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便写一点文字吧。”杂志编者这样叮嘱我。我当然感激他们的好意，同时就想努力写一点什么，报答他们。
然而结果往往是什么也没有写。见面，当面道歉；不见面，写封信去。
写一点什么总得有个意思，这个意思又得肢体完整，眉目清楚，朦朦胧胧像一团烟雾是不成的。我也时常有一些意思，不幸朦朦胧胧的居多。这自然因为学问不够，经验短少的缘故。
譬如读了人家的一篇小说或者散文，我也会觉得某一部分满意，某一部分未免有些欠缺。那么，好，来一篇评论吧。这个我可干不来。评论自有“评论之学”，外行去干，一定非驴非马。譬如，看了《渔光曲》，我就觉得前半部凝练、自然，后半部比较松散、牵强；如果用文体来比拟，这个影片是一篇记叙文，不是一篇小说。可是我不敢写“影评”。就只有这一两句话，写出来岂不笑杀“影评”的专家。譬如，听说张天师求雨，某要人主持“时轮金刚法会”，耳闻驱逐吃月亮的天狗的锣鼓鞭炮声，眼见街头飘飘地挂着“盂兰盆会”的纸锭，我就止不住心头的恨，恨这个鬼神充塞的地方。我能写一点什么去唤醒这批装神弄鬼的家伙吗？
一来是没有多少话好说，“鬼神，根本没有这回事”，这样一句就完了；二来呢，这批家伙是无法唤醒的，除非决定他们的生活方式的条件改变过了。所以，恨了也就完事，从不曾想到写一点什么。
一定要勉强写一点，那也未尝不可。就把那朦朦胧胧的意思作根子，对着它苦苦地想，待它发出枝条，长出叶子来。笔杆儿常常停在手里，写第一句的时候不知道第二句是什么，第二句有了，第三句还没有在一团烟雾里露脸。只要有相当的耐性，经过一番努力之后，也就可以成篇。但是，这样写成功的文字至多像一棵将要枯萎的树，缺少精力，毫无生趣。这种东西，自己看看就觉得讨厌，又怎么能够给人家看？对于人家，又怎么会有丝毫的益处？那么，开头就不要勉强，让笔尖儿插在笔帽里好得多了。
见许多友朋对于无论什么都有层出不穷的意见，嘴里时常滔滔不绝，提起笔来就连篇累牍写个不休，我唯有羡慕，没法追随。
又听他们说“我预备写一部东西，大概有二十来万字”，或者说“这不过是一篇小论文，才只有十万字光景罢了”。这时候我就惊诧他们的“多”，同时惭愧自己的“少”，少到几乎等于零。
如果我懂得一点礼义廉耻之类的古义或者新诠，就可以写几篇《四维论》、《礼义廉耻通释》，去应市面。可惜我对于旧的甲部丙部之学和新的生活哲学都没有研究，只好“不着一字”。
如果我有多余的钱，能够向破落的旧家或者灵敏的书贾买几部希世的孤本，或者出洋到巴黎，伦敦，近一点就是日本各地，在那里的图书馆里看看敦煌的卷子，什么朝代的国画，也就可以写几篇考证文字，希望加入学者之林。可惜我并没有多余的钱，希世的孤本固然不敢梦想，出洋的轮船又难以有缘。
如果我过着闲适的生活，养花、品茶、看山、访友、兴到的时候就可以提起笔来写几篇小品文，在这个年头，小品文是时髦不过的。可惜我每天要往造书的工厂里去，从早上八点起，到下午五点半止，忙的是红墨水、蓝墨水、校样、复写纸之类的事；最近过了一个夏天，没有听到一声蝉鸣，也没有见到一朵荷花，小品文的“灵感”根本就不来访问我的头脑。
以上这些话无非说明我写不出什么，杂志的编者看了，就可以知道我并不是有意违背他们的嘱咐了。
1934年
