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出现的经济工作急躁冒进造成的矛盾日见显露。5月11日，周恩来在会议上承认今年计划有缺点，国务院也有责任。反保守大家都提大数字，计委也无办法。去年年底，打120多亿元的基建投资，后来又加到170亿元，后高达200亿元。双轮双铧犁是个典型的例子，它的年产指标虽已由500万部降为350万部，但仍减得太少，于是这个项目把其他生产、基建都挤了。农业部有困难。中央曾允许地方可以推翻中央计划，廖鲁言同志也挡不住。147亿元基建投资，比去年增加66.1％。这样大的数字，材料哪里供应得上，必然要出问题，如果不压，将要达到90％，计划高了的结果，一是窝工损失，二是粗制滥造，超过经济的可能。周恩来鲜明地指出：反右倾保守从去年8月开始，已经反了八九个月了，不能一直反下去了。周恩来再次言诚意切地告诫全党，要从反右倾保守的迷误中猛醒、而应集中全力纠正已经影响经济建设全局的急躁冒进。
周恩来不仅是言者，同时也是行者。随后在他主持下，约同李富春、李先念商议起草《关于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的报告》，提交一届三次人代会讨论决定。并通过这次人代会号召全国人民共同实现1956年度计划而努力。在起草这个报告的过程中，再次解决订得过高的生产、基建投资的指标。这个报告明确地指出，在当前生产领导工作中，要克服片面地强调多和快的缺点。强调生产的发展和其他一切事业的发展都必须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的倾向。而这种倾向在过去几个月中，在许多部门和许多地区都已经发生了。急躁冒进的结果并不能帮助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只能招致损失。
6月4日，刘少奇主持党中央会议讨论提交全国一届三次人大会上的《关于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的报告》。出席会议有周恩来、朱德、陈云、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李维汉、胡乔木等。周恩来首先代表国务院介绍了半年来经济建设所引起的种种矛盾和不平衡的问题，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决定制止冒进，压缩高指标，基本建设该下马的要立即下马。同月10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确认了6月4日中央会议的有关决定。这是一项正确的决策，既及时地纠正急躁冒进的错误倾向，又从总结经验教训中产生了指导经济建设的正确方针，八大坚持了这个积极而行之有效的方针。
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反冒进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然而，由于党内对反冒进和八大所坚持的经济方针存在着分歧，因此，反冒进之后又出现了一个反“反冒进”，急于求成的“左”倾错误逐步占据了上风，这是导致“大跃进”运动爆发的主因。
社会主义阵营萌动着“赶超”浪潮
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在影响着中国。“大跃进”运动的出现还有着深刻的国际背景。
在十月革命40年大庆之际，1957年12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和64个世界各国的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云集莫斯科，召开了两个重要会议。会议讨论了当前和今后国际形势、国际共运形势，各国共产党、工人党的相互关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毛泽东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出席了这两个重要会议。
11月14日至16日，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统一、经过讨论协商的基础上，通过了《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毛泽东认为，这“是一篇马克思主义性质的宣言。这个宣言总结了几十年的经验，尤其是最近几年的经验。有些经验是从痛苦中得来的。这些痛苦教育了我们。”这个宣言，反映了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对国际形势发展趋势的一个共识：“在我们的时代里，世界发展取决于两个对立的社会制度竞赛的进程和结果。”这个基本论断，在64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所通过的《和平宣言》中进一步申明：“让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今后在发展和平科学、和平技术方面彼此展开竞赛吧。让它们不是在战场上，而是在争取进步，争取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竞赛中来证实自己的优越吧。”这是对现实世界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立斗争新的特点和科学概括。也就是说，今后斗争胜负，不仅仅取决于战争，而且重要的是综合国力的竞赛。这包括强大的物质和技术基础、国防实力、人民素质和生活质量诸多方面因素的总和。这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脱胎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而刚刚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国，一个尚未完成近代传统产业革命的落后大国，更是一种严峻的挑战！
遭受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破坏的东西方大多数国家，在战后十多年中，不同社会制度的多数国家都采取不同的发展战略、政策、途径，致力于恢复经济、重建家园的工作。由于各自的内部基础、外部条件各异，因此，经济恢复发展的结果和趋势大不相同。一般来说，西方国家比东方国家发展快，效果显著。美国是在二次世界大战中得利最大的国家，战后成为头号超级大国；英、法等战胜国虽受到战争破坏，但基础条件好，采取得当措施，恢复发展也快；德、日、意等战败国尽管因战争受到严重破坏，但是，其技术基础、人才基础仍保持相当的优势，战后大力加强国家干预，依靠市场调节经济，迅速发展科技、教育事业，经济恢复和重建家园成效卓著，到50年代下半期已有相当的发展。然而，与此同时，一些东方国家还处于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抗击外来侵略的战争中，到50年代才开始迈出恢复经济，建设国家的步伐。苏联、东欧国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行着缺乏活力的计划经济体系，排斥市场经济；片面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因而，经济发展同改善人民生活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中国是东方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差距上百年，同苏联的差距也很大，基本国情还是“一为‘穷’，二为‘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
