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说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内部没有矛盾，毛泽东却言一直到共产主义实现之日，人民内部仍有矛盾，要采取不同于对敌的原则，毛泽东的探索究竟有什么意义？又是如何阐发的呢？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毛主席在社会主义时期写下的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它运用唯物辩证法科学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正确地提出和阐述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它的发表，不仅是50年代中期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而且我认为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它仍然显示着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力量，对于促进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仍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毛主席为什么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概括地说，不仅是我国由革命时期转入全面建设时期的迫切需要，也是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以及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验的深刻总结。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下简称《正处》），是1957年2月27日毛主席在1800多人出席的最高国务会议第l1次扩大会议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原题目是《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后来经过整理和作了若干修改、补充，于6月19日公开发表，并定为《正处》。
当时，我国正处在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时期。毛主席说：“中国共产党是领导阶级斗争胜利了的党，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向自然界作斗争，就是要搞建设。”1956年9月党的八大标志着和宣布了中国“由革命到建设”的转变。由于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即敌我矛盾、阶级剥削与被剥削的矛盾基本解决，而人民内部的矛盾则逐渐大量显露出来，突出起来，因此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是“提起一切工作的纲”，周恩来同志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为什么在现在，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扩大会议上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就是因为我们革命阶段过去了，或者说基本上过去了”，“现在面临着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这个阶段，由于革命阶段过去了，大规模群众性的阶级斗争结束了，因此人民内部的矛盾就露出来了，这些问题就多起来，就需要我们处理”。又说，“在社会主义建设阶段有许多新问题”，“最主要的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
列宁指出，生机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毛主席从1956年4月《论十大关系》开始，再三阐明了这样一个基本方针或战略方针：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伟大的事业服务。而如何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呢？1957年5月2日根据毛主席的意见撰写的《人民日报》的社论《为什么要整风？》指出：“所谓团结全体人民，所谓调动一切积极力量，将消极力量转化为积极力量，无非就是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在这里，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同动员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关系说得非常明确。可以这样说，不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不可能胜利地建设社会主义。几十年的历史也证明，这是千真万确的。
当时，我们党的广大党员和干部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状况怎么样呢？毛主席多次指出，绝大多数共产党员和干部（包括高级干部）对人民内部矛盾这个“新问题”都“没有精神准备”，“心中无数”，不知道如何处理。
从1956年下半年起，我国一些地区接连出现了不安定的苗头。据不完全统计，从1956年9月到1957年3月半年时间内，全国发生数十起罢工、请愿事件，每起人数一般有十多人至数十人，多者有一二百人，甚至近千人，共约一万多人；有几十个城市发生大、中学校学生罢课、请愿事件，也共有一万多人；在农村也连续发生了闹社的风潮，如浙江省农村发生请愿、殴打、哄闹等事件1100多起，广东省农村先后退社的有十一二万户，等等。
有人在闹事过程中公开提出要来一个“匈牙利”！刘少奇同志指出，闹事“表现人民内部的矛盾开始在紧张起来，开始在发展起来”。那么，闹事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1957年2月22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关于职工罢工请愿情况的报告》指出：“罢工请愿事件的发生，大部分是由于企业行政上的官僚主义。”“另一部分罢工请愿是由于新工人不断增加，他们缺乏锻炼，思想不纯，而工会组织对他们的政治思想教育又做得不够。”青年团中央在分析学生闹事的原因时，强调指出：“根据闹事的情况来看，基于反革命分子搞乱、破坏的是极少数，绝大部分都是些幼稚青年因学校在学习、生活上满足不了自己要求而闹事的。”毛主席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的讲话中指出：“发生人民闹事的原因有这么一些：有些是因为我们在政治上或在经济上犯了错误。犯错误的原因无非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这些东西。不要都讲是反革命。”稍后，又指出：“这些闹事不能够说主要是反革命，而主要是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我们不会教育，我们不会领导。”少奇同志也说：“人民群众起来闹事的主要原因是我们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这些分析是符合实际的。它说明这些闹事，基本上是人民内部的问题。然而，当时许多党员和干部却认为，“好人不闹事，闹事没好人”，“凡是与政府闹事的就是敌我矛盾”。基于这样的认识，他们对人民群众的闹事：一是“怕”；二是“简单处理”，即采取压制和压服的办法，动辄批判斗争、开除，甚至动用武力。举两个比较突出的例子：一是，广东某县的麻风病防治委员会，要在某乡盖一个麻风病院，和群众商量，群众不同意，而县政府根本不顾群众的意见，硬在那里盖了一所麻风病院。