县到乡、社纷纷提出大办工业的跃进计划，力争在5年左右，使地方工业的总产值超过农业总产值”。6月到8日初，党中央和毛泽东先后提出各大协作区要建立比较独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
工业生产要“大跃进”，农业生产也要“大跃进”。在虚报浮夸的气氛之下，各协作区也召开了农业会议。6月19日，华东地区召开农业协作会议。7月份，西北、华北、中南等地区也先后召开了农业协作会议，提出本地区农业生产“大跃进”的目标。一向低产的西北地区提出，全地区平均每人的粮食产量，1958年要达到1100斤，1959年要达到2000斤，到1962年要突破3000斤。实现农业增产的主要技术措施，是深翻改土，要求全国在两三年内把全部耕地深翻一次；还要推行高度密植。从7月份起，各地连续报导“高产”卫星的消息：河南小麦亩产达7320斤；湖北早稻亩产36900多斤，广西中稻亩产13万斤，福建花生亩产1万多斤。在此同时，《人民日报》连续发表《年底算账派输定了》、《祝早稻花生双星高照》等社论，批判“算账派”、“条件论”、“定局论”。认为农业高产“卫星”的事实生动地证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鼓吹“没有万斤的思想，就没有万斤的收获”，“地的产是人的胆决定了的”。“只要发挥了主观能动性就可以有呼风唤雨的力量”。
工农业生产“大跃进”，思想文化建设也要“大跃进”。1958年9月13日至20日，中宣部根据8月北戴河会议精神，召开了一次文艺创作座谈会，着重讨论了“大跃进”中的文艺工作和迎接国庆10周年的文艺创作任务。与会者表示，要像生产1070万吨钢一样，在文学、电影、戏剧、音乐、美术、理论研究诸方面都要争取放“卫星”。文艺创作和批评都要大搞群众运动。
1958年8月和10月间，文化部先后在安徽、郑州召开了省文化局长会议和全国文化行政会议，部署文化工作的“大跃进”。会议提出群众文化活动要做到：人人能读书，人人能写会算，人人看电影，人人会唱歌，人人能绘画，人人能舞蹈，人人能表演，人人能创作。郑州会议还提出文艺创作要“行行放卫星，处处放卫星，层层放卫星。”各级都要成立“艺术卫星指挥部”。一瞬间，各地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群众文化活动组织，例如江西省组织了5000多个山歌社，四川省组织了22000多个农村文艺创作小组，安徽省队队有创作小组。由于提出了放文艺卫星的任务，层层布置，层层加码，使得许多地方提出了很不切实际甚至是荒唐的口号和要求，诸如什么“两年就要超过鲁迅”，“一个夜晚写60个剧本”，“每个县都要出一个郭沫若”等等。文艺创作出现了反现实主义的倾向，在“新民歌”中表现得十分突出，例如“稻粒赶黄豆，黄豆像地瓜，芝麻赛玉米，玉米有人大，花生像山芋，山芋赶冬瓜，一幅丰收图，跃进农民画。”“今年是个丰收年，秋后粮食堆成山，不知粮食打多少，压得地球打转转。”在教育、科技方面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大跃进”中的浮夸风、瞎指挥风在思想工作中严重地泛滥开来。例如，河北省徐水县谢坊村在群众中开展了放“思想卫星”运动，即展开群众性的思想“大检查、大评比、插红旗、拔白旗”运动，用这个办法对群众进行共产主义教育，规定一个月评比一次，三个月发射一次“思想卫星”。放“思想卫星”有15条标准来衡量。这种作法曾当作“先作经验”在全国加以推广。结果成为群众的灾难，也是对思想文化工作的破坏，大大损害了党和群众密切的关系。
“压缩空气”
在“大跃进”高潮和全国基本实现农村人民公社化的情况下，10月间，毛泽东和一些负责干部到农村进行调查研究。毛泽东在天津杨村，召集了一些人召开调查会。会上，河北省徐水县县委书记汇报说，徐水县建立了共产主义新村，实现了全面供给制。他还具体讲了两个劳动力不同的家庭享受供给制的情况。1个家庭夫妇俩是强劳动力，非劳动力只有1个，2人养1人；1个家庭6口人，只有1个劳动力，1人养5口人，尽管劳动力不一，但分配是按人口计算的，一人一份。前者可得3份，后者可得6份。毛泽东听上述汇报后，当即表示，这样一来，劳动力强的吃亏，劳动力弱的就占了便宜，劳动力强的贡献大，得到的报酬反而少。毛泽东还说，这样一来供给制不会给我们的生产带来好处，反之会带来坏处。随后，毛泽东从河北省沿着京汉线往南走，在河北、河南等地的农村继续调查。与此同时，有的同志在河南的遂平、武修县等地进行调查。从了解的实际情况来看，农村人民公社确实存在着许多混乱的现象和急待解决的问题。