面对这样的国际形势发展趋势，两大阵营之间的竞赛不可避免，在社会主义阵营内各国自然萌动着一股“赶超”浪潮：
赫鲁晓夫在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大会上作报告谈到苏联的前景和任务时，兴奋地宣告：根据有待明确规定的初步草案，约15年内苏联的工业品年产量可以达到这样的水平：“铁矿——2.5亿到3亿吨，生铁——7500万到8500万吨，钢——1亿到1.2亿吨，煤——6.5亿到7.5亿吨，石油——3.5亿到4亿吨，煤气的开采和生产量——2.7千亿到3.2千亿立方公尺，电力——8000亿到9000亿度，水泥——9000万到1.1亿万吨，糖一900万到1000万吨，毛织品——5.5亿万到6.5亿万公尺……
赫鲁晓夫宣称，当苏联已经过40年的发展，在国民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的提高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并且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的时候，有一切根据宣布，共产主义已经不是遥远的未来的事情……
从赫鲁晓夫所描绘15年后苏联的前景，就是在工业主要产品产量上超过美国，并实现向共产主义过渡。
莫斯科会议期间的会内会外，共产党的领袖们都在思考、酝酿着本国今后发展的目标。11月18日，毛泽东在莫斯科64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发言，相应地提出：“我国今年有了520万吨钢，再过5年，可能有1000万到1500万吨钢；再过5年，可以有2000万到2500万吨钢；再过5年，可以有3500万到4000万吨钢。当然，也许我在这里说了大话，将来国际会议再开会的时候，你们可能批评我是主观主义。但是我是有相当根据的。我们有很多苏联专家帮助我们。中国人是想努力的。中国从政治上、人口上说是个大国，从经济上说现在还是个小国。他们想努力，他们非常热心工作，要把中国变成一个真正的大国。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15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15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因为我和波立特、高兰同志谈过两次话，我问过他们国家的情况，他们说现在英国年产2000万吨钢，再过15年，可能爬到年产3000万吨钢。中国呢？再过15年可能是4000万吨，岂不超过英国吗？那么，在15年后，在我们阵营中间，苏联超过美国，中国超过英国。”
在社会主义阵营里中苏两个大党、大国相继提出超美、超英的口号下，莫斯科会议后，中国出现了“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大跃进”运动。苏联提出正式“进入全面展开共产主义社会建设时期”，要在最短时间内在人均产值上超过美国，“保证有世界上最高的生活水平”。在朝鲜全面展开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千里马”运动。东欧各国进行着如火如荼的生产劳动竞赛。由此可见，1958年中国敲响“大跃进”的战鼓，绝非是孤立的。
批反冒进发动“跃进”
“大跃进”运动从酝酿到高潮，还经历了一个起动的过程。
毛泽东从八届三中全会起，对1956年周恩来、陈云等及时纠正经济建设中急躁冒进倾向的错误批判，是直接发动“大跃进”的重要步骤。
1957年9月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毛泽东首次在党中央内部错误批判1956年反冒进的正确决策。他说：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省，还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还扫掉促进委员会。这是怎么回事呢？
所谓扫掉了多、快、好、省。毛泽东指责说：“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至于好省，也附带扫掉了。”1955年冬，周恩来提出社会主义各项建设要做到又多又快又好，这得到毛泽东的赞同。同年12月6日，毛泽东在一次关于反右倾保守思想的讲话时说：要加快速度，完成过渡时期总路线。各项工作均又快又多又好，可以更多、更好、更快地进入社会主义。随后，李富春补充了又省。1956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为《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便把又多、又快、又好、又省作为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方针向全国人民提了出来。但是，由于自1955年冬开始不适当地提出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斗争，党内早已存在的急躁冒进的情绪便逐步抬头，人们看重和追求的往往是多和快，忽视和忘记的往往是好和省，因此，这个口号没有起到它应起的良好作用。鉴于这个原因，1956年7月、8月间，周恩来等在起草提交八大讨论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草案进行第三次修改时，在重要位置出现的“多、快、好、省的精神”一语即被删掉了。这以后约一年时间，没有在会议、报刊上再提多、快、好、省。与此同时，周恩来经过同陈云等多次谈话和集体商议，对八大政治报告草稿中关于“到1962年我国粮食生产5200万斤，棉花5200万担”，修改为“到1962年要求粮食生产5000亿斤左右。棉花4800万担左右。”这是周恩来、陈云等坚持“积极而又稳妥可靠的”经济建设方针的具体表现，也是正确总结1956年上半年反冒进的结果。
毛泽东对周恩来等删掉“多、快、好、省精神”的提法和降低1962年粮棉产量指标颇为不满。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上半年，毛泽东对此不作表示。但是，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便说：“好、省我看没有哪个人反对，就是一个多，一个快，人家不喜欢，有些同志叫‘冒’了。”这明显地是针对着周恩来和陈云等同志坚持综合平衡、稳妥可靠的经济建设方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