这样就惹恼了群众，有400多人在合作社主任的带领下，把麻风病院的房子拆掉，并把干部的衣服也扯烂了。该县公安局的负责人带领8名警察赶赴现场，开枪打死5个人、打伤9个人。二是，兰州一所技校，外省籍学生要求发给寒假回家路费，学校不同意，300多学生闹了起来，学校领导采取强硬办法，抓了60多人，认为他们是反革命。当然，用这种办法对待群众闹事是极个别的，但采取种种压制和压服手段的则所在多有。毛主席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曾尖锐指出：“现在，有这么一种空气，有相当这样的人，好像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个批评一针见血。当时，有许多党员和干部在掌了权后，不知如何对待群众，一遇到问题，一遇到群众的不满，习惯用革命战争时期对付敌人的办法对待人民群众。正如毛主席所说“随着敌我矛盾在国内基本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开始比过去显露了。但是至今还有许多同志对这种形势不很清楚，还用过去一些老的办法来对待新的问题。”又说：“现在我们有些同志，对待人民内部问题动不动就想‘武力解决’，这是非常危险的，必须坚决纠正的。”
革命是“得天下”，建设是“治天下”，“治天下”与“得天下”的任务不同，办法也就不同。对此，古人多有论述。例如，西汉的陆贾对刘邦说：“凭武力固然可以夺取天下，但不可以治理天下。”贾谊说：“夫并兼者高诈力，安定者贵顺权，推此言之，取与守不同术也。”唐太宗与侍臣论周、秦的修短，说：“周得天下，增修仁义，秦得天下，益尚诈力，此修短之所以殊也。盖取之或可以逆得，而守之不可以不顺故也。”然而，历史上常有人袭用“得天下”的办法“治天下”，结果酿成这样或那样的祸乱，教训良深。毛主席深知这些道理，并经常教育干部要以史为鉴，他在由革命到建设的转变时期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我以为是从更深刻的意义上阐明这些道理，用以教育广大党员和干部学会“治天下”即建设好人民自己的国家的办法。
当时，有没有能够正确对待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党员和干部呢？有，但不多。昆明航空工业学校的领导是一个好的例子。1956年9月初，昆明市发生了由广东来昆明上中等技校的3000多名学生向省人民政府请愿，要求提高助学金和生活待遇的事件。但是，同期到达昆明航校的500名湖南学生，没有受影响，而且很少怨言。其实他们的学习、生活条件比其他学校还差。他们并没闹事，这是为什么呢？当时团省委写的材料说，其原因就在于“这个学校的政治思想工作是做得比较具体切实的”。校领导说老实话，把学校的困难情况如实地告诉学生，动员学生共同克服困难；校领导和师生同甘共苦。学校没有饭厅，师生都吃“露天食堂”，每逢雨天，干饭成了稀饭。但是学生说：“看见老师的干饭也变成了稀饭，我们年轻人还怕这些困难？”发现个别的坏人坏事，严肃处理，并让大家讨论，受教育。就这样，“困难重重的昆明航空学校”办得生气勃勃。毛主席十分称赞他们的做法，说：“这是没有官僚主义的。如果办学校的人，都照这个办法办，那就好了，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办学校的办法。”
许多党员和干部对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不理解，还表现在对待人民群众的思想和精神生活方面。随着“双百”方针的提出和倡导，思想文化界开始活跃起来，在出现一些好的作品的同时，也“鸣”、“放”出一些错误的东西，有毒的东西。这时有些同志就坐不住了。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的陈其通等4位同志，在1957年1月7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的文章。文章说，“在过去的一年中，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越来越很少有人提倡了”，“有些人认为国家已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只需要强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就可以不必强调了”，结果“真正反映当前重大政治斗争的主题有些作家不敢写了，也很少有人再提倡了”，“使文学艺术的战斗性减弱了，时代的面貌模糊了，时代的声音低沉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在文学艺术这面镜子里光彩暗淡了”。这篇文章的实质是反映了很多人对“双百”方针的怀疑和抵触情绪。它一出来就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在l至4月的几个月内曾多次批评这篇文章。他一方面明确指出和充分肯定陈其通等同志“立场很好”，“忠心耿耿，为党为国”，另一方面又尖锐批评他们“方针不对”——“阻止‘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法不对”——“粗暴不讲理”。还说他们“忧心如焚，唯恐天下大乱”，“不相信人民，不相信人民有鉴别力量”等等。《人民日报》在发表这篇文章后长期不表态，也受到毛主席的严厉批评，说他们是“死人办报”。此外，我们党对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许多人思想也不通。有人说“革命几十年都没有叫人监督，现在革命胜利了反倒要叫人监督了！”显然，这种狭隘的不正确的思想情绪，不利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建设社会主义。
毛主席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也是同正确地总结和吸取当时苏联和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教训分不开的。
这里先从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谈起。斯大林的问题，不单是苏共一个党的问题，而是牵涉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问题。对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我们党有自己的看法。毛主席在《正处》的讲话中指出：“批评斯大林有两方面的性质，一方面实在有好处，一方面是不好。揭破对斯大林的迷信，揭掉盖子使大家解放，这是—个解放运动。但是因为他揭的方法不对，没有做过好好分析，一棍子打死，这么—个方法引起全世界去年下半年的几次大风潮，后来又引起匈牙利、波兰事件。”我们党认为斯大林有功有过，功大于过；对斯大林的错误应该批评，但必须在肯定和维护他正确方面的前提下进行。这种看法，集中地反映在《人民日报》编辑部根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写成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中。毛主席一再指出，斯大林的严重错误之一，就是“混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拿对付敌人的办法来对待人民”。在斯大林当权的很长时间内，不准人们对党和政府表示不满，更不准批评党和政府的工作，谁批评，就怀疑谁是敌人，就有坐班房、杀头的危险。苏联30年代后期的肃反扩大化就是这样造成的。斯大林这个错误（以及其他错误）是应该批评的。但是，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批判斯大林错误的时候，采取“一棍子打死”的办法，全盘否定的办法，则是错误的，也是混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用对待敌人的方法对待斯大林。这样搞，只能使“亲者痛，仇者陕”。苏共二十大后发生的世界性反共风潮以及波匈事件，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