根据实际情况，党中央和毛泽东开始纠正“大跃进”的公社化运动中已经觉察到的错误。1958年11月23日，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提出“要压缩空气”。因此，从1958年冬的郑州会议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先后召开了七八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央全会，着重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解决农村人民公社的性质和体制，一定程度制止了“共产Ixl'’的泛滥；二是降低工农业生产指标，一定程度刹住了高指标的歪风。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提出了许多正确的理论观点，党中央相应地采取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和具体措施，对纠正错误起了重要的作用。
降低工农业生产指标
1958年8月28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1959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问题决定中规定。1959年钢产量为2700万～3000万吨，要求在这一年超过英国。这个决定是在对“粮食过关”的错误估计的基础上作出来的。那时误认为1958年的粮食产量可达到7000亿斤，在此基础上，1959年翻半番即可达到10500亿斤。按此标准做到的话，粮食便完全过关了，大搞钢铁便无后顾之忧。这种认识持续了相当一段时间。1958年12月武昌会议时，毛泽东指出，这次会议要唱低调，把空气压缩一下，要压低指标。他还说，今年翻一番，1070万吨，是冒险计划。结果6000万人上阵，别的都让路，搞得很紧张。在会议期间，毛泽东找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等专门研究1959年钢产指标问题，要把原定2700万吨的指标降下来。只搞1800万吨行不行？毛泽东提出：有两种实际可能性，一种是现实可能性，另一种是非现实的可能性。可能转化为现实的是现实的可能性，另一种是不能转化为现实的可能性。这次会议决定降低钢产指标。对外公布为1800万吨，内部定为2000万吨。粮食产量降为7000亿斤。以此为例，各部门的指标，都要相应地减下来。
在1959年1月省市区党委书记参加的北京会议上，打算再降低指标，但阻力仍然很大，人们头脑还冷不下来，不肯压低。当时，也没有提出一个更为恰当的数字来，结果这次会议没有再降低指标。到4月间，在上海召开八届七中全会，讨论了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对去年12月武昌会议拟定的计划指标又再作一次调整，钢产量由2000万吨降为1800万吨，这是对外公布的指标，而内部定为1650万吨。粮、棉指标不变。这样算定了下来。但是，毛泽东仍不放心。武昌会议和上海会议，陈云都没有出席。从1958年以来，陈云对高指标多次提出不同意见。毛泽东从上海回京后，便请陈云专门对钢产指标是否能够实现作调查研究，请他核实1959年钢产指标的任务。为此，陈云同李富春、薄一波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1959年钢产指标应落实为1300万吨，钢材为900万吨。5月，将此建议交中央常委讨论，政治局为此专门召集会议，会上，陈云作《落实钢铁指标问题》的发言，政治局通过了上述意见。随后，陈云给毛泽东写《关于钢铁指标问题的信》。经过这一调整。1959年钢产完成达1387万吨。实践证明，1959年压缩指标是正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